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的有期徒刑的刑期是 6 個月以上，15 年以下;數罪并罰的情況下，有期徒刑最高不超過 20 年。有期徒刑的期限從 6 個月直到 20 年，按照罪刑均衡的原則，罪重刑重、罪輕刑輕，因此有期徒刑包羅了重罪犯和輕罪犯。對所有的重罪犯和輕罪犯的要求都相同，無疑沒有體現區別對待的刑事政策原則，將削弱假釋的刑事政策功能。

　　一、假釋適用對象的完善

　　假釋作為一種刑罰執行中的變更制度，是歐洲近代民主與法制的產物，也是監獄文明制度的標志之一，現已被世界各國采用。多數國家對假釋對象沒有限制，但也有少數國家做了一定的限制。我國《刑法》第 81 條第 2 款規定限制了假釋的適用對象。筆者認為，對于累犯和因殺人、搶劫、強奸、爆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罪犯不得假釋的規定，值得商榷，建議對上述罪犯規定更加嚴格的限制條件(如服刑期限更長等)，但是沒必要完全禁止這些罪犯的假釋。

　　(一)對于累犯可以適用假釋

　　一般認為，我國立法之所以規定累犯不得適用假釋，主要在于“累犯屬于屢教不改的犯罪分子，已經因為犯罪被判過刑，表明累犯的主觀惡性和再犯可能性比較大，因而不適用假釋”。但是，有學者指出，規定累犯不得適用假釋是不科學的，原因在于：其一，不符合假釋的理論。假釋的依據是犯罪人在刑罰執行中的表現，只要確有悔改表現的、適用假釋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就應當適用假釋;其二，規定累犯不得適用假釋，不利于累犯的教育改造，剝奪了累犯提前釋放的希望;其三，規定累犯不適用假釋，不適當的增加了監獄的負擔，不利于提高改造質量。筆者贊成這種觀點，并進一步認為得出累犯不得假釋結論的前提是錯誤的。因為：其一，累犯并不能夠絕對說明過去矯正的失敗，也不能說明第二次矯正只有服完所有刑期才能矯正成功。其二，累犯并不絕對表明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很大，犯罪的原因異常復雜，某些被害人具有嚴重過錯甚至主要過錯的犯罪，就不能說明累犯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大;某些基于犯罪人認識錯誤的犯罪，也并不一定說明其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大。

　　因此，應當將絕對禁止累犯適用假釋修改為限制累犯適用假釋，為累犯假釋規定更加嚴格的限制條件。既可以給累犯自新的動力，又可以避免累犯適用假釋的人身危險性，還可以適當滿足報應公正和一般預防的需要。

　　(二)對于重罪犯也可以適用假釋

　　為表述方便，本文使用“重罪犯”一詞來特指因殺人、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刑法規定“重罪犯”不得適用假釋同樣有違假釋制度設立初衷。

　　有學者通過考證，認為 1997 年刑法修訂之所以直接規定對于重罪犯不得適用假釋，主要是因為面對嚴峻的犯罪形勢作出的“治亂世、用重典”的刑事政策選擇，指望通過嚴厲的刑罰提高刑罰的威懾效果，以加強一般預防。假釋適用條件的完善，但是在筆者看來，靠通過刑罰的嚴厲增加刑罰的威懾力以實現一般預防基本上是沒有效果的，是典型的“飲鴆止渴”的做法。并且，“維護原判刑罰的嚴肅性”的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不能說假釋就破壞了原判刑罰的嚴肅性。筆者認為，刑法規定“重罪犯”不得適用假釋是不符合刑罰理性的。理由如下：其一，適用假釋的本質條件是“確有悔改表現，適用假釋不致再危害社會”，而“重罪犯”只說明其原來犯罪性質嚴重，并不說明其在監獄改造中就不能成功實現矯正的目的;其二，假釋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鼓勵犯罪分子積極改造，而規定不得假釋無疑斷絕了犯罪人早日回歸社會的希望，顯然不利于這部分犯罪分子的改造，甚至可能使其產生逆反心理，對整個監獄的改造秩序都會產生不良影響，削弱監獄的矯正功能;其三，規定“重罪犯”不得適用假釋，還違背了行刑經濟性原則，不僅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而且造成對犯罪分子“刑罰的過剩”現象;其四，“重罪犯”不得適用假釋，在刑罰論上是過分追求刑罰的威懾效果和報應公正，忽視刑罰矯正功能的結果，這種偏離不符合現代行刑人道化和重視矯正的教育刑主義思潮。

　　二、假釋犯服刑期限的完善

　　根據我國《刑法》第 81 條的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只有在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人只有在實際執行 10 年以上的，方可考慮是否適用假釋。我國刑法對假釋犯實際服刑期限的限制是比較合理的，但是仍然存在一個重大問題：沒有根據罪行和罪犯的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形成不同的服刑期限制等級，從而削弱了假釋的刑事政策功能。

　　那么，在假釋犯服刑期限問題上，如何根據罪行和罪犯的不同情況實現區別對待呢?在國外，多數國家區別了普通罪犯、累犯和重罪犯的服刑期限。例如，《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 729 條規定，“對于累犯，只有當其服刑時間兩倍于待服刑時間時，才能假釋;對于重罪無期徒刑來說，刑期未經過 15 年者，不得假釋。”《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 79 條規定，“因輕罪或中等嚴重程度的犯罪被判刑的，不少于 1/2;因嚴重犯罪被判刑的，不少于 2/3;“因特別嚴重的犯罪被判刑的，不少于 3/4”。在我國，基于刑罰威懾功能和矯正功能的協調，并考慮到故意犯和過失犯主觀惡性的不同，我國對青少年的保護政策，以及國家工作人員的特殊身份等方面，筆者主張對累犯、重罪犯、國家工作人員罪犯、過失犯、青少年犯等在服刑期限方面區別對待。為此，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對于累犯，被判處有期徒刑的，執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二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執行十五年以上，方得適用假釋。

　　第二，對于因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二以上，方得適用假釋;因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十五年以上方得適用假釋。

　　第三，對于國家工作人員罪犯，被判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執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二以上，方得適用假釋;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執行 15 年以上，方得適用假釋。

　　第四，對于因過失犯罪被判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執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一以上時，得適用假釋。被判處 3 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過失犯罪分子，因其社會危害性很大，為滿足刑罰的報應和威懾目的，必須在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方得適用假釋。

　　第五，上述情況之外，被判處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青少年犯罪分子(14 歲以上 25 歲以下)，在執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一以上時，得適用假釋。

　　第六，上述情況之外，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只有在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人只有在實際執行 10 年以上的，方可考慮是否適用假釋。

　　三、假釋實質條件的完善

　　多數國家的刑法都對假釋的實質條件做了規定。從規定的內容看有兩種情況：一是在服刑期間有悔改表現。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 176 條規定，只有在“被判處監禁刑的人在刑罰執行期間表現良好，令人確信有所悔改”的情況下，假釋方能進行。《日本刑法典》第 24 條規定，假釋需要“被判處懲役、監禁刑，如果有悔改表現”;二是不僅要求服刑期間的悔改表現，而且要求考慮假釋后的社會再適應性或危險性。例如，《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729 條規定，被判刑人應當具備“社會再適應的嚴肅保證”。我國屬于后者。對假釋犯危險性的評價，是決定假釋的根本依據。我國有學者認為，“假釋后不致再危害社會”不易評價，且預測失敗的可能性較大，導致假釋決定機關面臨較大的政治風險，進而導致假釋適用率低，因此應當對此進行修正。那么，是不是就要立法“刪除”或“改變”?張明楷教授曾經談到，刑法研究應當著重解釋而不是提出立法建議，立法是一件很慎重的事，不能輕易改變，應當主要通過法律解釋將其完善。筆者認為，只需要將“假釋后不致再危害社會”解釋為“假釋決定機關有合理理由認為假釋后不致再危害社會”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否則假釋的失敗率的確會給假釋決定機關帶來較大的政治壓力。同時，有權機關應當制定相應的參考意見，確定可以認定“假釋后不致再危害社會”的途徑，可以避免自由裁量權的濫用。

　　筆者認為，假釋犯的危險性評價可以考慮以下因素來設計：

　　(一)建立專門的假釋危險性調查與評價機構

　　由于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及其機制的復雜性，假釋犯的危險性評價應當是一項復雜的專業性的工作，不是一般的機構所能勝任。因此，筆者建議有關機關應當設立一個專門的假釋犯危險性調查與評價機構，而且假釋犯危險性調查與評價機構應當分離，理由在于：假釋犯的危險性調查機構著重在于提供與假釋犯危險性評價有關的事實，不預先做出判斷;假釋犯危險性評價機構著重在于根據假釋犯危險性調查機構提供的材料和根據對假釋犯的接觸，評價可能被假釋的受刑人的危險性。假釋犯危險性調查機構與評價機構相分離，是因為調查機構直接接觸被調查對象的生活環境、相關親屬、被害人等各種因素，容易產生對被調查對象的各種可能影響理性判斷的情感因素;評價機構可以與具體事實相對超脫，從而做出理性的判斷;調查機構需要的專業技能相對較小，而評價機構需要的專業技能相對較高，兩者適度分離有利于假釋犯危險性調查與評價機構的專業發展。

　　(二)假釋犯危險性調查與評價工作的進行

　　第一，假釋犯危險性的調查工作。假釋犯危險性的調查，主要由以下部門負責：首先，監獄行刑部門提供受刑人在監獄內的服刑表現材料、犯罪前科記錄、犯罪行為的具體事實材料;其次，由受刑人原住所地的地方司法行政機關提供對受刑人的家庭、親屬、工作單位的相關情況，并調查被害人對是否同意受刑人假釋的意見及其對受刑人的評價，提供當地派出所的評價意見;最后，由假釋犯危險性調查機構匯總并核對材料，報假釋犯危險性評價機構審查。

　　第二，假釋犯危險性的評價工作。假釋犯危險性評價機構的工作人員應當具有監獄學、犯罪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專業學習背景，根據假釋犯危險性調查機構提供的材料，并在聽取受刑人意見后對受刑人的危險性做出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