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此大一統之世之言也。今不能與列強閉關絕約，人富強，己貧弱，猶為此言，非騃則狂易耳。中國土大夫諱言財用，見之洞用財如糞土，從而百端詬疾之，然其家固不名一錢也。三十年經營財用，與外國理財家較，挈短長去之尚遠。而中國居高位者，遂未有其人。

　　關鍵詞：詩人陳衍,經濟思想,重商救國,《貨幣論》

　　清代詩人兼學者陳衍(1856-1937)，字叔伊，號石遺，是中國近代詩歌流派“同光派”閩派的領袖之一，曾被譽為詩壇盟主;他繼承乾嘉樸學經世致用的精神，在政治上和同光派浙派、贛派領袖沈曾植、陳三立一樣，都是戊戌變法和洋務運動的支持者，并且形成了自成系統的經濟思想。

　　傳統士人出身的他，一反重農抑商的陳腐觀念，確立并宣傳重商救國的思想。他于1898年入張之洞的湖廣總督幕府后，佐張之洞理財并多年主編《湖北商務報》，除撰寫了《貨幣論》等系列經濟文章外，還與日本人河瀨儀太郎合作，翻譯了9部西方商業經濟學類的著作。

　　陳衍還有關于建立武漢商業中心等方面問題的論述，均為針對當時社會經濟現狀所作的敏銳分析。他的豐富的經濟思想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近年來，陳衍在文學上的成就，特別在詩論方面，被論者提及的頻率漸次增多，而陳衍在經濟等方面的思想，少有論者涉及。已故的陳衍五孫陳步先生在編次《陳石遺集•經濟類著譯選編》(以下簡稱《選編》)時曾“聯系年譜及樸學、詩學諸作品。”作了較為系統的介紹，但并未及深入分析研究，筆者不揣淺陋，將這一塵封了的歷史人物的經濟思想初作發掘，奉獻給現今投身于鮮活的市場經濟中的人們作反思時代變遷過程時的參考。

　　確立和宣傳重商救國的經濟思想

　　陳衍誕生于一個傳統士大夫家庭。從孩童時代開始，他就懂得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的戰亂所憂慮，他深知，國窮就要挨打，民貧必會動亂。早在年輕時，陳衍重視居家理財的思想就已露出端倪，在22歲這一年(1877年)所寫的《詠史三十八首》詩中有一首道：“史稱諸葛公，爐灶見經術。又言陶桓公，運甓無虛日。

　　竹頭與木屑，檢點及纖悉。又言謝太傅，履屐位不失。可知天下才，鉅細事秩秩。經云居家理，豈以徒抱膝”。他認為“大丈夫”應象諸葛亮、陶侃、謝安那樣有經濟頭腦，“鉅細事秩秩”，而不能做“徒抱膝”的書呆子。

　　陳衍于1886年、1890年和1898年先后入臺灣巡撫劉銘傳、上海制造局劉麒祥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府。當時，他目睹了中法馬江海戰和中日甲午戰爭等奇恥大辱，因此明確了這樣一種思想：只有重視商業，發展經濟，才能救國家于積弱之中。他揮筆疾呼，應該拋棄幾千年重農抑商的舊思想，確立重視經濟的思想觀念：

　　為什么要一反幾千年的傳統而重商呢?原因是“人富強，己貧弱”，而人富己貧的后果就是被動挨打。這種理論是馬江海戰、甲午戰爭冤死的生命和慘痛的鮮血證明了的。但是，即使如此，在當時的中國，要確立重商富國的理論思想，卻并不是一項簡單之舉。舉起這面旗幟的，不論是封疆大吏如張之洞、劉銘傳等人還是陳衍這樣一批士人，都必須面對昏庸的頑固派的攻擊。陳衍揮筆刺向頑固派也是有力而尖銳的：“非駿則狂易耳”。

　　重商才能救國，是中國近代一大批覺醒的知識分子的共識，他們與舊式的士大夫乃至頑固派們的思想分界線之一就是對農商關系的不同看法。有譯界泰斗之稱的嚴復，在翻譯《天演論》之后又續譯《原富》，他倡導西方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目的同樣是救國家于貧弱之中。

　　報界領袖梁啟超對《原富》進行了廣泛的宣傳，使該書在中國知識界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和興趣。應該說，陳衍與梁啟超、嚴復等人是英雄所見略同。他和嚴復兩人翻譯西方經濟著作的時間也幾乎是同時，嚴復譯《原富》始于1896年，出版于1901年，陳衍與河瀨合譯9部商業經濟學的著作則始于1899年，面世于1899年至1904年。早在1897年7月在上海的劉麒祥幕中，陳衍就通過主筆《求是報》，大力鼓吹“務財、訓農、通商、興工、敬教、勸學、使賢、任能各要務”，這些論述雖然未脫離“經邦濟國”傳統思想的痕跡，但已吸收“中外時務”之政治策略，跟上了時代的步伐。、

　　而到了1898年入佐張之洞幕府后，他則具體地佐張理財，并在《湖北商務報》等報刊上撰寫系列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