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臺灣獨立運動(簡稱臺獨運動或臺獨)現代是指在基于國民主權原則及臺灣全體住民公民投票選擇的條件下，建立主權獨立國家臺灣共和國的政治運動。臺獨運動的起源可以溯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但是，多數的學者認為戰前的臺獨運動和戰后的臺獨運動在性質上并不相同。文章發表在《政治學研究》上，是政治法律論文發表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民族復興 兩岸分裂 國家統一 路向 “國際化”陷阱

　　在民族復興的視野下理解兩岸關系，兩岸分裂是在民族復興進程中，國共兩種復興路向斗爭的后果，它本身就預設了國家統一的立場。因此，“臺獨”不但是對臺灣政權的背叛，對其法律的違反，更是對中華民族和復興大業的背叛。在為統一提供思想支持時，要警惕和避免“國際化”陷阱，重新回到歷史-本土文化，從中汲取思想資源。統一祖國，必須堅挺中華民族的絕對主體性。

　　一、兩岸分裂狀態對國家統一的預設和立場

　　民族復興是近代中國的最高使命。兩岸國人共仰的孫中山就把民族復興作為中華民族同時也作為國民黨的最高使命(興中會就提出了“恢復中華”)。在實現民族復興的旨歸上，兩岸并無分歧。統一祖國是民族復興的使命之一。因此，在民族復興的視野下，我們可能超越政黨、階級的特殊利益，超越由特殊利益產生的狹隘視野和對問題的局限思考方式，獲得對兩岸關系的更符合歷史真實的理解，獲得中華兒女對中華民族的更大認同，獲得中華兒女對民族復興的更大熱忱和對統一祖國的更大支持。

　　臺灣與大陸的分裂在今天是一種事實，它是歷史的產物，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黨斗爭的后果。

　　國共斗爭不是民族與民族的斗爭，不是地區與地區的斗爭，更不是國家與國家的斗爭，而是兩條民族復興路向之間的斗爭，因此，國共斗爭是我國內部的斗爭。[①]理解國共斗爭的本質，是理解兩岸分裂的本質的關鍵。民族復興路向在此也可以稱作國家發展路向，它包括在民族復興的旨歸下對國家形態、國家發展思路、發展目標、發展途徑等等的設計。近代以來，在世界列強的侵略下，我國延續了幾千年的發展路向被干擾、打破和中斷。我國被迫重新考察、權衡、選擇新路向，導致路向的轉向。在轉向中，志士仁人摸索出幾種路向可能性。到了抗日戰爭勝利后，復興路向集中在以國共為代表的路向上。

　　二、“臺獨”對臺灣政權和民族復興的背叛

　　1、民進黨、陳水扁“總統”和臺灣法律機關違反臺灣法律

　　以民進黨為代表的“臺獨”勢力，既是對臺灣政權的背叛，也是對中華民族的背叛。

　　臺灣政權的目前政治建構和法律體系，都是堅持國家統一立場的。臺灣政權頒行的《國家統一綱領》明確指出：“叁、原則：一、大陸與臺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國家安全法》(原名為《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第二條(集會結社之限制)之明確規定：“人民集會、結社，不得主張共產主義，或主張分裂國土。”

　　民進黨(以及一切“臺獨”勢力)拋出“臺獨”主張，分裂國家，直接違反了臺灣政權的現行法律。因此，按照臺灣法律，必須對民進黨(以及一切“臺獨”勢力)繩之以法。

　　根據臺灣法律來衡量臺灣的某些對待國家統一的行為，有如下一些行為違法：

　　第一，民進黨違法，違背了《國家安全法》之第二條之不得“主張分裂國土”之規定。

　　第二，陳水扁是非法競選“總統”，因此非法當選“總統”。[⑦]

　　三、民族復興是國家統一的合法性基礎

　　民族復興是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的最高使命。與歷朝歷代的中興相比，民族復興直接應對、挽救由于外國的入侵引起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危機。民族危機表現軍事上被侵略、領土上被分裂、經濟上被剝削、[⑧]政治上被壓迫、文化上被同化的危機狀態。民族復興就是要擺脫這些危機狀態。

　　雖然兩岸分裂直接是兩種路向之爭的后果，但是，之所以要尋找新路向，卻是因為外國入侵引發了民族危機。回溯歷史，兩岸分裂正是民族衰微、無法有力反擊列強入侵的表現。沒有外國侵略，就沒有今天的兩岸分裂。

　　民族復興是中華民族的最高使命，并且是遠未完成的使命。國家統一蘊涵于民族復興大旗之下的具體使命之中，民族復興是國家統一的終極合法性基礎。民族復興對于中華民族來說，是天命，是沒有根據的，它自身就是一切的根據和基礎。民族復興，就是中華民族的最高之法，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利益。國家的一切努力，都必須接受民族復興使命的合法性檢驗，都必須指向民族復興，為了實現民族復興。在抗日戰爭中，本來相互視為仇寇的國共兩黨，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放棄放棄黨派之爭，就是因為在民族大義面前，各種具體的斗爭都是次要的。

　　四、大一統：國家統一的王道合法性

　　在歷史上，中華民族屢遭分裂之患，反分促統是中華民族的基本訴求。中華民族也形成了一套反分促統的思想。在歷史上，道學的大一統思想為反分促統提供合法性基礎。

　　“大一統”之“大”不是大小之大(形容詞)，而是尊大之大(動詞)，即推崇的意思。“一統”不是今天的整齊劃一意義的統一，“一”是元，指道;“統”是始，有統率之意;“一統”就是元始。“大一統”是指推崇王道，而不是指行政或者政令的整齊劃一。[12]

　　大一統思想正是形成于董仲舒，但其淵源早在董仲舒之前。周代及其以前的封建制度就是大一統的具體實現。“封國土，建諸侯”，是由以天子為代表的中央的分封，它本身就是中央的統一行動，是王道大一統的展開?？鬃釉唬?ldquo;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則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這也是大一統思想的淵源之一。董仲舒闡釋了大一統思想，是要為國家政治的合法性建立一個的形上根據，并從這個根據出發建立一個普天之下的公共交往平臺，各種具體的思想、風俗、政治建構等等，都可以在此平臺之上和而不同。一個國家必須有一個基本的公共交往平臺。

　　五、警惕和避免“國際化”陷阱

　　警惕和避免合法性建構的“國際化”陷阱

　　在民族復興視野下，我們應該重新理解合法性問題。

　　首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號的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不是任何國際力量賦予的，而是中華民族及其人民自己賦予的，是中國人民通過自己的選擇，放逐了國民黨政權，授命共產黨，把實現民族復興和正德利用厚生的希望和重任囑咐給了它，并由之組建了新的中央政府，以之為核心領導力量。[16]所以，中央政府的正統地位或者合法性是由中華民族自行賦予的，中央政府所合的法，不是別的，乃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央政府所合的法，決不是國際法。[17]任何國際組織是否承認中央政府的正統地位對于中華民族來說不是根本的。[18]國際組織是否承認中央政府的正統地位，只可能通過影響中國的國際環境來影響民族復興的具體進程。雖然中國在科技等方面的國力還比較落后，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研究、借鑒外國的先進科技等工具加速民族復興進程，但是，民族復興的根本途徑是自力更生。

　　其次，統一國家的合法性基礎也是民族復興，而不是任何國際法。我們前面談到，兩岸關系完全是國內事務。

　　六、外國干涉的根據、方式和可能性

　　在處理兩岸關系上，我們必須堅挺絕對主體性。我們不希望、不害怕并堅決反對外國(勢力)的干涉，這是我們的堅決態度。但問題是：外國一定要強行干涉，我們怎么辦?

　　譬如，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抗日戰爭等等，無一不是中華民族不希望的，無一不是中華民族義憤填膺而堅決反對的，但是，憤怒歸憤怒、反對歸反對、侵略歸侵略。列強何曾理會中華民族的憤怒和反對了?問題不是靠憤怒所能解決的。

　　外國為什么欲圖干涉兩岸關系?其根據是什么?答曰：其根據是利益，絕對不是為了維護正義、自由、民主。

　　如果美國、日本等真是為了正義，那么，它們就不應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不應該與臺灣政權斷交，而應該繼續支持臺灣政權。

　　七、從康熙統一臺灣看國家實力是統一的根本保證

　　美國的強大，這是事實，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如果美國要強行干涉中國內政，引發戰爭，這決不是僅僅靠粉身碎骨渾不怕和義憤填膺就能解決問題的。我們當然必須憤怒、勇敢、堅強，但是憤怒、勇敢和堅強必須轉化成富國強兵的驅動力，再轉化成現實的強大實力才是有效的。否則，粉身碎骨和義憤填膺的結果仍然只是粉身碎骨和義憤填膺。面對這種基于利益而行動的暴力，沒有什么道理好講的，一切道理和理念都是自欺欺人的，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富國強兵，具有抵抗外國暴力的實力，并具有遏制、殲滅這種暴力的實力。

　　以史為鑒，從康熙統一臺灣可以明白這一點。當時的情勢，我們應該關鍵的兩個方面。第一，大清王朝日益強盛，大體能夠正德利用厚生，并能秉承中華文化，民心相向，人民認同了大清王朝的正統地位，大清就成為中國的中央政府。[26]同時，南明政權根本無力與中央政府抗衡。第二，沒有外國勢力干涉兩岸關系。雖然曾有荷蘭人盤踞臺灣，已經被鄭成功驅逐了。而鄭成功能夠驅逐荷蘭人，最終依靠的仍然是軍事實力。從鄭成功驅趕荷蘭人可知，外國勢力不是不想霸占臺灣或者干涉中國內政，而是沒有足夠的實力。因此，第二條又回到了第一條，國家強大是實現國家統一的保證，尤其是在今天的以西方列強的意志為主導的，以弱肉強食為本質的叢林規則亦即世界秩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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