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將中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分解為主要考慮產業技術進步的內部增長效應和資本、勞動、能源要素在部門間流動形成的要素再配置效應，文章以23個細分產業為研究對象，采用多部門增長核算法驗證了2005—2017年間資本、勞動、能源要素的“結構紅利假說”，得出以下結論：①以各行業技術進步為代表的內部增長效應仍為整體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②資本要素的再配置效應由“結構負利”向“結構紅利”轉變;③勞動要素的再配置效應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表現出從“結構紅利”轉變為“結構負利”的趨勢;④能源要素的再配置效應逐漸顯現，由“結構負利”向“結構紅利”轉變。基于研究結果，認為除了重視全社會各行業的技術進步，更要重視要素流動的效率;由于市場不完善和信息不對稱造成的要素配置扭曲會部分抵消技術進步的作用，阻礙經濟高質量發展。

　　針對資本、勞動和能源的要素再配置，提出以下建議：①資本要素的再配置應綜合考慮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按照利潤最大化原則進行資本配置，在提高資本產出彈性的同時增加資本的配置效率;②勞動力的配置不能僅局限于三次產業層面，還應重視產業內部的邊際產出差異;③能源要素的再配置要重視工業內部各行業間的能源產出彈性，避免能源的低效配置;加速淘汰高耗能重污染行業，推動低能耗產業的發展，以提高能源配置效應的方式助力節能減排和綠色發展。

　　關鍵詞：結構紅利;要素再配置;全要素生產率;能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2017年，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將“高質量”作為經濟發展的新要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源泉之一來自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on，TFP)的提高。TFP又稱為廣義技術進步，實際上反映的是生產過程中無法被定量衡量的那些因素的貢獻，這些因素包括技術、制度、企業家才能、人力資本、規模報酬、產業結構與要素配置、對外開放度等。提高TFP，實際上就是通過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結構性改革、擴大開放等等，來提高可以定量衡量的各種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要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通過促進要素的流動完成經濟結構的調整，使要素配置到要素生產率高的行業，從而促進整體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十九大報告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納為六大戰略舉措之首，這意味著產業結構變化、要素再配置效應愈發受到重視。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與經濟結構升級成為我國在新常態背景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

　　很多學者研究了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1-4]，并沒有將全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分解，沒有研究要素配置效率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也有一些學者在研究要素配置時，只納入資本與勞動要素[5-13]，忽略了能源作為投入要素對生產率的貢獻。實際上，能源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愈發重要甚至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因素，能源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能忽略。目前也有涉及能源要素配置效應的研究，但普遍存在以下問題：一是使用偏離份額法分析能源單要素的配置效應[14-15]，沒有考慮資本、勞動和能源要素的協同作用;二是雖然綜合考慮了資本、勞動和能源要素，但是沒有將能源要素單獨分離出來[16]。同時不管有沒有納入能源要素，很多文獻將整體經濟分解為三次產業[4，7，11]，沒有考慮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工業內部各行業間的要素流動。也有文獻將工業[8]、制造業[6]和高技術行業[13]單獨拿出來進行分析，沒有考慮工業和非工業部門間的要素流動。

　　本研究通過構建一個納入能源要素的多部門生產核算框架，將三次產業分解為23個細分產業，既覆蓋了經濟整體又將工業進一步分解;將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分解為主要考慮產業技術進步的內部增長效應和資本、勞動、能源要素在部門間流動形成的要素再配置效應，既同時考慮了資本、勞動和能源要素配置的協同作用，又將三種要素的再配置效應單獨分離出來，以檢驗中國資本、勞動和能源要素的“結構紅利”是否存在，并為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要素有效配置方面的建議，以釋放更多的結構紅利，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1理論綜述

　　1.1結構紅利假說

　　自20世紀50年代，產業結構調整及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引起了學者的廣泛注意，一般認為產業結構依托生產要素流動而發生變化，從而影響經濟增長。Chomme等[17]認為，由于各部門勞動生產率不同，勞動力要素將從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轉向中等生產率的工業部門，再轉向高生產率的商業部門。Lewis[18]提出的二元經濟理論闡述了勞動力要素將從農業部門轉移至非農業部門，直至二者的勞動力邊際報酬相等，二元經濟將合成一元經濟。二者均表達了要素流動導致產業結構變動的思想。Chenery等[19]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就，一國的經濟結構將呈現一次產業比重逐漸下降，二三產業比重逐漸上升的趨勢。Kuznet[20]指出，結構變化的兩個主要原因是部門間需求收入彈性和技術進步影響的差異。至于結構變化對整體經濟的影響，Baumol等[21]通過研究美國戰后各部門經濟發現，各部門的生產率增長很不相同，結構變化是長期性的并且與生產率增長息息相關。

　　在以上學者的基礎上，更多學者對要素配置和結構變化進行研究。其中，Timmer等[22]首次提出“結構紅利”的概念：資源要素從生產率較低的產業或部門向生產率較高的產業或部門轉移，整體經濟的要素生產率將會提高。結構紅利即要素從低產出彈性的行業向高產出彈性的行業轉移。由于能源環境問題愈發嚴重，結構紅利的概念中納入了能源要素，認為能源要素向能源生產率更高的部門流動，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促進作用稱為“能源要素的結構紅利”。

　　1.2驗證結構紅利假說的研究方法

　　綜上所述，結構紅利假說基于以下理論假設：由于不同產業的要素生產率不同，要素生產率高的產業其要素的邊際收益高，吸引要素不斷流入;要素生產率低的產業其要素不斷流出，引致產業結構的變動，而且要素流動的結果會導致整體經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由于現實中有市場不完善、信息不對稱等各種障礙，要素的流動不一定符合結構紅利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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