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化影響消費的“城鄉差異”與“區域差異”。首先，工業化是解決城鄉差異的主要因素，近年來發展經濟學開始關注城市化對該問題的影響。研究表明，城市化的不同路徑，可能會造成城鄉差異擴大或縮小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中國的情況似乎更接近于前者。一方面，由于城市發展普遍缺乏系統規劃，新的 “城鄉二元”開始出現，如外來務工人員在住房、就業、教育、醫療等方面，享受不到與城鎮居民相同待遇，處于城市邊緣化狀態，難以融入城市生活。城市加快擴張和房地產無序開發，使許多原先的農民一夜之間成為市區居民，但對農民轉化為市民過程中的保障、教育等方面，還缺少足夠政策關注，這些都使得相關人群的消費增長受到約束;另一方面，現有戶籍制度使城市化人為地促進了城鄉消費差距。通過戶籍改革徹底拆除分隔地區和城鄉的“戶籍籬笆”，形成公平的市場運行機制，將大大刺激消費，也將為城市化松綁。其次，由于各級政府對城市化缺乏統一認識與發展思路，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進程是嚴重非均衡的，這帶來經濟發展的區域不平衡，進而造成了消費結構的區域差異。這樣的情況在東中西部地區比較來看是明顯的，即使在特定省份內也容易看到，如江蘇城市化發展區域差異就在擴大，2005年城市化發展水平自南向北梯度遞減。這種城市化區域差異的擴大影響到經濟布局，進而對收入增長、消費環境、消費模式和理念都產生深遠影響。

　　關鍵詞：城市經濟,經濟發展,經濟措施

　　確立全局性的國家城市化戰略。一是考慮城市布局和發展階段戰略，在大中小城市、東中西部幾個層面上避免城市的無序發展。二是建立城市化的國家標準，制定城市建設和管理的總體規劃原則，如致力于解決城市環境保護、城市綠地少、水土流失嚴重、大氣污染嚴重、水環境質量差等問題。這些是為了使中國城市化理性發展，為消費增長奠定基礎。

　　在地方城市發展戰略中加入消費因素。地方政府作為城市化的主要推動者，應該逐漸把消費問題納入城市發展規劃中。這就要求重新考慮當前的城市發展戰略，不僅考慮到投資的增長、城市面貌的改善、工業布局的優化，而且要考慮城市化應有的消費增長指標，避免對居民消費造成過多的擠出效應。

　　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異。城市化應注重統籌城鄉發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支援農業，形成城鄉經濟一體化。促使更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從而擺脫傳統的農村消費方式，逐步向城市居民的消費方式轉變。一是要避免城市化中的城鄉對立，把農村產業化、小城鎮建設納入城市發展戰略中。二是要對農民工技能培訓提供系統支持，保護勞動力價格，并開拓農業人口進入城市的就業渠道。這樣才能真正提高農民進城的收入，這種干預雖然可能暫時提高城市化成本，但卻吻合了城市化的本質要求。三是破除農業人口流動的制度障礙，這既包括戶籍制度，也包括地方規定的制約，最終使農民從土地和戶籍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四是解決城鄉政策差異，包括在低保、醫療、住房、教育、再就業等方面逐漸統一城鄉待遇。

　　全面促進第三產業發展，落實城市化成果。第三產業的發展在城市化進程中嚴重不足，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不僅能解決就業和收入問題，而且能為居民創造更加良好的消費前提。政府講了很多年發展第三產業，但實際上進展緩慢，應該真正制定政策，把第三產業放到與工業同等重要的地位，如大力促進文化、旅游、體育等朝陽產業發展。在此過程中，還要注意加快流通領域法律法規的建設、進一步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堅決打擊制假售假、商業欺詐、偷逃騙稅等行為，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健全失信懲戒制度，充分保障安全消費。

　　增加必要的公共支出，改善消費環境。目前中國政府的財力與福利性支出比重嚴重不符。在居民消費的關鍵領域，往往都出現“政府缺位”，而造成公共產品與勞務的缺乏，影響消費的增加和升級。因此政府有必要適當壓縮投資性支出，控制購買性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費用，而把更多的支出用于提供最稀缺的公共物品和勞務。一方面為居民消費創造“硬件”環境。即指為城市居民消費規模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優化，而創造更好的空間與對象。所謂創造更好的購物空間，就是通過對商業設施分布、構造、環境、配套等的綜合考慮，使得居民的潛在消費意愿能被充分發掘，這就涉及到政府直接的投融資活動、及其對民間商業投融資活動的引導和調控。另一方面創造“軟件”環境，如社會保障等轉移性支出。

　　城市化影響了消費結構內容。城市化帶來了消費結構內容的兩種分化。一是城市“新移民”與農村人群的消費分化。城市“新移民”中的外來務工人員在進入城市生活后，收入增長的同時，在基本生活消費之外也大量增加了耐用消費品的購買。在多數鄉村地區，雖然受到城市打工者的示范效應，但由于收入和消費環境的制約，消費內容仍然滯后。二是城市居民的消費分化。城市化加快帶來了生活成本的巨大壓力，中低收入居民由于需要把收入的較大比重用于基本生活支出，因此受到更大預算約束，消費內容仍然無法跟上城市化步伐。而高收入居民則出現較大消費升級，除汽車、高檔家電等物品外，還注重文化、旅游、休閑類的新型消費產品。

　　城市化帶來第三產業運作模式的變革，進而影響居民消費。城市化帶來人口集中，進而為第三產業發展創造了條件，而第三產業的變革又從三方面影響著居民消費。一是產業內容的創新。城市化帶來消費心理與內容的不斷更新，進而為第三產業發展提供了無窮的商機，旨在改進居民在物質和精神生活質量方面的服務產品層出不窮，在客觀上起到了“供給創造需求”的作用。二是產業模式的革新。人群的集中帶來新的城市商業模式探索，如連鎖經營、網絡配送、打包銷售等，最大程度上發掘了居民的潛在需求，使得消費行為更加便利。三是通過城市邊界的擴張，在時間和空間上使得城市第三產業網絡逐漸延伸到農村地區。在我國第三產業產值總量中，城市占80%，農村僅占20%，農村第三產業發展水平大大低于城市，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化的某些誤區，大城市發展應與農村建設、小城鎮建設結合起來，重點帶動農村第三產業發展，為農民消費創造條件，這才符合城市化的一般規律。

　　城市化對居民消費的“累積效應”。根據測算，目前1個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大體相當于3個農民的消費。有研究表明，城市化率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有100萬到120萬人口從農村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費是農村的2.7倍到3倍，約拉動最終消費增長1.6個百分點。各國的經驗都表明，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確實會產生巨大的消費“累計效應”，并進而成為經濟增長新的源泉。我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城鎮居民消費對城市化的彈性非常大。所以，將來的城市化改革必須要保障這種“累計效應”的持續性。

　　城市化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如果城市化路徑出現扭曲，則可能對居民消費產生三方面的“擠出效應”。第一，如果城市化只注重表面文章，忽視了消費軟環境的建設，把有限的財源用來維持政績，如大興土木搞城市建設，而把居民衣食住行和收入提高等問題拋之腦后，自然會擠出消費的正常增長，卻則會間接對消費產生負面影響。第二，中國城市發展的非均衡性想象比較突出，有些地方是城市化不足，有些則是城市化超前。在前幾年流行的經營城市思路下，對城市的過度開發和土地制度的混亂，間接造成了以住房支出為核心的城市生活成本的非合理增長，從而對居民造成流動性約束，當期消費受到較大影響。第三，某些極端的城市化造成了對農村居民的嚴重福利損害。尤其很多地方把城市化與農村發展對立起來，在強制獲得郊區農民土地后，沒有采用合理的補償和安置措施，導致了部分農民消費狀況與城市化出現了負相關。

　　結合工業布局優化，緩解低消費水平下的產能過剩。近年來雖然需求因素成為經濟周期的主要動因，但供給因素同樣不能忽視。在有效需求不足時，消費品同時有結構性供給不足與過剩，只是過剩因素占上風;在經濟過熱時，同樣有低水平下的供給結構原因，只是不足因素占上風。要扭轉這一局面，除了在需求方著手，還要努力改善產品供給結構，促進適合不同群體的產品創新。在此過程中，城市化將與工業布局的優化結合在一起，從產業鏈、產品鏈、資金鏈等方面來實現供給結構的優化，進而適應并創造新的消費需求。

　　伴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終消費率呈現出總體下降的趨勢。根據國際經驗，在城市化的前期階段，城市規模擴張引發較大的固定資產投資需求，此階段中資本品積累的動力要大于消費動力，在資源供給約束的經濟體中，城市化有可能會帶來投資的高增長與消費的下降。在城市化率接近50%之后，快速城市化帶來了消費的積聚效應，此時最終消費將隨著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上升。1997年以后，我國的城市化速度不斷加快，目前城市化率向50%目標快速邁進，同時供給約束不再是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這樣，在產品不斷豐富的情況下，消費仍然上不去，除了通常認為的影響消費預期的因素外，一個重要的宏觀動因就是目前的城市化沒有對消費起到應有的促進作用。

　　伴隨著城市化的穩步上升，最終消費曾出現過兩次波峰。第一次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第二次是在2000年左右。在第一次波峰之前，最終消費曾持續上升，這是改革開放初期體制釋放的巨大動力所致，對短缺時代的告別激發了巨大的消費熱情，并在1988年進入了通貨膨脹高峰期。同時，我們可以發現，這兩次消費的波峰狀態都恰好伴隨著居民消費的劇增，居民消費軌跡也基本吻合了最終消費軌跡，而政府消費的波動性較小。由此，也間接說明了我國城市化伴隨了居民消費比重的較大波動，而政府消費比重則與城市化關聯性不強。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城市化對消費的最大作用是通過減少農業人口、提高農村人均消費而促進消費結構升級與規模擴張。但是，中國城市化恰恰反之，帶來了城鄉消費結構的高度分化。1996年左右城市化率大概已達到30%，在此之前農村與城鎮居民的消費總量非常接近，但此后卻突然拉開了，城市居民消費開始遠遠超過農村居民消費。考慮到當時政府開始采用積極財政政策刺激內需，表明對消費的政策支持還是更多落到了城鎮居民身上。另外，隨著大規?；椖康纳像R，1996年后城市化速度不斷加快，此后農村居民人均消費與城鎮居民差距進一步拉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前的快速城市化是以犧牲農民福利水平為代價的，這也是目前我國城市化中的最大問題。

　　對我國城市化與消費之間關系的發展演變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簡單的結論。第一，伴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終消費率呈現出總體下降的趨勢。第二，我國城市化伴隨了居民消費比重的較大波動，而政府消費比重則與城市化關聯性不強。第三，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城市化對消費的最大作用是通過減少農業人口、提高農村人均消費而促進消費結構升級與規模擴張。

　　城市化與消費之間存在著六大關系：1、城市化改變了社會消費心理。2、城市化影響了消費結構內容。3、城市化帶來第三產業運作模式的變革，進而影響居民消費。4、城市化對居民消費的“累積效應”。5、城市化對居民消費的“擠出效應”。6、城市化影響消費的“城鄉差異”與“區域差異”。

　　對城市化的認識有三大誤區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誤區之一，城市化水平提高必然帶來消費的持續增長。誤區之二，中國城市化比率嚴重偏低，所以要盡快增加城市人口來解決消費不足、城鄉差異等根本問題。誤區之三，把城市化與農村發展對立起來。

　　對以城市化來促進消費增加和升級，是一個亟需創新的研究領域，也需要系統化的專門政策制定。在此，我們認為有幾點思路可以考慮。第一，確立全局性的國家城市化戰略。第二，在地方城市發展戰略中加入消費因素。第三，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異。第四，全面促進第三產業發展，落實城市化成果。第五，增加必要的公共支出，改善消費環境。第六，結合工業布局優化，緩解低消費水平下的產能過剩。

　　中國經濟內外失衡是一個市場熱點問題，國內經濟失衡是導致外部失衡的原因之一，其中國內需求不足又是造成我國內部經濟失衡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擴大國內需求即擴大國內消費需求，是近年來我國政府主張的一個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

　　那么，如何有效地擴大國內需求即消費需求?楊濤博士從城市化是推動我國經濟長期增長的主要動力角度，認為合適的城市化發展戰略可以促進國內消費。如果將城市化和促進國內消費需求兩者關系處理好，勢必能為擴大和刺激國內消費需求打開一個新的發展空間。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