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國文學在德語世界的接受場域是一個具有私人性、批判性和政治功能轉換趨向的文學公共領域，其歷史文化特征是探索當代中國文學在德接受形態的關鍵。德語文學公共領域的中國文學接受主要依賴文字、視聽和事件三種媒介。文字媒介是跨文化文學傳播的基本形式，通過文字語言轉換和物質形式生產傳播文學作品。當書面文字媒介從紙質印刷的物質形式延展到了數字空間，視聽媒介也開始作用于德語文學公共領域的運作與演變。事件媒介將參與文學交流的個體直接聚集到共同的時空場景之下，呈現的是一種直接的公共性，同時也有強烈的互動戲劇性。德語文學公共領域始終占據以事件媒介為主、文字與視聽媒介為輔形成的中國文學接受空間。

　　關鍵詞：德語文學;公共領域;中國文學;接受機制;媒介

　　在中外跨文化文學交流的過程中，翻譯和出版是文本交流的基礎工作，屬于文學單向的分發階段。從單向傳播到互動“交流”需要經過從傳播分發環節到接受評價環節的過渡。就德語地區譯介發行的中國文學而言，一部中國文學作品經過翻譯出版，以圖書的物質形式進入德語文學傳播場域，在大多數情況下首先需要經歷圖書貿易(Buchhandel)，先后通過負責供貨、批銷和代理的圖書中間商(Zwischenbuchhandel)和圖書零售貿易商分發給終端機構或個人客戶。①部分作品的傳播過程也包括視聽媒介等其他運作形式，比如文化廣播電臺介紹，或者互聯網上的影像宣傳。就目前來看，在德語地區文學作品的第一承載體還是以紙質書刊為主，同時以數字化為未來發展趨勢的書面文字。②然后才是德語界的文學接受主體——專業的漢學研究者、批評家、德語作家以及業余閱讀愛好者——的系列反饋，包括圖書發行量和再版次數的數據信息、德語大眾媒體對作家作品的宣傳評價、知識文化圈的文學批評、漢學專業人士的評判研究、文化獎項的垂青、文學活動交流乃至互文創作等等。這些反饋有的止于德語地區的接受場域，有的直接回返到傳播源，逐漸形成一種基于單向文學傳播的雙向中德文學交流。

　　跨文化文學作品的接受反饋是初步完成雙向性文學交流的前提條件。這種反饋性的機制構成便是本文探討的對象。在當代德語文學機制(Literaturbetrieb)中，接受環節主要可以分為公眾推廣和批評討論兩個層面。參與公眾推廣的首先是負責市場分發的出版社和個人宣傳動機下的文學生產參與者(作者和譯者)，其次是相關文化交流機構(如孔子學院)以及延續德國書業文化傳統的活動組織(如法蘭克福書展)。批評討論的參與主體除了漢學研究背景的專業人士，還有德語地區的文藝批評從事者。這兩個層面的運作需要刊物、廣播、電視、網絡等多媒體大眾文化傳播平臺的參與，將圍繞外來文學作品的討論融入一個早已存在的德語文學公共領域。這個文學公共領域是平行于文學機制的社會場域，而它的歷史文化特征也是探索當代中國文學在德接受形態的關鍵。

　　一 德語文學公共領域

　　按照出版社的價值導向和讀者定位來看，德語地區出版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策略路徑大致可以分為學術、商業和經典三種。這三種出版策略當中直接面向大眾文化傳播場域的是后兩種;第一種學術型出版主要針對德語漢學專業的學術接受群體，分發作品的標準和路徑并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公共性”。所謂的“公共性”是指從一部文學作品的公開形式衍生出來的普遍性的公眾反應。這些反應可以是私人閱讀理解的交流，也可以是公開討論得出的判斷，但嚴格來看，作出公眾反應的個體或群組不應受到特定專業背景的限制，而是能夠代表某個語言文化圈或特定社會整體的“公眾”。當然，很少有出版社絕對地依循某一種策略出版中國文學——針對學術界發行作品的出版社大多也并不排斥商業化和經典化的可能。絕大多數進入德語文學機制的中國文學作品是能夠引起普遍公眾反應的公眾文學，其接受場域就是形成、負載甚至重塑這些公眾反應的德語文學公共領域。

　　在進一步展開有關德語文學接受機制與中國文學的討論之前，或許有必要對現代日耳曼文化中文學公共領域的范疇進行簡單的勾勒。本文沿用的“文學公共領域”(literarische ?ffentlichkeit)概念出自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溯至十七世紀末歐洲市民社會發展時期初步形成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理論。根據哈貝馬斯的說法，隨著前工業時代資本主義的興起，市民社會基于私人領域的公共討論逐漸擴延，最終推動歐洲以宮廷為代表的權力領域的轉型。在“城市”這個同時具有物理和象征性質的空間背景下，宴會、咖啡館、沙龍等公共輿論空間的出現，聚攏了一批帶有私人個體意識的話語群體，促使了“一個介于貴族社會和市民階級知識分子之間的有教養的中間階層”的形成。③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社會下作為作家“委托人”的出版商代替宮廷貴族時期的資助人，文學市場與文化商品形式的昌明則賦予了文學藝術徹底的可討論性。④以平等的社會交往方式、針對一般(非政治)問題的討論和文化商品化普及為前提特征的“文學公共領域”，為歐洲資產階級帶有反抗權威與批判性質的“政治公共領域”形成鋪平了道路：“參與討論的公眾占有受上層控制的公共領域并將它建成一個公共權力的批判領域，這樣一個過程表現為已經具備公眾和論壇的文學公共領域的功能轉換。以文學公共領域為中介，與公眾相關的私人性經驗關系也進入了政治公共領域……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政治使命在于調節市民社會(和國家事務不同);憑著關于內在私人領域的經驗，資產階級公共領域敢于反抗現有的君主權威。從這個意義上講，它一開始就既有私人特征，同時又有挑釁色彩。”⑤

　　哈貝馬斯所說的文學公共領域是一個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語境下指向個人“政治解放”的概念。在私人閱讀和公眾互動過程中形成的文學話語空間，為基于私有個體觀念的公共政治討論提供平臺，并以此催生了所謂具有政治批判性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公共領域之所以能夠抗衡當時的君主權威，是因為其文學前身把通過文學閱讀產生的自我理解——或者說是私人個體意識——和公眾論辯的政治性“客觀功能”結合在一起，在“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統一中持續展開公眾與政權的博弈。因此，按照哈貝馬斯的定義，“文學公共領域”同樣具有鮮明的“私人特征”和“挑釁色彩”，從根本上來看是一個注重文學政治功能，甚至傾向文學政治化的公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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