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存在著眾多的犯罪問題。犯罪問題的復現與作家自身經歷、所處社會背景及其宗教原罪觀念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的。區別于傳統的偵探小說，他在犯罪問題處理上呈現出某種獨特性，主要表現為他熱衷于揭開人物內心的隱秘，表現罪犯的雙重人格，以及對犯罪行為的偶合處理，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作家個人的藝術追求和崇尚神秘的宗教情結。

　　關鍵詞：陀思妥耶夫斯基犯罪問題雙重人格宗教情結

　　“愛能拯救世界”，“愛能征服世界”。這是十九世紀憂國憂民的俄國文學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堅定信仰。十九世紀的俄國，在引進西方先進生產技術的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等腐朽觀念也乘虛而入，侵蝕著斯拉夫人傳統的道德文明;與此同時廣大俄羅斯下層人民在沙皇政府和農奴制度的壓迫下，生活日益貧困艱難。畸形的社會造就畸形的事物，刑事犯罪率激增，道德墮落等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的日益突現，使作家迫切地感到需要一種力量，來凈化人類的心靈，拯救千千萬萬罪孽深重的靈魂。然而面對殘酷的現實，直面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如何應對，下面我們就結合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以及他的作品來深入探討一番。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個有著雙重人格的人。對此，俄國文學歷史上也存在過斯特拉霍夫和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婭的爭論。盡管公婆各持一辭，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斯特拉霍夫作為陀氏“非常”時期的密友，安娜作為作家十四年的妻子，他們對陀氏是十分了解的，而各自站在自己的主觀角度，對陀氏進行描述。斯特拉霍夫曾寫到：“他身上非常清楚的顯露出一種獨特的雙重人格，它表現為一個人醉心于某種思想和感情。”

　　①而安娜則認為自己的丈夫干什么都好走極端。一方面在自己一生中有那樣的勇氣忍受了各式各樣的苦難(在要塞里監禁過，上過斷頭臺，流放，親歷親人的死亡);另一方面，又不能忍受戒賭的痛苦，沒有足夠的毅力控制自己不去賭博。這是與他的高尚性格極不相稱的。他是善與惡，愛與恨，靈與肉，理智與情感，天使與魔鬼，賭徒與懺悔者，健康與病態，常態與變態的混合體。他是一位“殘酷的天才”。作家的個性和經歷，一般都會或多或少地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有所折射，基于對作家的熟悉，我們再去挖掘他作品中的犯罪問題是大有裨益的。

　　如果我們將陀氏的作品大致瀏覽一遍，可以清晰的發現，他的小說與犯罪問題有著割舍不斷的情結：《地下室手記》中的“地下人”在盲目的意志支配下，聽憑身體的本能和自由的意愿，甚至發展到有點發狂幻想的沖動，犯下一件件難以饒恕的罪行;《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將軍唆使獵狗把用石子傷了他狗的小孩活活撕碎;《死屋手記》中的少校典獄長，把所有囚犯都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對他們動轍亂施淫威，手法殘暴的處以重刑;《白癡》中的羅果仁是謀害梅詩金公爵的罪魁，更是殺死娜斯塔霞的直接兇手。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代表作《罪與罰》，也是以刑事犯罪為題材，講述了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殺死其房東太太和房東的妹妹，最后又主動投案自首的故事。

　　總之，在這些作品中，往往潛伏著一連串的危機，隱藏著一個個預謀，也充斥著一系列令人震驚的事件(如謀殺、自殺、發瘋等等)，正如巴赫金在《小說理論》中指出：“……在小說的內容中，刑事犯罪也起著巨大的作用。小說的不同形式和不同變體，以不同方式利用各種法庭審訊的范疇……。”當然，巴赫金在這里只是點到即止，沒有作具體闡述。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究竟是如何處理犯罪問題的?通過犯罪問題又反映了他怎樣的價值取向?這不能不引發我們的深入思考。

　　陀氏小說的成功，是與他運用和獨創多種藝術手法分不開的，更與他獨樹一幟的價值理念戚息相關。陀氏認為人是一種渺小、卑賤的動物，人始終處在意志與理智的沖突之中，而且理智往往無能為力，人的意志(即本能、性本能、作惡本能)卻支配了一切。他把人的罪惡看作是一種天性，他在對犯人的犯罪心理進行剖析時，曾經說過：“劊子手的特性存在于現代人的胚胎之中。正是這種作惡本能，使那些惡魔在犯罪時能獲得一種極大的快感，使某些犯人犯罪(包括殺人)，僅僅是出于一種嗜好、一種取樂、一種虐待欲的滿足。”

　　也有人說，陀氏小說中的人物不僅受惡的本能的支配，也是情欲的奴隸，是沉醉在賭博中的狂熱“賭徒”情欲的一種變向發泄罷了。如在《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卡拉瑪佐夫們，他們狂熱地毫無顧忌的放縱邪惡的情欲，摧毀人間的一切道德規范。主人公德米特里·卡拉瑪佐夫就很直白的講到自己是一只蜘蛛，一只下賤的蟲子，自己不但放蕩，而且喜愛放蕩，也喜愛放蕩的恥辱;不但常是殘忍的，并且也喜愛殘忍。這就是作品所著重要渲染的“卡拉瑪佐夫氣質”，它體現一種卡拉瑪佐夫式的“原始的、瘋狂的、粗野的”力量。而更為有趣的是，對于這種力量，在作者看來竟然有遺傳的成分，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