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國城市拆遷管理中存在的諸多問題
自20世紀末以來，作為體現一個國家現代化的發展程度和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的城市化, 在我國各地先后掀起了大規模的城市擴張和舊城改造。城市擴張和舊城改造, 使居民生活的重要條件得到普遍的改善, 特別是舊城改造, 最初還被老百姓喻為是最大的民心工程。然而，在近些年城市擴張和舊城改造的過程中引發的諸多問題也隨之而來，被列為拆遷戶的業主遭到非法強拆的事件屢屢出現，更有甚者演變成了惡性事件。這些都嚴重影響著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事業的大局。
2008年11月8日，衡陽市的兩棟居民樓的居民正在熟睡之中，一伙身份不明的暴徒突然破門而入，將居民們強行從床上拖起，用出租車運走。挖土機隨后將這兩棟居民樓夷為平地，居民的財物全部被埋在廢墟中；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區發生惡性“拆遷”事件，女主人以死相爭未能阻止政府組織的破拆隊伍，最后“自焚”于樓頂天臺，燒得面目全非。數人被拘，數人受傷住院，政府部門將其定性為暴力抗法，被拆戶控訴政府暴力“拆遷”；2009年12月26日，河南省信陽市糧食局58歲的殘疾人翟開建被開發商拆遷人員打暈在地，經急救住院診斷左臂肱骨被打骨折，等等。以上諸多拆遷過程中涌現出來的惡性事件，在全國各地層出不窮。國家信訪數據表明，2003至2006年接待的上訪人數中，有近40%涉及拆遷；這一期間建設部統計的這個比例則高達70%—80%。近兩年這一比例又有所提升。這些城市拆遷問題的背后，到底是我們的法律制度不夠健全，還是另有原因，已經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
2 從法治的角度解決拆遷問題成為了全社會的焦點
要從根本上解決房屋拆遷及其引發的各種問題，需要從制度上反思，需要標本兼治。這一認識，已經成為了全社會的廣泛共識。因為在城市的強制拆遷中, 政府集“土地所有者”、“城市經營者”、“拆遷政策制訂者”、“強制拆遷執行者”這四種角色于一身, 強制性地從城市居民手中收回土地使用權, 以最低的成本、最大限度地達到目的，而被拆遷人只能處于弱勢地位, 其利益受到損害也就不言而喻了。如果再存在政府官員的權力尋租、勾結腐敗, 或者開發商的巧取豪奪等原因, 那么被拆遷人的權利被漠視、拆遷悲劇的發生也就成為了必然。
當前，我國提出了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科學發展、和諧社會和法治國家戰略，都強調國家對公民包括私有財產權在內的合法權益的保護。很多專家學者也認識到，國務院2001年6月6日頒布并于11月1日開始施行并沿用至今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與《憲法》、《物權法》、《房地產管理法》在保護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動產方面的原則和具體規定存在抵觸，這導致了城市發展與私有財產權保護兩者間關系的扭曲。2009年12月中旬，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憲法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前日評選出了2009年的十大憲法實例。成都市金牛區的唐福珍自焚抗議拆遷事件，以及北大五位法學學者建議全國人大對《條例》予以審查，位列2009年十大憲法實例之首。這引發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國務院也有意修改《條例》，并啟動了前期調研，并準備出臺新的條例。
3 完善法治絕非解決拆遷問題的萬能法寶
無論是專家學者、普通市民還是政府部門都不約而同的認為，即將出臺的新例要體現拆遷思維的“根本性變化”,就是政府將先補償再拆遷。房主若有異議可以提起訴訟,將“行政強制權”從政府手里收回,并將這個領域的最終強制權統一歸于司法領域,是最終解決拆遷暴力沖突的必由之路。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的很多問題，固然和法律法規有著這樣或那樣的漏洞大有關系；但另一方面，法律不能被有效地執行、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更是一個痼疾。解讀眾多的拆遷悲劇，我們不難看到，拆遷者不僅僅只是視《物權法》為無物，甚至也根本就不遵守《條例》。《條例》中的強制拆遷也沒有允許拆遷人可以毆打被拆遷人。換言之，即便我們沒有《物權法》，如果拆遷者能嚴格按《條例》辦事，大量拆遷悲劇也不至于上演。
這讓我們不得不擔心，即便《條例》修改得完美無缺，如果執法者根本不遵守，而且在違規之后又得不到應有的懲處，那么法律完善下的野蠻拆遷和法律不完善下的野蠻拆遷，沒有多大的本質區別。不被有效執行的法律僅僅只是一張徒具觀賞性的紙而已。我們不能太過于期待《條例》變完善后，某些拆遷就會立刻從野蠻變文明。現在的很多野蠻拆遷根本就不是在鉆《條例》的空子，而是他們眼中根本沒有任何法律。從這個角度看，對城市拆遷行為而言，缺乏相應的人文管理僅從法治的角度是很難徹底解決拆遷過程中所存在的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