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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海上絲路貿易勃興和社會經濟結構變遷是雙向互動的歷史過程。宋代“南重北輕”的經濟格局、雄厚的制造實力以及領先世界的造船與航海技術為海上絲路的繁盛提供了物質支撐和內在動力。與海上絲路聯系緊密的工商業文明在江南及東南地區茁壯成長,改變了10一13世紀中國不同文明的競爭格局:原來中原農耕文明與周邊游牧文明之間的兩強之爭變為工商業文明、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間的三足鼎立。不同文明間的諸種競爭張力顯示歷史演進處于一個分叉路口。
關鍵詞:宋代;海上絲綢之路;農商并重;農耕文明;游牧文明;文明競爭
我國歷史上的海上交通和海外貿易早在兩漢、三國時期已有零星記載,但其逐步興盛則是晚唐以后的事情。漢唐時期的對外貿易主要是通過陸路,特別是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進行的。但晚唐以后,特別是兩宋時期,在經濟重心南移這一重大因素影響下,海上絲綢之路逐步取代陸上絲綢之路,日益成為對外交通、交流的主要通道,達致宋朝海上絲路貿易的極度繁榮。
然而國際貿易與國內經濟之間是雙向互動關系。宋朝特別是南宋手工業和商業的迅猛發展提供了多種多樣的出口商品;反過來,繁盛的海上絲路貿易又刺激了宋代社會內部市場經濟的不斷成長,進而導致宋代經濟結構發生某種“質”的變遷:經濟結構由單一農業結構演化為農商并重的結構;商人階層和手工業群體開始壯大,城市人口數量和經濟意義明顯增長;工商業文明在農耕文明肌體內快速成長。與海外開放市場聯系緊密的工商業文明在宋代江南地區茁壯成長,其意義十分重大,此舉徹底改變了10—13世紀中國不同文明的競爭格局:原來中原農耕文明與周邊游牧文明之間的兩強之爭,現在變為工商業文明、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間的三足鼎立。
一、經濟重心南移、經濟結構變遷與宋代海上絲綢之路勃興
對于海上絲綢之路在兩宋時期蓬勃發展的原因,學界有三種說法比較流行。一是“陸絲”阻斷說:10世紀以降,由于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的興起和獨立建國,遮斷了中原內地通往中亞、西亞的陸上交通;特別是黨項崛起并占據河西走廊后,中原與西域、大食(阿拉伯帝國)陸路貿易已掌握在西夏和遼朝手中。中原地區只好轉而走上海洋發展路徑,開發海上絲綢之路。二是技術推動說:晚唐及兩宋時期,我國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取得長足進步,特別是四大發明之一的指南針普遍用于遠洋航行。這是促進海絲貿易的技術推動力。三是世界格局變動說:7世紀初阿拉伯半島在伊斯蘭旗幟下實現統一,哈里發大帝國(唐宋時稱為“大食”)橫空出世。默罕默德(570—632)原是商人出身,“大食”帝國從誕生之日起便有重商血統。隨著大食的疆域擴大、人口膨脹和經濟增長,再加上其地理位置處于波斯灣、地中海和印度洋之交匯處,阿拉伯商人開始成為溝通東西方的信使。
上述看法均有道理,并具有相當史實基礎。如果放寬視野,思考更深層次的經濟因素,就會發現我國經濟重心的南移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結構變遷、社會階層變動以及不同文明的成長及競爭等一系列連鎖反映,才是晚唐以降我國海上絲綢之路交通及貿易勃興的根本動因。
兩宋時期,至遲到北宋神宗元豐年間即11世紀80年代,我國經濟重心已經移至江南地區。晚唐以降,中原經濟區在戰禍蹂躪、墾殖過度、氣候趨冷、黃河泛濫和水旱災害頻率上升等因素的共同影響下,發展速率明顯放緩;而淮河以南,特別是兩浙、江東西和福建等路之經濟發展速率明顯加快,無論是糧食生產還是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無論是農業勞動生產率還是手工業商業發展水平,江南及東南經濟區已經全面超過中原經濟區。不僅南方的人口、耕地已占宋朝轄境人口、耕地的2/3,而且來自南方的賦稅收入也已經成為宋代財政的主要來源,“南重北輕”的經濟格局已然成型。其顯而易見的好處是,由于出口商品生產基地更加靠近東南沿海港口而節省了運輸和交易成本,為規模性海外貿易的成長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漢唐時期陸上絲路的運輸方式依賴于駱駝商隊,其特點是路遠、時長、量小,只能以價高、量輕的奢侈品為主,與普通民眾關系不大。而海上絲路運輸工具是遠洋海舶,載重量多在200噸以上,貨運量大,運輸成本大大降低,所以進出口商品擴大到一般民生用品,中外交通和貿易的性質已從原來的奢侈品販運轉變為規模性日用品貿易。兩宋時期以手工業制成品為主的商品生產能力即是這種規模貿易的支撐力量。
如所周知,宋代進口的“蕃貨”,主要是以香料、藥材、礦產和動植物初級產品為主,而輸出品則是以手工制成品為主,尤以絲織品、瓷器為大宗出口商品,擁有足夠雄厚的制造能力是宋代海外貿易實現規模經濟的重要物質前提。據《宋會要輯稿》所載,宋初出口商品就有“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帛、精粗瓷器”等數十種,其后日漸增多,至南宋可達二百種上下。具體材料不再征引,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其一是紡織品,有絹、帛、錦緞、五色茸(絲線)等蠶絲產品,還有蕉布、葛布、生苧布等麻織品;其二是陶瓷品,有碗、壇、甕,罐、盆、缽等。為了擴大瓷器外銷,福建泉州地區的瓷窯還專門生產特種瓷器以應外國需要;其三是金屬及其制品,如銅錢、鐵塊(條)及銅器、金銀飾品等;其四是日用品,有漆器、絹扇、針、梳、傘、席以及筆、墨、書籍等。此外還有糧食(主要是稻米)和副食品,如茶葉、糖、酒和干鮮水果。
從絲織品的生產來看,北宋時期黃河流域(含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東路)仍具相當實力,但自北宋中葉以降,絲織品生產重心開始向長江流域轉移。特別是成都平原(含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以及江南地區(含兩浙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淮南東路、淮南西路)的絲織業,無論就數量還是質量看,均已遠超中原地區?!端螘嫺濉肥池浟乃d北宋中晚期全國絲織品的年租稅額和上供額數據,可以視為“南重北輕”的確證(見表1)。
計量單位:“絲綿”為“萬兩”,其他為“刀匹”。
推薦閱讀:《商業經濟研究》創刊于1982年,是原國家商業部創辦的國家一級商業經濟類學術期刊,是我國商貿流通領域的重要學術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