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首先分析了共享經濟契合鄉村振興的動力因素，認為“互聯網+”和“新基建”的推波助瀾和“大投入”“低效益”的矛盾加劇為二者的契合起到驅動作用。其次探析了共享經濟和鄉村振興的可行性路徑。最后展望了共享經濟在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中發揮的作用。
關鍵詞： 鄉村振興 共享經濟 動力因素 耦合路徑
一、引言
2015年，中央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首次把“共享經濟”確定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規劃。201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一號文件中指出“要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1]。此外，黨的第十三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同志強調要大力發展“農業+互聯網”的模式，多方式讓農民增收致富，多渠道促進農村三產融合發展，指出鄉村發展共享經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近年來，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共享經濟在城市的發展已從萌芽期向成長期快速轉型，經過縱深的發展實踐，共享經濟已經融入各行各業。然而，共享經濟進鄉村的速度并不理想，成效并不顯著。事實上，鄉村地區具有豐富的閑置資源，以共享經濟模式推動高質量鄉村振興具有可實施性的意義，這也是讓農民共享現代成果的可行路徑。
二、共享經濟契合鄉村振興的動力因素
共享經濟，亦稱分享經濟，其本質是以互聯網構建的平臺為媒介，將現有的閑置資源通過媒介分享不同主體之間的使用權，以滿足多樣需求，進而獲取利益的一種新型商業模式。核心是將閑置資源轉化為經濟產出[2](1595-1600)。共享經濟走進鄉村是一種新形態的經濟模式，建立在保護鄉村傳統景觀和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基礎上，通過基礎資源的整合，以產權共享的模式把生態資源轉變為經濟效益[3](16-21)。目前，我國各地都在積極貫徹鄉村振興的重要戰略和努力探析鄉村共享經濟的發展模式。筆者認為，共享經濟契合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有兩大主要動力因素：一是基于現代信息技術的支撐，二是基于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劇。
(一)“互聯網+”與“新基建”的推波助瀾
當鄉村的閑置資源遇上“互聯網+”，不僅將閑置資源“變廢為寶”，還催生了共享經濟與鄉村振興的完美契合。共享經濟模式的推進和融入，得益于其孕育在“互聯網+”的時代背景下，高度依賴信息化共享平臺的搭建，實現供給和需求的有效銜接。過去，鄉村地區由于基礎建設普遍較為衰敗且信息化建設滯后，導致鄉村共享平臺的搭建面臨很多障礙。例如電商直播，供給方在共享平臺分享資源給需求者，賺取利潤。城市地區，由于快遞行業的支持，直播帶貨流行甚早。反觀鄉村，由于地廣人稀，農民居住分布稀疏，基礎信息化建設薄弱，以致快遞行業很難尋求到合適的業務人員，并且增加了人力成本，極大地削弱了供給者的利潤。因此，加快基礎信息化的建設，填補鄉村共享平臺建設的短板，是推動共享經濟與鄉村振興契合的重要前提條件。
2020年來，全國多個省陸續規劃基建項目，其中包括浙江、云南、四川等，總規模投資可達34萬億元。這些省份旨在大力推進七大領域的“新基建”建設：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5G技術、工業互聯網、特高壓、軌道交通和城際高鐵，為了縮小城鄉差距，農民共享現代化成果。所以，“互聯網+”和七大“新基建”的建設為共享經濟與鄉村振興的契合提供了硬件基礎和寶貴的時機[4](85-97)。
(二)“大投入”與“低效益”的矛盾加劇
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事實上，現代化的成果并沒有真正惠及廣大農民，在農村依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城鄉發展不平衡，已經演變成了現代化進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短板”。鄉村振興戰略正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人和城鄉的均衡發展的必要條件[5](26-33)。然而，填補這塊“短板”務必需要巨量的資金支持。
據計算，貫徹布局鄉村振興戰略5年規劃大致需要7萬億元及以上的資金投入。現有的財政保障優先、社會資本參與的資金投入、金融傾斜支持都難以緩解如此巨大的資金壓力。2019年，在中央財經工作會議中，關于財政政策的表述已經有了微妙的調整，由原來的“加大提效”變成“提質增效”，細微字眼的調整，說明財政稅基將不再持續放大，再分配才是唯一的出路。
從《中國統計年鑒》關于中央財政公共預算收支數據分析上看，我國經濟處于下行階段，并且下行趨勢逐漸加速。事實上，政府大“注血”的方式沒有產出一定的經濟效益。相反，長期低效的經濟產出讓鄉村振興面臨一定的挑戰。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大規模的農村“精英”外流向城鎮地區，呈現出農村社會空心化、土地非農業化、人口女性化、老齡化等新的趨勢。導致農村集體行動的效應較差、農村組織動員能力下降、農村勞動力薄弱等結果[6](23-29，195)。顯然，完全圍繞政府資金投入展開的鄉村振興工作是不現實的。因此，“大投入”與“低效益”的矛盾日劇增大。若想解決此困境，則需要充分發揮鄉村擁有的資源，挖掘閑置資源的價值，調動農民自主參與性、能動性和個性化偏好的表達性，帶動鄉村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共享經濟正是契合了鄉村可持續性發展的需求，能有效盤活閑置資源，呈現規模化的經濟效益，從根本上解決“輸血式”的鄉村發展模式帶來的問題。
三、共享經濟與鄉村振興的路徑探析
按照系統論的研究，共享經濟的實現需要具備三大要素：供給方、共享平臺、需求方。本文按照共生理論和協同理論，構建了基于互聯網的共享經濟與鄉村振興的有效路徑。共享經濟與鄉村振興的路徑圖如圖一所示。
(一)共享房屋引領路徑開拓
共享房屋的模式可分為三種，一是農戶自主經營，將自家的房屋進行改造，吸引短租游客。二是整村有規劃地打造特色村舍，形成住宿、娛樂為一體的集群部落。三是以“農戶+整村+旅游公司”的發展模式，打造鄉村特色旅游產業[7](123-124)。隨著鄉村旅游業和數字經濟化的發展，出現了大量游客對于鄉村住宿的需求。共享房屋有效滿足了需求方的需求，并推動了鄉村振興的發展。在鄉村發展中，以民宿行業為代表的房屋共享發揮重要的社會價值。從數據上看，2020年我國大陸鄉村民宿總交易額高達363億元，其中以Airbnb為共享平臺的預訂量比2019年同比增長三倍。在實際踐行中，浙江省德清莫干山、老嶺村、赤山村、淳安千島湖等多個地區都取得了以民宿業推動鄉村振興的顯著成績。民宿并不是純粹地提供游客住宿服務，而是結合了農家樂，為游客獻上“走進農家生活、參與農家農事、品味農家佳肴”等特色農村娛樂項目，真正實現了“民宿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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