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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導讀::美國獨立是英帝國歷史上十分重要的事件,以此為界,英帝國歷史可分為第一英帝國和第二英帝國。本文詳細論述了第一英帝國及其瓦解的原因,并探求了在崩潰之后的第一帝國基礎上,第二英帝國建立的內在原因、采用的統治政策及其發展壯大。而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統治理論的調整是這一切發生轉變的關鍵所在。
論文關鍵詞:美國獨立,殖民地,第一英帝國帝,舊體制,第二英帝國,新機制
英帝國曾是世界歷史上最強大的殖民帝國。史學界對此又有第一帝國與第二帝國的劃分,而這個分期是由一則重大事件決定的。1783年9月,當時不可一世的英國由于軍事上的潰敗以及北美殖民地人民頑強的斗爭,與從自己的殖民地成長起來的新興國家——美利堅合眾國簽訂了《巴黎和約》,正式承認了美國的獨立。這塊英帝國最重要的殖民地使得帝國昔日的光輝黯然失色,該事件也標志性地成為第一英帝國與第二英帝國的分水嶺,深刻地影響了整個英帝國的發展軌跡。
一、潛伏著危機的帝國舊體制及第一英帝國的崩潰
美國獨立并非偶然事件,它是第一英帝國在殖民地統治機制上種種不合理政策發展的必然結果。事實上,英帝國在北美殖民地脫離帝國的前夕已蘊藏著種種危機。
首先,英國對如何管理殖民地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思想,[1]除佐治亞外,北美十三州其余的殖民地都是在1688年以前建立的,而這一時期英帝國正被國王和議會之間的權力斗爭搞得四分五裂。距離遙遠、漠不關心和英國最高權力歸屬未定的局面等因素湊在一起,使英國遲遲未能制定一套前后一致、有連貫性的殖民政策。
其次,英國對殖民地的管理十分混亂,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全權負責殖民地事務,帝國對殖民地的控制是靠許多個不同的部門來行使的。在這種多重管理體制之下,英國對殖民地的控制顯得十分隨意,極不協調,各個部門之間也互不通氣。例如,負責殖民地事務的貿易局只是一個咨詢機構,其性質類似一個全國性的商會。其主要工作是接受各殖民地總督的所有來信和殖民地議會事務,并將有關法律送到相應的部門。涉及有關財政部和海軍部的事務,貿易局不能命令它們采取行動,而只能請求采取行動[2]。而海軍部和陸軍部雖說負責殖民地的防務,卻很少與貿易局相互磋商,甚至即便是在倫敦的英國大主教也想在殖民地插上一腳。總的來說,各部門在殖民地事務上都不愿與其他部門采取共同行動。
而從更深層次看,第一帝國時期潛伏著的危機,更與其不合理的殖民舊體制密切相關。
第一,舊的殖民理論體系無法解決英國與殖民地的矛盾。
第一英帝國是在重商主義理論指導下形成的。按照該理論,殖民地的作用在于為母國生產原材料,消費母國的工業品。為此,長期以來,英國在重商主義理論指導下,制定了一系列關于殖民地的政策與法令,以保護其對殖民地的掠奪和控制,限制殖民地工業的發展。這理所當然地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不滿。隨著殖民地自身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力量的壯大,其同宗主國英國在政治、經濟上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矛盾。他們強烈要求英國放松對殖民地經濟上的限制。而重商主義者為了獲取更多的利潤,則需要加強對殖民地的控制,雙方的矛盾已難以消除,重商主義殖民理論已無法解決帝國出現的巨大矛盾。
第二,殖民地巨額的防衛費用也是重商主義殖民地理論難以解決的問題。
“七年戰爭”結束后,英國在美洲殖民地巨額的防衛和管理費用成了困擾英國統治者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按照重商主義殖民理論的觀點,殖民地應支付其防衛費用,通過商業調控,殖民地應對母國有所貢獻,占有殖民地應獲益而不應擔負債務。在他們看來,美洲殖民地在和平時期應該分擔防衛印第安人的費用。[3]
但實際情況是,英國在北美的開支持續飆升政治論文,收益卻十分有限。為此,英國政府從1764年開始連續頒布了《食堂條例》、《印花稅法》等法律。據估計,這些條例如果不遭受殖民地人民的反對而能切實地執行,所征收的稅款可達10.5萬英鎊到14.5萬英鎊之多,幾乎夠供給英國在北美殖民地駐軍一半的費用。[4]但是,這些法令與殖民地人民既有的傳統發生了激烈的沖突。英國想通過執行重商主義的一系列法令,限制殖民地工業的發展,以便減輕英國在殖民地的負擔,而美洲殖民地人民則想保住已有的自由,擺脫英國對他們的經濟束縛。在這種情況下,英國要么放任殖民地自由發展和進行走私,并繼續承擔巨額的殖民地防衛費用,這顯然不符合它的利益,也與重商主義殖民理論完全相悖,因為重商主義理論要求從殖民地取得貿易的好處;要么加強對殖民地的控制,對殖民地進行征稅,減輕英國在殖民地的負擔,然而這又遭到美洲殖民地的強烈反對。舊的理論在面對此類問題時捉襟見肘,陷入困境。
最后,美利堅民族的形成也使舊的殖民體制無以為繼。
18世紀中葉,美利堅民族開始逐漸形成,在反對英國的斗爭中,北美殖民地走向了聯合?!队』ǘ惙ā吠ㄟ^不久,馬薩諸塞便邀請各殖民地派代表舉行會議,來考慮《印花稅法》的威脅,[5]由于美洲殖民地的居民大都是英國移民或英國人的后裔,他們把英國人的自由傳統完全繼承過來。同時由于美洲殖民地從一開始就具有較強的自治傾向,所以他們對于英國的高壓政策反抗尤為強烈。當1764年《食糖條例》頒布后,馬薩諸塞群眾運動的組織者與宣傳家塞繆爾·亞當斯對此堅決反對,他認為英國議會中并無殖民地的代表,任意征稅,實系違反了英王特許狀中允許馬薩諸塞議會征稅的原則。[6] “無代表,不納稅”的口號迅速在殖民地傳開,并且成了殖民地人民強大的思想武器。
由于美利堅民族的形成,他們無法再接受英國議會所頒布的法令,重商主義殖民政策已經成為殖民地發展的巨大障礙,無法應對殖民地出現的新情況。在這種形勢下,英國卻不明智的頒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試圖加強對殖民地的統治,并且采取了高壓政策,使殖民地人民感到他們未被當做是英國的子民,從而導致認同感的消失,離心傾向日益明顯。北美殖民地人民也由“爭取美利堅所理解的自由,期望使英帝國恢復到以前那種美滿狀態”,[7]轉化為爭取民族獨立,最終導致第一英帝國的瓦解。
由此可見,英帝國的殖民地舊體制危機四伏,不僅在指導理論上不合時宜,而且實踐操作中也每每是事與愿違。美國的獨立便是上述矛盾激化的產物和集中體現。
北美十三州的分離“是18、19世紀中英國權勢擴張大潮流的一股逆流” [8],對英帝國是一個極為沉重的打擊。失去北美殖民地的英帝國,與當年曾經煊赫一時的西班牙帝國與荷蘭帝國的情形頗為類似,極有可能步這兩個國家的后塵,淪為二流國家。帝國國王喬治三世認為英國絕不會從這一次失敗中恢復元氣,其本人甚至想到了退位。而其他殖民國家對英國的窘境十分慶幸,它們認為,一旦英帝國瓦解,自己就可以在以前被禁止的北美殖民地進行商業活動,從而減少英國的出口,擠壓其生存空間,最終導致英國崩潰。
美國的獨立直接摧毀了第一英帝國。解體后的英帝國變得支離破碎:在北美大陸,英國僅剩下了魁北克、新斯科舍、紐芬蘭等殖民地;在印度,英國保留著孟美、馬德拉斯、加爾各答三個殖民據點。而在這些殖民地中,魁北克和新斯科舍地廣人稀,一片荒蕪,生存條件極為惡劣;在印度,英國人則陷于印度人的汪洋大海之中。風雨飄搖的帝國似乎已搖搖欲墜,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二、新的統治機制的建立及促使其產生的因素
歷史的發展往往是在人們預料之外的。第一英帝國崩塌后,英國并沒有江河日下、一蹶不振。政府從美國革命中吸取教訓,及時調整了殖民政策,采取靈活、務實的方針政策,苦心經營,使印度、魁北克這兩個原有殖民地得以鞏固和擴大,而且不斷向全球的各個地域和角落擴張。這樣,帝國不僅扭轉了頹勢,而且運用新的殖民統治機制建立起了第二英帝國。
新調整后的殖民統治機制主要包括:將第一帝國時期名稱各異、管理混亂的殖民地置于國家的掌控之下;將原先的多元制管理調整為一元制管理;摒棄重商主義殖民理論,轉而鼓勵自由貿易;對殖民地的經濟控制漸趨松弛,直至放棄對殖民地的貿易壟斷;改變過去對殖民地只側重經濟的做法,加強了在政治上的控制;開始關心土著殖民地人民的疾苦,承擔起對殖民地的道德上的義務;從法律上制約殖民地官員收受賄賂、敲詐勒索的腐敗行為;由拓殖奪取殖民地和貿易壟斷轉化為占領戰略基地、促進帝國貿易發展,向自由主義殖民帝國過渡。
帝國對殖民地統治機制進行調整和改革、發生上述重大轉變并不是偶然的,主要是由以下三個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第一,美國獨立的經驗教訓。
如上所述,整個第二帝國的重建就是從美國獨立這則事件開啟的。因此,美國獨立就成為促使帝國調整殖民政策的首要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美國獨立之前,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的統治主要側重于經濟方面,政治家大多將視野限定在商業路線上,而對政治的控制十分松弛,殖民地享有極大的自由,這對導致獨立埋下了隱患。美國獨立后,英國政府對其殖民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在他們看來,美國獨立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國給了美國太多的自由。“我們曾經讓舊的殖民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發展,結果卻失去了它們。”[9]所以,美國獨立之后,英國對殖民地政策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抑制殖民地的自由。殖民地在政治形式上對母國缺少依賴是英國在舊殖民地失敗的根源,“我們給了他們政治自由,這些自由必然包括主權,其結果便是獨立論文開題報告。”因而英國應該“在(殖民地)政府行政部門最大限度地存在影響。”[10]
基于上述思想,英國政府在美國獨立之后調整了新的殖民政策。
美國革命之后,英國逐漸拋棄了舊的重商主義的殖民政策。他們認為,為防止民主思想的泛濫和激進主義的影響政治論文,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強對殖民地的統治,限制殖民地議會的權力。如果給與殖民地太多的民主,就必然會引起革命。這種思想成為了美國獨立之后英國政府調整其殖民政策的出發點。
第二,工業革命的發展。
18世紀中葉開始,英國工業革命開始迅速發展,工業革命使得社會生產力有了驚人的發展。英國迫切地需要將產品出口到別的國家和殖民地,英帝國的政策目標也由開拓殖民地、壟斷殖民地的貿易轉移到擴大在全世界的貿易??刂茟鹇曰匾源藖肀Pl帝國貿易。而同時工業革命帶來的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經濟實力的壯大以及英國在海上的絕對優勢的地位的確立,使得這個目標的實現有了保證。帝國的根基由重商主義開始向自由貿易轉變。
工業革命的持續進行,又促使英國去尋找更多的原料產地和產品銷售市場,這使得英國人認識到,不再需要對殖民地的貿易進行壟斷,也不必對殖民地的原料進行保護,相反,為了使英國的工業品進入別國的殖民地市場,英國需要別的國家也實行自由貿易。于是,提出了“貿易優先于統治”的原則,這個原則構成了第二英帝國賴以安身立命的原則,在該原則的指導下,英國在印度的統治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控制了一個地域廣闊、人口稠密的大國,并且在對待其他殖民地的關系上也獲益頗多。
第三,人道主義運動的影響。
18世紀下葉,英國在經濟上飛速發展的同時,在宗教文化領域,興起了福音教育派以及隨之而來的人道主義運動。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公眾道德標準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此人們對待帝國的責任心也發生了變化。如何對待附屬國人民的問題,在國內已不再是無關緊要的事,這種觀念的變化影響了帝國政策的制定。
第一英帝國本質上是商業帝國,它主要關心的是商業利潤,而很少為殖民地人民考慮,對于奴隸和奴隸制,也很少同情。[11]人道主義運動則認為:所有的人必須對那些不幸的兄弟同情,理解,不論他們的人種,膚色如何。由于這種觀念的變化,在英國人們開始考慮帝國的責任問題,一種新的帝國道德感在國內產生。他們認為帝國應該對它所統治的人民負責,為殖民地建立一個好的政府使大不列顛道德上的責任。[12]而這種新的帝國道德感的產生,既是英國調整其帝國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第二英帝國與第一英帝國最根本的區別之一。
三、新機制在印度的實踐及第二帝國的發展壯大
如果說上面論述的新機制的建立還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上,它的實際操作價值還有待考證,那么,英國對印度殖民地政策的調整和管理,就成了檢驗這種新機制功效的理想試驗地。歷史的發展業已證明,剛剛站立起來的第二英帝國運用新的殖民統治機制,在這塊殖民地的治理上是比較成功的。而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在英帝國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代表了第二英帝國初建時帝國發展的方向。
北美十三州的分離,使得英帝國的中心轉移到了印度,這樣“把印度作為對可能丟失的美洲殖民地的補償,使得印度在人民感情中的地位日益增強。”[13]第一英帝國瓦解之后,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就成了首要議題,英國政府必須采取切實可行的辦法。東印度公司的敲詐勒索行為引起了人們廣泛的不滿,喚起了人們的責任感,人道主義者及民族主義者聯合起來,要求采取果斷補救措施。[14]在這種形勢下,英國議會相繼頒布了幾項法令,通過此種途徑來加強和改善帝國對印度的統治。
1773年,英國議會頒布了《調整法案》,這是英國議會插手印度事務的第一步行動。而在此以前,公司董事會對有關統治印度的決策是不過問的。
《調整法案》標志著英國首次將東印度公司置于議會控制之下,將印度殖民地事務由公司行為轉變為政府行為。法案所規定的設立孟加拉最高法院,其目的是為了取代腐敗而又效率低下的加爾各答法庭,是為了強制執行法案,防止東印度公司職員濫用法律,給土著居民提供有效的保護。[15]它標志著英國議會對印度人民首次給予了關注。
但是,《調整法案》只是使英國政府限制了東印度公司,并未能控制公司。它也沒有使公司董事會有效地控制公司職員,職員的種種腐敗行為并沒有消除,這要等到后來《印度法案》的出臺,才解決了這個重大缺陷。
《印度法案》是第一英帝國瓦解后英國政府為拯救帝國所采取的重大行動。它結束了《調整法案》試驗帶來的災難,將公司的政治行動置于英國政府政策指導之下,制止了東印度公司職員的腐敗行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印度法案》的核心思想是實現國家對印度事務的控制。所謂國家控制印度事務,實際上就是用英國式的法律來限制東印度公司的不法行為和根除公司職員的腐敗現象,制止不必要的戰爭,改善人民的處境,改變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形象,以保證英國獲得更多的利潤,使其在印度的統治更加穩固和持久。盡管這種政策的出發點仍是為了英國的殖民統治服務,但它畢竟在客觀上有利于改善印度人民的悲慘處境,是一種嶄新的殖民政策。這種殖民政策有助于運用英國政府的力量,懲治東印度公司職員的種種腐敗行為,從而鞏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與舊的重商主義殖民政策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英國政府對印度事務的真正控制正是通過1784年《印度法案》來實現的。它是繼1773年《調整法案》后,英國政府采取的第二個行動。這樣,通過1773年《調整法案》和1784年《印度法案》及以后的補充法案,英國形成了對印度事務雙重權力中心統治機制,議會監督局規定政策方針,東印度公司董事會負責日常管理和任命官員,第一個中心高于第二個中心,但只能通過第二個中心起領導作用,這就是東印度公司和英國議會的共同管理機制。從此以后,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一切行為都在英國議會的控制之下,改變了舊的殖民統治體制下東印度公司為所欲為的局面。而且該法案禁止東印度公司主動挑起戰爭,規定嚴懲公司職員的腐敗行為,其目的就是為了在制度上根除暴政,它試圖給印度人民一個“好”的政府,英國也打起了關心“印度人民利益”的旗號,這是舊的殖民統治體制之下所沒有的,標志著一個時代的來臨政治論文,開創了英帝國發展的新紀元。
新機制的全部內容在印度殖民地的實踐雖然只是得到了部分的體現,但它旺盛的生命力已經露出了端倪。由此,我們也可以對第二英帝國新機制的功效窺一斑而見全貌。
到拿破侖戰爭結束時,新的帝國統治機制已經基本形成,從第一英帝國到第二英帝國的轉變也基本完成。英國針對各個殖民地的不同情況,實行了迥異的統治方案。對英屬北美諸殖民地及其在西印度舊的殖民地,英國在那里實行的是代議制政府,由殖民地自己管理自己,英國通過加強總督的權力,縮小殖民地議會的權力,實現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的控制。在這類殖民地中,非英裔居民的法律、宗教、語言、文化,均得以保留。而對于印度等土著殖民地,如上所述,英國則承擔起對殖民地的義務,為殖民地建立起了良好的政府,用人道主義作為其指導思想,懲治腐敗、根除暴政、關心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興辦教育,修筑鐵路,促進了殖民地經濟文化的發展。同時也鞏固了英國在這些殖民地的統治。也正因為在第一帝國解體之后英國政府采取了新的殖民政策,用新的帝國理論作為其指導思想,第二英帝國才具有更強大的生命力,從而使英國對殖民地的統治更加鞏固。
新機制在第二英帝國發展的過程中,其本身還在不斷地演進和發展,由此衍生出一些理念在處理殖民地尤其是新殖民地問題上更加進退有度,靈活自如。殖民地的用途更加多樣性,不再僅僅局限于經濟利益和軍事力量方面,比如澳大利亞的拓殖只是為了安置流放犯。帝國也不再像先前那樣患得患失,能夠容忍一些殖民地的喪失。第二英帝國在對殖民地問題上的駕馭能力已顯得自信從容、游刃有余。
在加強和改善已有殖民地統治的同時,新生的第二英帝國在殖民擴張道路上也繼續向前推進,帝國的版圖大幅度擴大。在亞洲,英國是最大的歐洲勢力;在大洋洲,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被收入囊中;在非洲、加勒比海地區以及拉丁美洲,英國人的統治區域也在持續膨脹。世界各大洲都能看到英國殖民者的身影,越來越多的非歐人群被納入到了英國人統治的范圍。第二英帝國取得了比第一英帝國更為輝煌的成就。
結 語
1783年北美十三州的喪失曾使英帝國遭受重創,陷入了山窮水盡的困境。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誰能料想到這一事件竟成為帝國發展壯大的契機?英國政府痛定思痛,從中汲取教訓,剔除了先前許多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并又建立起更為靈活、有效的行政機制,使得帝國在短短的時間內峰回路轉、柳暗花明,從而完成了第一英帝國向第二英帝國轉變過程——盡管這個過程經歷了陣痛,且是以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喪失為前提的。新生的第二英帝國生機勃發,在殖民管理和殖民擴張上齊頭并進,一路高歌,締造了一個地域更為廣闊、管理更為有效、內涵更加豐富、統治更加持久的大帝國,基本上確立了以后“日不落帝國”的雛形。而追本溯源,英國政府關于殖民地統治理論的調整是這一奇跡發生的關鍵所在和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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