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貿易逆差，Unfavorable Balance 0f Trade ，一國在一定時期內(如一年、半年、一個季度、一個月等)出口貿易總值小于進口貿易總值，即貿易逆差。文章發表在《中國商貿》上，是發表經濟論文期刊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中國貿易,國際貿易,貿易逆差

　　貿易逆差又稱“入超”、“貿易赤字”。反映的是國與國之間的商品貿易狀況，也是判斷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重要指標。2011年一季度，中國六年來首現季度貿易逆差，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分析一季度的外貿情況，最令人關注的還是貿易逆差。據海關總署統計，今年一季度我國進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8.2個百分點，并且已連續3個月出現貿易逆差，累計貿易逆差84.3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74億美元，增速之快，多年罕見。

　　中國一直是順差大國，迄今已持續了10年之久，其一方面給中國帶來了4000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對綜合國力的增強、快速的經濟增長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在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貿易摩擦日益頻繁的今天，持續高額的貿易順差又似乎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當前中國經濟呈現局部投資過熱的背景下，如何看待首季高達84.3億美元的巨額逆差，成為很多人關注的問題。

　　適度的逆差有助緩解多方壓力

　　84.3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對經濟是否會產生不利影響?對此，國內大多數外經貿專家認為，適度的逆差不會對進出口格局產生影響，而對中國經濟則不見得不好。

　　當一個國家出現貿易逆差時，即表示該國外匯儲備減少，其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削弱，該國在該時期內的對外貿易處于不利地位。大量的貿易逆差將使國內資源外流加劇，外債增加，影響國民經濟正常有效運行。因此，政府應該設法避免出現長期的貿易逆差。

　　趙晉平分析認為，首先，短期內的貿易逆差有利于緩解人民幣升值和通貨膨脹的壓力。

　　長期以來，巨額的貿易順差導致了人民幣升值預期，而人民幣升值預期又導致了資本凈流入增加，資本凈流入增加又進一步導致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特別是到了去年，陷入這一循環的人民幣升值壓力表現得相當明顯。今年一季度外匯儲備又增加了300多億美元，可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還是存在的。而逆差的出現則會減少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相應的，資本凈流入的速度也可能放慢。再從市場供求關系來看，隨著逆差的增多，美元供給也會相應減小，這樣也會減少市場的壓力。另外，逆差的增加還意味著不需要大量采購美元，人民幣存款的增加同樣會減輕壓力。從現實的情況來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確實比去年下半年有所減少。

　　從通貨膨脹的角度來看，年初業內估計，今年全年的通貨膨脹率是3%，而今年一季度就已達2.8%，因此有一種觀點認為今年的實際情況可能會超過年初的預計。在這種情況下，巨額的經常項目的順差，會轉化為貨幣大量投放的壓力，成為通貨膨脹率上升的重要因素，而短期的貿易逆差就有助于緩解這種壓力。

　　值得關注的結構性因素

　　從表面上看逆差的產生是因為進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8.2個百分點。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經部副部長趙晉平表示，分析這個問題，應該著眼于結構性因素，其呈現出三個特點：

　　一是，從國別結構來看，我國傳統的貿易順差來源的順差額在增加，傳統的貿易逆差來源的逆差規模也在擴大，只是一季度逆差的擴大規模超過了順差。這說明，進出口的國別結構并沒有發生變化，結構性的矛盾進一步擴大。

　　舉個例子來說，當中國向美國出口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時，美國的高端技術產品并不一定來到中國，反而是東亞國家的優勢技術產品在中國找到了廣闊的天地，結果就是中國維持著對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對東亞近鄰的大量貿易逆差，而且這種趨勢還在擴大。

　　二是，從商品結構來看，產生逆差的主要是和投資品、基礎材料有關系的商品。如電力設備、鋼鐵、金屬礦砂、紡織纖維、專用工業設備和科學儀器裝置等，逆差都增長得很快。

　　為什么首季84.3億美元的貿易逆差會表現為這三大結構性特點，其中又能夠傳遞出怎樣的信號呢?對此，趙晉平做了深層次分析，他認為，這是短期因素和長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如果一個國家經常出現貿易赤字現象，為了要支付進口的債務，必須要在市場上賣出本幣以購買他國的貨幣來支付出口國的債務，這樣，國民收入便會流出國外，使國家經濟表現轉弱。政府若要改善這種狀況，就必須要把國家的貨幣貶值，因為幣值下降，即變相把出口商品價格降低，可以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能力。因此，當該國外貿赤字擴大時，就會利淡該國貨幣，令該國貨幣下跌;反之，當出現外貿盈余時，則是利好該種貨幣的。因此，國際貿易狀況是影響外匯匯率十分重要的因素。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充分說明這一點。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連年出現逆差，致使美國貿易收支的惡化。為了限制日本對美貿易的順差，美國政府對日施加壓力，迫使日元升值。而日本政府則千方百計阻止日元升值過快，以保持較有利的貿易狀況。同樣的，關于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也有這方面的斗爭因素。

　　先看短期因素。去年下半年以來，投資增長帶動了整個市場需求的快速增長，這種短期的投資需求的上升也帶來對進口原材料和機械設備需求大增，導致進口增長速度超過出口。例如房地產、家電、汽車等行業蓬勃發展，直接拉動鐵礦砂進口量不斷攀升。而一季度初級產品的進口增幅更是高達62%。

　　另一個短期因素在于，國內對基礎能源和原料需求的迅速膨脹，導致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而在國際市場上的大量采購則改變了國際市場上的供求平衡，也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際價格的上揚。所以一季度逆差的增加中還存在著進口商品價格上揚的因素。而分析長期因素，首先就是受產業分工和產業轉移的影響。

　　再從產業分工的角度來看。在國際分工中，我國處于世界性的制造業加工基地，這種定位的長期影響在于決定了我國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零部件和能源，甚至需要大量進口。

　　政策調整的影響則是另一個長期因素。這一點從貿易方式的變化可以看出。從今年起，我國出口退稅率平均下調了3個百分點，這在客觀上起到的作用是，很多企業為了回避國內采購成本的增加，為了保稅，便由一般貿易方式轉向了加工貿易方式，原來的國內采購部分也隨之變為了進口。這也是造成逆差的原因之一。

　　外貿戰略的調整

　　然而，從國別結構的角度來看，逆差的出現對于緩解雙邊的貿易摩擦沒有什么作用。統計分析表明，我國出口60%以上集中在美國、日本、歐盟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中國和歐美之間存在的大量順差使得貿易摩擦亦大幅上升，從紡織品、彩電，到鋼管、家具，以及動物源性產品，都受到了外國特別是來自美國、歐盟的密集的反傾銷訴訟或技術性壁壘。

　　在這種背景下，從內外需求兩個方面看，應如何把握當前的貿易戰略呢?趙晉平認為，首先，應當改變“重出口輕進口”的思想，貿易戰略應該對出口和進口兩個方面都有所考慮。

　　在出口方面，一是，對于大量資源消耗型產品和能源消耗型產品，應該在產業政策上進行調整，減少這類商品的出口地位和比重，或者使其增長速度降低到合理的水平，這有助于緩解我們在資源和能源方面的壓力。而且，這種調整不能是通過行政命令去限制，而應通過產業政策的調整，以市場的手段進行調節。比如，可以在短期內通過出口退稅機制增加資源型、高消耗型產品的出口成本，減少對資源和原材料的消耗。

　　二是，出口市場戰略性的調整和布局。談及此，趙晉平感慨到，這似乎是一個永恒的話題。我國出口市場的集中度高，成為了雙邊貿易摩擦的主要起因，甚至成為了政治摩擦的主要起因。這也蘊涵了一定的風險度。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正是與這種過度依賴于某一市場的經濟結構有直接關系。對此，趙晉平建議，如果能夠通過與周邊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提高區域內部的貿易比重，可以減少對單一市場的過分依賴，也有助于減少雙邊貿易帶來的摩擦。

　　具體到今年外貿情況，逆差是否會持續全年成為了人們普遍關注的焦點。

　　談到全年的走勢，趙晉平分析說，從進口方面來看，一方面，我國經濟增長比較快、刺激市場需求上升的因素還存在、今年關稅水平的進一步降低、由于物價上漲后帶來的人民幣的相對升值而帶來的進口品價格相對下降等因素都會造成對進口的刺激;另一方面，隨著國家宏觀調控的加強和到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資過熱的勢頭，有利于克服由于短期的投資增長過熱對進口的影響。

　　研究一國對外貿易發展情況，主要借助于政府定期公布的對外貿易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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