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房地產宏觀調控新政策在短期內出臺如此之多，表明房地產業正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早已經刻不容緩。這一系列政策的實施不僅有其經濟目標——穩定房價，防止產生房地產泡沫，防止資金和信貸過度集中于房地產業等;更有其社會目標——為廣大中低收入者提供適用房，緩解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社會。

　　關鍵詞：和諧社會,房地產調控,地產政策

　　國務院七部委于2005年4月頒發了《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的意見》，標志著中央政府對房地產市場的直接調控全面展開;2006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針對當前房地產市場目前還存在的一些如少許城市房價過高、房價上漲過快、住房供應結構性矛盾突出、市場管理比較混亂、投資增長過快等問題，又從調整住房供應結構，加強稅收、信貸和土地政策的調節，完善統計和信息披露制度等六個方面提出了房地產調控的原則意見;緊接著九部委頒布了《關于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穩定住房價格的意見》，開始了房地產的新一輪宏觀調控。

　　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必要性

　　全世界幾乎所有的政府都把房地產作為政治問題來處理。因為獲得適當的住房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實現“居者有其屋”是政府對公眾的最起碼的承諾。從發達國家的經歷看，完全依靠市場的力量無法實現上述目標，政府有必要干預市場，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一些國家把享有住房的權利寫入了憲法，并規定政府各部門有責任制定住房計劃，以保證底層人民的住房權利。

　　我國1998年以前的住房制度屬于高度福利化的住房制度，1998年出臺的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標是要把高度福利化的住房制度改革為以市場化為導向的住房分配制度。由于國家財政的壓力，政府希望通過市場化的方式解決城市住房問題。在此過程中，政府為了解決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問題，也實施了相應的住房保障制度，如采取了實物配租、租賃住房補貼、經濟適用房等政策。但我們更多地將這些政策作為暫時的過渡性措施來對待，沒有對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給予應有的重視。

　　2003年，我國用于經濟適用房建設的總投資為600億元，只占當年房地產總投資的6，2004年的經濟適用房的投資占房地產總投資的比例不到5，2005年1-10月，全國經濟適用住房投資下降了11.1，供應量與上年同比下降1.6。一些地方甚至僅把建設廉租房作為短期形象工程。因此，經濟適用房政策在我國當前的住房制度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數目眾多的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

　　在強調“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完善公共住房保障制度已經成為迫切的任務，政策上對中低收入群體的傾斜是必然選擇。因此，我們不能僅僅用經濟學的眼光去分析房地產市場，而時時刻刻要牢記“構建和諧社會”的宗旨。

　　房地產政策的主體關系分析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議中第一次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命題，明確指出：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學術界對“和諧社會”有比較一致的解釋：社會的各個群體能夠實現良性的互動，整個社會能夠表現出一種公正的狀態，社會能夠安全地運行和健康地發展。

　　現代和諧社會能夠協調好社會整體利益和個體利益的關系，因而能充分激發社會的活力，使創造財富的源泉得以充分涌流，使社會呈現一種公正的狀態，使社會各個群體和社會成員“各盡所能，各得其所”。

　　在當代中國，房地產既是一種產業，又是各類利益集團角逐的載體，既是政府官員打造政績的政治工具，又是重新分配社會財富的非正常方式。沒有哪一個行業比房地產業更能反映當前中國社會結構和社會狀況。

　　從建立和諧社會角度出發，在房地產市場，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監督和執行者，開發商、投資者是政策的受動者，中低收入者應是依賴政策維護公平和正義的弱勢群體，各個主體之間應保持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政府、開發商、投資者等強勢群體的利益增進不能以損傷中低收入者弱勢群體的利益為必要前提條件，而應是政府、開發商、投資者等市場強勢群體的利益增進同時，中低收入者弱勢群體的住房條件隨之得到改善。

　　而實際出現的現象是：政府也是“經濟人”，盡力從房地產市場獲得足夠的財政收入;開發商主導市場;投資者和投機者跟隨開發商一起追逐利潤最大化。于是，政府、開發商、投資者和投機者等強勢群體都是房價上漲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