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上演了一場民國鄉村建設運動。這是一場在“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思潮影響下的民族自救運動，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許多學者對這場運動褒貶不一。本篇筆者試把“鄉建派”領導的國民鄉村建設運動與同時期中共領導的農民革命運動進行比較，以求探索出研究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新視角。

　　論文關鍵詞：民國鄉村建設運動,中共領導的農民革命

　　自古以來，中國政府實行“以農立國”的基本國策，農業在國民經濟中處于支配地位。到了近代，“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80%以上，國民生產總值中農業所占比重高達61%，其中尚未包括農村手工業”[①]。然而正是這個以農立國的國家，經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長達五分之四個世紀的掠奪，本國傳統勢力持續數千年的剝削，資產階級領導的現代化的數十年沖擊，以及接連不斷的天災打擊等等諸方面原因，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出現了農民貧困、農業衰落、農村凋敝的現象。

　　時局的艱難，驅使了一批具有深遠眼光的實干知識分子把目光投向了農村。他們希望把復興農村和挽救民族危亡結合起來，以求實現民族的再造。先是章士釗、王鴻一等一些重農理論家，后是晏陽初、梁淑溟、盧作孚等一批實干家。對于這場鄉村建設運動的規模，鄭大華曾描述到：“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興起過一場鄉村建設運動，參加這一運動的學術團體和教育機構達600多個，建立各種試驗區1000多處。”[②]

　　一.“教育救國”、“實業救國”與民國鄉村建設運動

　　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促使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從盲目閉塞、自視高人一等的天朝上國美夢中掙脫了出來。他們發現這次的敵人不是以前那些僅靠軍事實力來征服他們的蠻夷之邦，而是一個不僅在軍事方面勝過他們，在經濟文化方面也優于他們的西方新型資本主義強國。“落后的民族總是被他所征服的民族的先進文化征服”的真理已經完全不適用當時的時局。

　　面對強敵，中國的有識之士深感學習西方的必要性。無論是洋務派的“師夷長技以自強”，還是維新派的“鼓民力、開民智、興民德”，都提倡“興辦教育”。與這一思想一脈相承，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了一些平民教育家，代表人物有晏陽初、陶行知、黃培炎、梁漱溟等，這些人物“受惠于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又得西方現代教育理論的滋養，對中國問題這一病癥的把握更為精確，對教育功能的認識也更為深入”[③]。進而，他們“從更為廣闊的視角認識教育的社會功能，或強調教育與政治革命之關系，認為惟有通過發展國民教育這一有效途徑，才能改變和提高公民素質，從而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一系列政治與社會問題;或從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角度提出‘教而富之’，以使中國近代以來的積貧積弱局面得以改弦更張，‘教育救國’之思想更成潮流”[④]。在這一思潮的指導下，他們發起了一場民國鄉村建設運動。

　　平教會的領袖——晏陽初看到了中國四萬萬民眾的真實狀態：智力低下、生產力落后、缺乏團結力、公共心。因而他從提高國民素質出發，根據中國鄉村的基本問題是“愚”、“窮”、“弱”、“私”，主張“用文藝教育攻愚，培養農民的知識力;用生計教育攻窮，培養農民的生產力;用衛生教育攻弱，培養農民的強悍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養農民的團結力”[⑤]，并用社會式、學校式、家庭式三種方式對農民進行教育。這就是著名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的“定縣模式”。平教會的另一位領袖——陶行知，跟晏陽初一樣也重視提高國民素質，并主張“教育與農業攜手”[⑥]。他在南京創辦的曉莊師范時，還提出了“書呆子莫入館”的著名論斷。

　　具有深厚傳統文化功底的梁漱溟在結合晏陽初思想的基礎向前更邁進了一步，他認為中“國問題的癥結并不是一個個具體的愚、窮、弱、私等問題，而是中國何以存在這四大問題”[⑦]。他提出：“中國問題不是什么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極嚴重的文化的失調”[⑧]。在此，陳留根評價到：“在梁漱溟眼中,中國的問題是文化問題,無論是民族問題,還是政治問題、經濟問題都可以看成文化問題”[⑨]。不過，在梁漱溟看來，“造成文化失調的原因是西洋文化勢力的侵入，而不是機械性的階級沖突，因此不能機械性地運用暴力革命來解決，而只能以教育去促進文化的改造”[⑩]。根據這一理論，他創建了“鄒平模式”。黃炎培則從社會現象的角度大聲疾呼：“今吾中國至重要至困難之問題，闕惟生計。曰：求根本解決生計問題，闕惟教育”[11]。從而黃炎培提倡“大職業教育主義”，實現鄉村改進試驗與“富教合一”教育觀。

　　幾乎與“教育救國”思潮形成的同時，“實業救國”的思潮也出現了，其開創代表當屬張謇，他們看到了西方列強在經歷兩次科技革命后的強大，并被資本主義工業化所取得的成就深深地吸引。這種思潮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也影響了一位重要的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實干家，他就是被毛澤東譽為“四個不可忘記的民族實業家”之一的盧作孚。盧作孚不同于上述幾位實干家把教育放在首位，而是“把‘經濟事業’，放在了‘文化事業’、‘社會事業’之前”[12]。從而開創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3]的“北碚模式”。盧作孚根據這種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甚至在“1944年,一家外國報刊載文驚呼北碚是個‘平地涌現出來的現代化市鎮’”[14]。在此，晏陽初[15]、梁漱溟[16]、陶行知[17]等也給出積極的評價。對于他們評價的具體內容，筆者不想多說，以免使讀者感到煩躁，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根據下面注釋去尋找。

　　“教育救國”和“實業救國”對“鄉建派”的影響是巨大的，但是兩者所產生的效績卻是不同的。為什么呢?關鍵是“民國時期,農民生活極其困難，他們迫切需要解決的是生計問題，教育并非當時急需。當教育不能盡快地帶來明顯的經濟效益時，農民實際上對教育是需而不求。所以，通過教育來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雖是長遠之計，是農民的長遠需要，但在當時卻難以實現”[18]。

　　二.與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相比較

　　幾乎與民國鄉村建設開展的同時，中共也正在實踐自己的農民革命理論。早在1919年，李大釗發表了一篇題為《青年與農民》的短文，文中以一段充滿詩意的文字向青年指出了方向，“青年啊，速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呵”[19]。雖然這兩場運動，都想挽救民族的危亡，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過與“漸成勢力的鄉村建設群的主張不同，共產黨人知識分子最終選擇了更為激進的方式進入農村”[20]。因而，兩者有著重大的區別，表現如下：

　　一、兩者對代表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利益的國民黨政權的態度不同

　　“鄉建派”在民國鄉村建設運動中，實際上“走上了一個站在政府一邊來改造農民，而不是站在農民一邊來改造政府的道路”[21]。即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從而，在當時他們絕大多數是在國民政府一邊的，像江寧、山西、廣西等實驗區就是國民黨政府直接操控的。稍有一點不符合國民黨管理條例，就會被國民黨以通敵的罪名取消，如陶行知創辦的南京曉莊師范。因而“到1932年第二次全國內政會議召開前后，他們放棄了以純教育或學術的身份推行鄉村建設立場，而提出了‘政教合一’的口號”[22]。而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是要通過武裝革命的方式來奪取國民黨政權，進而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即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來反對代表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利益的國民黨政權。

　　二、兩者的性質不同

　　“鄉建派”的內部成分比較復雜，“有官辦的，有民辦的，有半官半民辦的，有學校辦的，有的甚至是個人辦的;有的是政治機關，有的是學術機構，有的是私人團體”[23]。可是，“不管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似乎都不贊同用‘革命’的手段，而傾向于漸進的改良，因此這場在30年代很熱鬧一陣的鄉建運動又被視為是一場農村改良運動”[24]。在此，鄭大華[25]、李在全[26]、郝宏桂[27]以及晚年的梁漱溟[28]都有相似的論述。而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毫無疑問是一場革命。

　　三、兩者所采取的具體措施不同

　　(1)在政治上

　　由于“鄉建派”推行鄉村建設運動需要國民黨中央政府和地方地主鄉紳的合作，以及與某些帝國主義有聯系，所以他們反對反帝反封建的暴力革命，相反，“國民黨及省縣政府的法令,無論反動與否,都必須執行”[29]。從而，他們是“在維護現存社會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取和平方式，通過興辦教育、改良農業、流通金融、提倡合作、辦理地方自治與自衛、改善公共衛生以及移風易俗等改良措施，復興日趨衰敗的農村社會經濟，實現‘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30]。而中共則以農村為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并在農村造就革命力量，創建紅軍，帶動農民實行對農村的根本變革。

　　(2)在經濟上

　　“鄉建派”不主張沒收地主的土地，而是主張“依靠政府用立法的形式，設為種種限制，裁抑地主，終使其土地出賣”[31]。不過，他們更多重視的是教育，希望通過教育增強農民生活技能和文化素質。可是，他們“企圖僅僅通過教育改造農村,而不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這是難以奏效的”[32]。而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明確提出“不繳苛捐雜稅，不繳預征錢糧，減租百分之二十五，取消高利貸，沒收大地主土豪劣紳及反革命的土地，沒收祠堂廟宇等及一切公有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33]等口號。

　　四、農民反映不同

　　因“鄉村派”依靠的是少數“鄉村領袖”，亦即地主豪紳，有時還不得不執行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從而鄉村建設運動則失去了農民的支持和同情。而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依靠的是占農村人口絕大多數的貧雇農，并執行有利于農民利益的政策，進而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得到了農民的擁護和積極參與。

　　五、取得效績不同

　　“鄉建派”領導的民國鄉村建設運動，雖然取得了一點成效，但是效果不大，連梁漱溟也無不感慨地承認：“‘號稱鄉村運動’，結果卻是‘鄉村不動’”[34]。最后，由于抗戰的爆發而毀于一旦。而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不但爭取了農民支持，贏得了四次反“圍剿”的勝利，還在以后的歲月里奪取了中國的政權。

　　四、結語

　　我們常有這樣一個感覺：自從有了農民，也就有了他的胞弟——農民起義。兩千多年來，中華大地爆發數以萬計的大小農民起義。萬一他們的行動失敗了，他們發源地——農村遭到敵對勢力的破壞更是慘不忍睹，從而中國古代的農村一直處于落后、閉塞的局面，這就像某些學者所說的古代中國的農村一直處于一個“超穩定”的狀態。

　　這種局面的打破，跟“鄉建派”領導的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和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毫無疑問是有很大關聯的。正是由于他們努力，才使農村落后、閉塞的“超穩定”狀態有所改觀。然而，我們在肯定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的同時，卻忽視“鄉建派”領導的民國鄉村建設運動，這種理念是不可取的。畢竟，“村建設者們為什么采取改良方式來解決農村問題，是個復雜的問題，其中既有他們個人世界觀、社會觀、人生價值觀和改造社會方法論的原因，也有當時政治、經濟和社會思潮等諸多因素的影響”[35]。不過，他們那種“走出象牙塔，跨進泥巴墻”的精神，還是比較務實的。

　　最后，我須有這樣的認識：“愛國和救國的途徑是多元的，每個人或每個群體只能從一個或幾個方面做出自己的貢獻。不管貢獻大小，只要有所貢獻，就應當予以肯定，決不能以自己的救國途徑和貢獻來否定其他的救國途徑和貢獻，他們之間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36]。我們不能也不應該苛求。

　　[①]巫寶三：《中國國民所得》P12，中華書局1937年版

　　[②]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引言，社會年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③]林良夫：《民國時期教育家群體特征論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

　　[④]陳遇春、朱宏斌、張紅、劉彬讓：《民國初年農民教育觀探析》、《農民教育研究》2002年4月

　　[⑤]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P142，社會年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⑥]申培軒、陳士俊：《民國時期職業教育對農村的適應及其評價》，《吉林工程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⑦]林良夫：《民國時期教育家群體特征論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

　　[⑧]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P164，《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⑨]陳留根：《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探幽》，《新鄉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4年第4期

　　[⑩]林良夫：《民國時期教育家群體特征論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

　　[11]黃炎培等：《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教育雜志》卷9，7號

　　[12]劉重來：《論盧作孚“鄉村現代化”建設模式》，《重慶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13]凌耀倫、熊甫主編：《盧作孚文集》P602,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4]劉重來：《論盧作孚“鄉村現代化”建設模式》，《重慶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15]晏陽初：《四川建設的意義與計劃》《晏陽初全集》第3卷P311，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版

　　[16]梁漱溟：《懷念盧作孚先生》《名人傳記》1987版

　　[17]陶行知：《在北碚實驗區署紀念周大會上的講演》《陶行知全集》笫3卷P311，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版

　　[18]申培軒、陳士俊：《民國時期職業教育對農村的適應及其評價》，《吉林工程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19]李大釗：《李大釗文集》P625，人民出版社1984版

　　[20]吳星云：《“到民間去”：民國初期知識分子心路》，《東方論壇》2004年第3期

　　[21]鄭大華：《關于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2006年第2期

　　[22]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P477，社會年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23]劉重來：《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述略》，重慶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

　　[24]張憲文等著：《中華民國史》第二卷P461，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5]鄭大華：《關于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2006年第2期

　　[26]李在全：《教會大學與中國近代鄉村社會——以福建協和大學鄉村建設運動為中心的考察》，《教育學報》2005年第6期

　　[27]郝宏桂：《晏陽初“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的歷史啟示》，《民國檔案》2006年第4期

　　[28]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P53，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9]鄭大華：《關于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2006年第2期

　　[30]李在全：《教會大學與中國近代鄉村社會——以福建協和大學鄉村建設運動為中心的考察》

　　《教育學報》2005年第6期

　　[31]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P187，社會年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32]申培軒、陳士俊：《民國時期職業教育對農村的適應及其評價》，《吉林工程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33]佟英明、邢永福選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土地革命文獻選編(一九二七——一九三七)》P2，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版

　　[34]張憲文等著：《中華民國史》第二卷P462，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5]李在全：《教會大學與中國近代鄉村社會——以福建協和大學鄉村建設運動為中心的考察》

　　《教育學報》2005年第6期

　　[36]李金錚：《近代中國鄉村社會經濟探微》P184，人民大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