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洋

　　防范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題，美國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再次表明，系統性風險與金融市場的發展情況密切相關。金融體系的關聯性、復雜性以及監管機構和市場參與者的集體行為會加劇系統性風險的發展演變，一旦誘發系統性風險將會對金融安全、金融穩定乃至實體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2017年4月，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2018年4月，習近平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強調“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事關國家安全、發展全局、人民財產安全，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跨越的重大關口”。2019年5月，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防范化解經濟領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這是我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可以看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已成為我國金融工作的基本原則。

　　一、我國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主要挑戰

　　近年來，隨著我國金融改革不斷深化，金融體系關聯性不斷增強，內生脆弱性和負外部性日益顯著，特別是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全球多邊貿易體制受損的大背景下，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內外部風險疊加共振、深度交織，比以往更具復雜性、傳染性和隱蔽性，對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構成巨大挑戰。

　　(一)宏觀杠桿率結構性矛盾突出

　　高杠桿是造成金融脆弱性的根源，也是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核心要素。當外需萎縮與內需不振時，高杠桿有利于刺激經濟增長、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同時也會加速債務擴張，加劇金融風險積聚。表1給出了2019年第三季度我國和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宏觀杠桿率對比。數據顯示，2019年第三季度我國宏觀杠桿率為251.1%，除德國外，均低于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也低于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水平275.9%。從經濟部門來看，政府部門杠桿率為39.2%，遠低于發達經濟體的111.2%，但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達到155.6%，在主要經濟體中高居首位，比發達經濟體高出了62.9個百分點。縱向來看，從2009—2019年的10年間，我國宏觀杠桿率上升了104.3個百分點。表明我國結構性去杠桿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宏觀杠桿率仍然保持高位運行，各部門杠桿率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杠桿率風險較大。

　　(二)影子銀行體系風險快速積聚

　　影子銀行體系已成為我國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延長了社會融資鏈，但由于不透明、不規范的會計操作，導致了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增加了銀行流動性需求的不穩定性，加劇了系統性風險的積聚，對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有效性構成挑戰。數據顯示，2017年底，我國影子銀行資產規模達14.4萬億美元，同期美國為59.9萬億美元，歐元區為49.8萬億美元。如果僅從資產規模來看，我國影子銀行整體水平并不高。但我國影子銀行體系在其形成背景、運行機制和潛在風險等方面與發達經濟體有著根本性不同。發達經濟體的影子銀行體系主要是基于市場需求而誕生的，與銀行體系平行運作，其主要功能是轉移信貸資金。而我國影子銀行體系主要是由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及其監管約束形成的，除了轉移信貸資金外，還具有創造信用貨幣、隱藏銀行信用風險功能。從發展速度來看，自2007年到2017年我國影子銀行資產規模增長了19.7倍，呈現過快增長趨勢，加之這些風險一定程度上游離于監管視線之外，一旦爆發將嚴重沖擊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

　　(三)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加速擴張

　　地方政府債務在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具有積極推動作用，但加速擴張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將會制約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甚至會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地方政府在預算軟約束和財政分權及晉升壓力的推動下，通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土地抵押融資、影子銀行體系、濫用PPP模式等多種舉措，繞開監管、借道融資，致使隱性債務迅速擴張。因其本身具有隱蔽性強，透明度差的特點，致使各界對隱性債務仍沒有統一的認定標準，其規模判定也不盡相同，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和發展實驗室認為2017年我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為30萬億元，同期清華大學財稅研究所則認為該數據高達47萬億元。標普認為我國2018年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在30萬億—40萬億元之間，同期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則認為中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約為40萬億元。此外還有多位學者對我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進行了測算，大多位于30萬億—50萬億元區間范圍。綜合多方面測算結果來看，我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約為顯性債務2倍，蘊藏的金融風險較高，這不僅大大增加了中央政府調控難度和管控效能，還增加了誘發系統性風險可能性。

　　(四)外部風險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復雜多變，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我國面臨的外部發展環境更加嚴峻復雜。首先，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數據來看，2019年全球經濟雖然保持了增長態勢，但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長勢頭相對乏力，政府債務居高不下，包括美聯儲、歐元區和日本在內的銀行基準利率已到達或接近零利率下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回旋空間變小。加之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不利沖擊，投資者情緒較為悲觀，全球經濟走向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其次，以美國為代表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致使全球貿易沖突愈演愈烈，特別是中美貿易問題的廣度和深度仍在不斷加大，并有向經濟、科技甚至社會領域蔓延態勢，這些問題深度交織，對我國經濟帶來負面沖擊。極端情況下，可能導致資產價格下跌、外匯儲備下降，加劇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進而誘發系統性風險。最后，出于地緣政治考量，美國長期以來一直奉行單邊主義和霸權主義。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體量不斷增大，綜合實力不斷提高，中美間的競爭和博弈也從幕后走到臺前。美國為維護其霸權地位，勢必要阻止中國經濟發展、拖延其現代化進程，以防止我國挑戰其霸權地位。顯然這不符合我國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因此中美一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將會對我國的和平發展帶來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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