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傳播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之一，傳播政治經濟學“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出發，研究社會權利關系與傳播生產、流通、消費的相互構建”，在他們關于版權的著述中，出現了不少批判的聲音，為版權研究者提供了觀照歷史、解釋現實的理論視角和理論工具。

　　一、創造者未必是版權的主要受益者

　　版權作為一種無形商品，具有商業價值，到了近代才成為一種現實。版權的起源“與印刷出版的改進發展、民族國家的出現、占有性個人主義的勝利以及資本主義的崛起等因素息息相關”。在15世紀的歐洲，威尼斯政府將出版書籍的特權授予一些精心挑選的企業家，以換取他們的忠誠，這被看作是版權的源頭。那時的版權就是為擁有資本的印刷商服務，而不是為創作者服務的。在英國，政府最早通過辦法出版印刷許可證，限制印刷商、裝訂商和銷售商的數量。正如艾森斯坦所言，當國家決定把印刷的優先權賦予某人的時候，“文字的公共領地”開始受到“圈地運動”的支配。這保證了出版業工會成員的經濟權利，但卻未能保護作者對于自己作品的權利。作者要出版自己作品，也不得通過獲得許可的印刷商和書商進行“合法”的復制。這導致了少數版權所有者控制了英國的出版行業。出版許可證制度廢除后，圖書印刷商和銷售商開始促使政府制訂成文法，并頻頻引用洛克關于保護作品財產權的理論使版權合法化。雖然各種法律都肯定了作者對他們勞動的擁有權。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版權是可以轉讓的，作者為了出版自己的作品，常常不得不將作品投放到市場所需要的資本和技術持有者，從而轉讓了知識和文化產品的所有權。換句話說，一個作者僅僅能在作品未出版時保留普通法的版權。因此，版權制度成為一種工具，資產階級逐漸奪取了從原先口述傳統演變而來的藝術和智識創造的控制權。

　　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使得知識和藝術創造淪為商品。通過商品化，各種知識和藝術創造的具體形式被資本家利用，在追逐利潤的過程中被賦予交換價值。在作者看來，當資本把作品推向公眾的過程，就是一個出版商控制并從作者的版權中獲得大部分利潤的過程。通過版權，“信息和文化產業、知識產權和媒介再現、傳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構成了增值資本有價值的一部分，而可增值的資本都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這就造成傳媒所有權的日益集中。因此，版權從最初的起源和后來的發展都遵循著資本的邏輯，并最終發展成為一種用以建立并保持對文化表達的生產、分配和傳播的壟斷的途徑。這一認識顛覆了“版權服務于知識產品創造者的利益”的說法。

　　二、版權未必有助于市場更有效地運作

　　許多版權的信仰者宣稱，知識產權或版權保證了作者對其作品的著作權，從而刺激了對于社會整體有益的創造和發明。然而，既然版權更多是為所有者而非創造者服務的，版權究竟是否真的能有效地鼓勵藝術和知識的創作?

　　效率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之一。新古典主義經濟學者對版權和效率問題有兩類不同看法。肯定者認為，知識產權的擁有者通過排他性機制獲取利潤，從而刺激創造新知識產權的愿望和能力，從而利于整個社會的效率;反對者則認為，信息本質上是“非損耗”的“公共產品”(其內容不會因為使用者增多而有損耗)，因此以信息為基礎的商品和服務市場就會缺乏效率，無法達到經濟學家所謂的帕累托最優(pareto-optimality)。社會一方面要求接觸和享用知識和文化產品，并且假設通過提高創造率的輸出會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則需要保護和控制接觸與享用知識和文化產品，目的是為了保障版權擁有者的所得。因此，信息的公共產品本質同私人占有的性質構成了一個兩難處境(paradox)：如果一個人不能從他人的作品中得到啟發，創造知識產權的過程會變得毫無效率。但是，如果對最早的創造者回報越來越少，創造的過程就會減慢。如何“平衡允許把基礎建立在以前知識上的需要以及鼓勵原創的需要”就成為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關于版權效率的核心問題。

　　不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對此提出了疑義。首先，他們認為那些認為版權有利于創新效率者混淆了所有者和創造者。版權帶來的對報酬的保障“為投資者的資本提供了最低程度的安全”，但是它未必為實際創造者提供動力。其次，他們質疑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在研究版權問題時的經濟人假設(即把經濟回報當作刺激創造的重要部分)。財富未必就是創造唯一的動力，創造的動力還可以是“人類自然的愛好或者來它自于貢獻社會的渴望”。它可以建立在一些文化價值的基礎上，如“熱愛學習”“對他人有益”“工作道德”等文化價值的基礎上。既然作為文化、信息排他性機制的版權并不一定能帶來創造力的增長，那么版權有利于市場的效率這一說法本身就未必成立。

　　另外，在“效率”之外，傳播政治經濟學者還關注“公平”(社會生產的負擔和效益在何種程度上被平等地分擔和分享)和“民主”(公民在何種程度上享受機會影響主要的決策，從而影響社會、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兩個價值。因為信息傳播產業被資產階級所擁有和控制，結果是，資產階級和相關強勢階級的觀點得到傳播和不斷宣傳，占據了主導地位。而缺乏傳播渠道和資本支持的聲音和意見則逐漸被邊緣化，并被扭曲或埋沒。“版權保護了對賣座大片、暢銷書和文化明星的投資，卻扭曲了文化市場，將大量文化產品擠出人們的視野。控制著版權的大型文化企業掌握著文化產品的生產、發行、推廣和銷售，從而壟斷了文化市場，威脅了民主和公平競爭”。版權帶來的，是對知識共享的違拗、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對社會公共領域的鉗制，這一切維持了階級的不平等性和社會關系的非民主性。值得一提的是，既然“信息和文化產品的特殊性使它們與有形的資產區分開來”，那么就“需要特殊的機制來保證對知識產權的私人占用和剝削”。這種特殊機制正是資本主義國家和法律，它們在“認定、延伸和保護知識產權過程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

　　三、版權未必有利于建立公正、規范的國際傳播體系

　　知識產權制度出現于資本主義的黎明時刻，19世紀知識產權所有者建立了管理全球知識和藝術作品貿易的組織。20世紀末知識產權貿易的深度和范圍帶來了對國際知識產權體系的全面滲透和覆蓋。傳播和文化的跨國化和國際化，使得版權成為國際的問題。但是，版權是否真的有利于建立公正的國際傳播體系?

　　一方面，新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的版權擁有者發現，國內曾經遇到的版權問題在國際市場繼續上演。于是，為了攫取更多的利潤，這些版權擁有者便通過向本國政府向外國施加壓力，強迫其認可在國內已經成熟的相關版權規定，從而使自己在國際市場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利潤最大化。比如美國和加拿大對廣播電視的有線轉播的爭議。加拿大的有線電視運營商源源不斷的從美國轉播節目，但是不向版權持有者支付酬金。承受了將近十年來自好萊塢和美國政府的壓力，美加自由貿易協定簽訂，即使這一協定據稱免除了“文化政策”的差異，但是加拿大的有線工作者最終則被納入了美國主導的版權體制中。

　　跨國公司依靠強大的資本實力，不遺余力地推動著將版權文化在國際范圍內的合法化。通過一系列國際條約的制定，有效地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納入主要由他們制訂的規則之網中。然而，“新的國際知識產權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來保護其跨國公司的壟斷食利者的收入。然而它同時也將第三世界國家排斥在通往知識的通道之外，阻礙了其創造能力和技術變革，阻礙了其競爭力的真正進步”。彼得·達沃豪斯(PeterDrahos)認為，那些飽獲知識產權之利的跨國公司就像海盜，他們不斷爭取政府的合作和庇護，當跨國公司給本國帶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遠遠超過“海盜行為”對本國造成的壟斷威脅時，該國政府就會甘愿幫助跨國公司實現其知識產權全球化的愿景。在此基礎上，一方面，發達國家相互間協作和不斷妥協，不斷掌握知識產權走向全球的知識話語權。另一方面，談判過程中，代表的條件，完整信息的條件和非支配條件的缺乏，使得發展中國家越來越難以“發聲”，關于知識產權全球化的民主協商越來越難以成為可能。知識產權規則經由少數人或公司操控以及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誘導”和“威脅”走向全球化。作者指出，版權或者知識產權規則的全球化是一種被操縱的全球化。因此，必須鼓勵“民主力量起來反抗這種危險，阻止那些夢想家將所尋求的信息封建主義植根于我們的制度之中”。

　　結語

　　版權發展的歷史，始終是版權所有者對知識內容的控制訴求同公眾對知識接近權和復制權訴求的沖突、斗爭和妥協。在數字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版權所有者對版權的控制變得更加困難，人們對電腦、網絡的使用在技術上使得對知識和信息的復制幾乎不可避免。因此，有學者認為版權不僅僅用于商業用途，對知識和信息的復制和使用上也應該有“商業性和非商業性”㈣之分。也有學者則提出，新技術的發展使得私人復制越來越容易，而版權所有者對私人復制的監控和監管變得越來越成本昂貴，“版權所有者的獨家復制權在私人領域變得越來越沒有強制性”。版權的核心議題應從“信息的復制(copy)”轉向“信息的散播(dissemination)”。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版權研究在主流版權研究領域外開辟了一個獨特的天地，其論述雖多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其植根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文關懷和批判精神，對于我們重新思考和理解當代中國在政治、資本、社會三方拉扯結構之中的版權文化，無疑能夠帶來不少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