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在我國，教育特殊群體的成分比較復雜，主要包括從生理角度來看的重病或殘疾學生，從性別角度來看的女學生，從民族角度來看的少數民族學生，以及從家庭背景來看的低收入家庭。
一、高等教育受教育權的性質
高等教育受教育權，是指公民依法享有從國家獲得接受高等教育機會并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物質幫助的權利。《高等教育法》第九條規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因此，高等教育受教育權是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是法定權利。從權利主體來講：公民有接受高等教育，通過高等教育來完善自己、發展自己的權利，同時由于是權利，不是義務，因此公民可以選擇放棄。從義務主體來講：其一，國家有發展高等教育、提供高等教育機會、提供物質幫助的義務;其二，任何單位和個人都不得非法剝奪公民的這種權利，否則就構成侵權。
二、高等教育受教育權的平等性
《教育法》第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第三十六條規定：受教育者在入學、升學、就業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權利。盡管《高等教育法》沒有規定高等教育平等的內容，但由于《教育法》是教育領域的基本法，所以高等教育領域仍然應貫徹上述有關教育平等的規定，即公民依法享有平等受高等教育的權利。
瑞典教育家T·胡森認為，“平等”包含三方面的內容：第一，起點平等。指每個人都有接受教育和學習生活的機會;第二，過程平等。即在教育過程中個體受到平等的對待;第三，結果平等。即學生獲得學業成功的機會平等。起點平等是過程平等和結果平等的基礎與前提，起點的不平等將導致過程平等與結果平等的缺失。因此，本文主要探討高等教育受教育權的起點平等問題。我國1997年簽署并于2001年審議批準的聯合國人權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三條規定：——(丙)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以一切適當方法，對一切人平等開放 ，特別要逐漸做到免費;《高等教育法》第十九條規定：高級中等教育畢業或者具有同等學歷的，經考試合格，由實施相應學歷教育的高等學校錄取，取得專科生或者本科生入學資格。這些為高等教育起點平等提供了實現的途徑及法律保障，即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標準是成績，考分面前人人平等，但這種平等在現實中并沒有使公民獲得平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相反顯露出了諸多的問題。
三、高等教育受教育權起點平等的現實分析
(一)對招生制度的現實分析
我國現行的統一高考制度，具備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但錄取學生采取分省定額、分別劃線錄取的辦法。同樣的考分，北京考生可能考上了北大，新疆考生可能進了重點院校;山東考生可能只能進專科，而湖北考生可能連專科也上不了，這明顯暴露出了該制度的不合理性。2001年8月，三名山東青島考生起訴教育部，請求最高人民法院確認教育部所作出的“關于2001年全國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招生計劃” 的行政行為違法，此案引起了社會各界對高等教育受教育權平等性問題的廣泛關注。
為什么在不同地區設定不同的分數線?其根源是什么?關于這一點有各種解釋，正面的說法認為：現行的招生指標分配方式是對歷年生源質量、當地基礎教育水平、招生對象地區經濟發展需要、當地生源人數等綜合考慮的結果。相對來說，按地區分配招生指標更能照顧到基礎教育薄弱地區的考生，是較為公平的分配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反面推理的說法是：如果取消地域界限、取消地區名額差別，按照分數高低對所有考生一視同仁，或者高考試題由各高等院校自己出，但招考對象面向全國統一劃線，按照分數高低嚴格錄取。那么，對于那些邊遠落后的省份，學生因享有的教育資源先天不足將無法與其他地區的考生在同一起點上競爭，如果主張規則平等，不對他們進行一定的傾斜，就可能帶來實質上的不平等。這些說法都暴露了其中的根源，即教育資源不足及分配不均衡。因此，加強教育資源開發、調整資源分配是解決的根本途徑。
但在現有的資源條件下，如何認識不同地區設定不同分數線制度的公平性呢?如何理解高等教育受教育權的平等性在該制度中的體現呢?
首先，高等教育權是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但法律賦予的權利和真正享有的權利是有差別的。立法上的法定權利只是對自然人和公民應有權利的確認，法定權利要轉化為實享權利，有賴于物質與精神資源的保障，有賴于行政執法和訴訟上的保障。受社會經濟水平影響，我國高等教育資源比較有限，因此，并不是人人都能夠享受高等教育受教育的權利。
其次，平等包括實質上的平等，而不僅僅限于形式上的平等。廣東人大代表徐源遠在2006年的兩會上提出建議：高考由國家統一命題，所有省、市、自治區納入統一統考范圍，高等院校在錄取時取消地域限制，按照考生分數高低統一錄取。我們認為，這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平等。就目前的高等教育狀況來講，由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和大型城市財政實力雄厚，在初等教育階段人均資源占有量較大，而中西部地區由于財政資金緊張，所以在初等教育階段人均資源占有量較小，這種教育資源配置的不平衡導致了教育質量方面的差異。通過這種方式只能導致更多的實質不平等：即基礎教育發達地區必然高考升學率遙遙領先，不發達的地區必然是寥寥無幾。
第三，平等權并不排除合理的差別，即可以有差別，但必須合理。羅爾斯在《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中經典性地闡明了平等觀念：“——(2)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滿足兩個條件：第一，他們所從屬的公職和職位應該在公平的機會平等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第二，他們應該有利于社會之最不利成員的最大利益 ( 差別原則 )。”我國歷年的招生政策都會向中西部等教育欠發達地區傾斜，根據差別原則，只要這種傾斜度是合理的，就是可行的，但這種傾斜在近幾年卻帶來了一些不良后果。由于高考分數線在各地的不一致，“高考移民”現象越演越烈，這對接受移民的移民地考生又形成了新的不平等。筆者認為，這種傾斜度已經超過了限度，如果不是分數差距過大，是不會有人愿意花如此多的金錢和精力來享受這種傾斜的。對于上海、北京地區考生的低分錄取現象 ，有人認為這和目前高校體制有關系，當地政府機構與高校有聯建協議，政府為高校建設提供了很多優越的資源，解決了很多高校發展中的困難，高校作為回報應該多招本地學生。我們認為，高校完全可以通過其他途徑為本地建設作貢獻，而不應該在全國統一的高考中向本地學生傾斜，這種傾斜是不合理的。2012年7月15日，來自山東、河南、安徽、湖北四個高考大省的8名律師，就聯合致信教育部，反映在京部屬高校在招生中存在嚴重地域歧視問題，建議教育部改革招生制度，取消高考戶籍限制。
(二)對特殊群體的現狀分析
特殊群體是指自然、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狀態而導致其處于不利社會地位的人群和階層。特殊群體和非特殊群體的差異主要表現為：生理差異、性別差異、民族差異、階層差異。
1.生理差異。近幾年，身患疾病或殘疾的考生被拒收的例子屢見不鮮。1995年高考錄取工作中，河南考生楊紅偉被所報考學校以“相貌丑陋”為由拒收，在引起了全國關注之后被蘭州大學錄取。浙江省龍泉市的一位身高只有1.28米的女學生翁有蘭，在1999年的高考中取得了511分的好成績，卻因個矮沒有被錄取，2000年，她取得了520分的好成績，經過全國多家媒體報道，最后被安徽大學正式錄取。2002年，考研成績第一名的張方(化名)，由于是乙肝病原攜帶者，被所報第一志愿的院校中國科學院心理所拒絕錄取。2009年4月中旬，北大醫學部高調公布的高招體檢標準規定：乙肝病毒表面抗原陽性不予錄取，身高男生低于1.60米、女生低于1.50米的限錄或慎錄，體重超過標準體重20%的限錄或慎錄。在一系列輿論質疑和法律界的維權行動影響下，北京大學醫學部才修改了其2009年高招體檢要求，刪除了歧視性的內容。
2.性別差異。近年來，中國高校都開始普遍出現“陰盛陽衰”現象，從1999年至2008年，高考狀元中男生比例由66.2%下降至39.7%。全國普通高校的本專科學生中女生比例從1995年的35.4%升至2004年的45.7%，2007年新入學的女生比重首次超過男生達到52.9%，2010年考上大學的女生數量比男生多33萬。因此，在高等教育階段，已經不存在女生入學率低的問題。女性作為特殊群體，在高等教育受教育權的起點平等中已經不需要特殊的保護，但是，在具體的高考招生過程中卻出現了歧視女性的做法。例如：2012年7月8日，有廣東媒體報道，招收國防生的高校及部隊院校，男女生最高可相差40多分：中國政法大學理科女生投檔線632分，比男生投檔線588分高出44分;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理科女生投檔線620分，比男生投檔線585分高出35分。
3.民族差異。國家統計局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漢族人口為1225932641人，占91.51%;各少數民族人口為113792211人，占8.49%。1980年教育部、國家民委印發國務院批準的《關于加強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見》要求少數民族大學生占全國大學生總數的比例與其人口在全國人口所占的比例應大體相當。國家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全國高等教育學生總人數為34168470人，少數民族學生數為2114178，占6.19%，其中，全國普通本專科總人數為22317929，少數民族學生人數為1508295，占6.76%，研究生、成人本專科、其他各類高等學歷教育的比例分別為4.98%，6.18%，4.00%。這幾個比例均低于少數民族人口比例8.49%，并存在一定的差距。
4.階層差異。不同階層的子女在受高等教育時存在著明顯的差別。高階層的家長往往會動用自己的社會關系和經濟能力使其子女處于優勢地位，而一般勞動者的子女在競爭中往往處于劣勢。國家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研究”課題組，對北京某高校2003級不同家庭子女429名學生的高考錄取分數進行的調研顯示，平均分從高到低依次為：農民、下崗人員、個體經營者、工人、職員、中高層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平均最低的是高級管理技術人員階層子女，為571.3分，比農民階層子女的平均分610.1低38.8分，比下崗失業人員階層低35分，比工人階層低26.2分。更有數據顯示優勢階層的子女集中在優勢高校的熱門學科，而劣勢階層的子女則偏向劣勢學校的冷門學科。
形成差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法律法規的不健全，高校招生制度的不合理等，當然還有一些人為的歧視。盡管平等并不意味著無差別，但這種差別必須有利于社會的最不利者，而在此處卻沒有體現對特殊群體的保護，反而人為地拉大了這種差異，使特殊群體處于更不利的情勢，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必須建立健全對特殊群體的幫助體系，加強對特殊群體的保護。
四、促進高等教育受教育權起點平等的策略研究
教育部2012年6月發布的《國家教育事業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中確定的目標為：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從2010年的26.5%要提高到36.0%，在校生從2922萬人擴大到3080萬人，其中本專科生從2768萬人擴大到2910萬人，這意味著公民有更多的機會實現自身高等教育受教育權，同時也意味著政府、高校要研究相應的政策與策略，最大限度地去實現高等教育受教育權的現實平等性。
(一)大力推進經濟建設，創造并合理配置教育資源
作為上層建筑的高等教育平等權必然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因此，大力發展生產力、推進經濟建設、加大教育資金投入、創造更多教育資源是根本途徑;其次，在現有的經濟條件下，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變單一的辦學體制為多種形式的辦學體制，吸納民間資本的投入，增加辦學投資渠道和辦學主體，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此外，要合理配置教育資源，改變以往教育資源過于集中的局面，向處于特殊的農村、經濟落后地區、城市貧困群體傾斜，向落后地區的農民、城市貧困失業者、進城務工的子女傾斜。
(二)完善相應法律法規，為高等教育平等權提供依據和保障
從實體法來看，一是應當在《高等教育法》中明確規定公民依法享有“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將高等教育平等權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確認，二是應制定有關教育投入的法律法規，保障教育投入的充足與良性運行，三是應完善有關特殊群體高等教育平等權的法律法規，為其提供更全面的保護。從程序法來看，應制定相應的教育部門規章，給予公民在高等教育平等權程序方面的保護，如確保招生階段教育行政部門和高校能夠履行公布程序，錄取階段能夠履行提檔程序、資格審查程序、錄取通知書發放程序等，并給予行政執法和司法訴訟上的保障。
(三)進行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尋求最佳的公平點
一是增加考試次數，改變“一考定終身”的模式;二是在知識水平評價的基礎上增加對其思想道德素養以及能力方面的考核，可以把學生的實踐報告、設計作品、課程論文等納入考察;三是根據不同院校設置高校自主招生權的范圍，實行分層次、分類型的多元化考試制度，重點大學應當面向全國采取嚴格的統一考試，高職高專可以采取開放式的考試制度，實行“寬進嚴出”。2011年，江蘇省首次在26所院校高職院校成功地推行了注冊入學的招生政策;四是打破原有名額分配方案，重點大學不采用對所在地進行傾斜的名額分配方式，而采用按人口比例分配名額的方式，如2006年中國政法大學就率先按人口比例確定了招生名額，為不同地區的考生提供平等競爭的機會。
(四)建立健全對特殊群體的保障體系，體現合理的差別原則
首先，應加強對重病或殘疾學生、女學生權利的保障，要平等地給予他們受高等教育的權利，賦予他們特殊的救濟權利。其次，繼續履行《高等教育法》賦予國家采取措施幫助少數民族學生的義務，制定相應政策，有效改變民族差異。第三，采取各種有效措施，加強對貧困學生的資助：一是加大貸款力度，健全貸款機制，增加貸款形式，確保貧困生能獲得貸款的資助，適當延長還款年限;二是完善資助體系，形成多途徑的資助，可以設立教育彩票，將所得收益用于教育資源的投入及對貧困生的資助;可以通過媒體報道，號召全社會都伸出援助之手，建立起以企業命名的班級、獎學金、助學金、救濟金等;三是高校主動采取幫困扶貧措施，如減免學費、提供勤工儉學機會;四是采用彈性學制，使他們可以邊學邊工，或先工后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