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題跋;蘇軾;繪畫

　　一、引言

　　題跋，是書籍、字畫等的題識之詞，書于前者為題，書于后者為跋，統稱為題跋。題跋作為一類短小靈活的文體，孕育并形成于魏晉六朝時代，到北宋時期已經成了當時文人們經常運用的一種文體，之后又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在題跋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北宋時期對于推動題跋的發展十分重要。從這一時期開始，題跋逐步從不受重視的短章小品發展成為形式多樣的一種文體[1]。蘇軾題跋文是宋代題跋藝術的典范，對題跋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突破了傳統題跋的既定形式，豐富并拓展了題跋的藝術手法和思想內涵。在蘇軾現存的3800多篇文章中，據統計，題跋有572篇[2]。因此研究蘇軾的題跋對于整個題跋發展史具有重要的意義。

　　根據《蘇軾文集》檢索統計，蘇軾的題跋中與繪畫有關的約35篇。本文主要討論蘇軾與繪畫有關的題跋文，著重結合蘇軾的生平經歷來理解其背后的藝術特點和思想內涵。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蘇軾文學成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藝思想及散文、詩詞成就上，對其題跋的研究較少。郭雋杰的《蘇軾題跋淺探》[3]、魏景波的《東坡題跋思想藝術淺論》[2]等主要是對蘇軾題跋文的某一側面進行分析。楊曉玲的《蘇軾題跋文研究》[1]主要在脈絡上對蘇軾題跋文做了整體性的研究。具體到蘇軾的繪畫類題跋，張培婧的《論蘇軾題畫詩表現方式的特點及典型意義》[4]、陸艷陽的《蘇軾繪畫類題跋三題》[5]等主要對文本的藝術特點和思想內涵進行了分析。本文將嘗試通過對蘇軾繪畫類題跋歷史背景的梳理和藝術手法的分析，聚焦于蘇軾個人經歷的起伏，展現其繪畫類題跋所包含的精神意蘊。

　　二、蘇軾繪畫類題跋的社會歷史背景

　　蘇軾(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蘇軾的題跋作品大都是率性而作，他一生飽嘗了身世浮沉、仕途坎坷的酸甜苦辣。獨特的仕宦經歷使得蘇軾的文學作品充滿了對世事變化、人生際遇的深刻思索。他的思想融合了儒、釋、道三家，展現了寵辱不驚、樂觀曠達、隨緣自適的生活態度[6]。

　　從歷史上看，蘇軾所處的北宋在我國歷史上是文化昌盛的時代，有著濃郁的崇文重畫的社會風氣。宋代也出現了繪畫文學化的傾向，最為顯著的就是題畫詩詞的興起。正如法國著名史學家、美學家丹納所說：“藝術家并不是孤立的個體，偉大的藝術家背后都有相應時代社會大眾的和聲。”[7]

　　(一)北宋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

　　首先，政治上北宋以文立國，吸取了五代十國武將擁兵自重的經驗教訓，北宋開國初始即有意重文抑武，抬高文人的社會地位，形成了較為自由的社會言論風氣。文人士大夫可以在文學創作中暢所欲言，盡情抒發自己的情思，促進了題跋這一文體的興盛。

　　其次，北宋社會經濟發達，市民社會開始逐漸形成。經濟的繁榮使得百姓豐衣足食，生活閑適，出現了柳永、秦觀等敘述社會市井生活的著名詞人。正如《東京夢華錄》中記載的：“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也。以其人煙浩穰，添十數萬眾不加多，減之不覺少。”[8]無論是生活上的豐富多彩，還是當時建筑、交通上的長足發展，都為題跋藝術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氛圍，文人雅客可以有大量的素材和便利的條件進行文學創作。

　　最后，文藝上整體興盛。當時的北宋在繪畫、書法和音樂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繪畫方面涌現了張擇端、李公麟、夏圭、郭熙等名家，書法方面出現了北宋書法四大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音樂方面主要在民間音樂領域涌現了多樣形式，蘇軾的題跋中就有《書文忠贈李師琴詩》《書林道人論琴棋》等關于音樂鑒賞的篇章。同時，題跋的短小精悍也要求作者具備書法、繪畫、音樂等多元化的藝術修養，才能在方寸之間立言。北宋在許多藝術門類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豐富的社會文化積累為蘇軾題跋創作提供了大量的靈感和素材[9]。

　　(二)北宋社會審美的多元化

　　唐代曾興起一場影響深遠的古文復興運動，主要由韓愈等人提倡，北宋初期延續了這一傳統，強調“文以載道”，重文學創作的實用性和社會性，不太注重文學內在的審美價值。由于北宋社會形勢的變化，人們希望有更多的描寫日常生活的文學作品和抒發情感的渠道，社會審美也從過去的注重實用性、道統性，轉變為更加注重文學自身的審美取向和展現多姿多彩的社會生活[10]。因此，北宋的題跋文受到這一影響，開始變得不受固定形式的制約，篇幅也是長短隨意，內容上有議論社會時政、逸筆隨談、論述古今等，體現了不拘一格的靈活。如蘇軾在《論書》中寫道：“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缺一，不成為書也。”[11]全文雖然只有十七個字，但精練地點出了書法的精髓所在，這是蘇軾全集中文字最少的作品。在表現方式上，題跋既有直抒胸臆的性情書寫，也有縱論家國的大氣磅礴，因此受到了當時社會文人士大夫群體的熱烈追捧。如蘇軾在《書吳道子畫后》中寫道：“故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在這里，蘇軾充分發揮了題跋形式靈活、長短不拘的特點，通過精要縱論，簡明扼要地在寥寥數語中將歷史上的大家做了一番評點，將一幅畫作提升到藝術史論的高度進行審視，豐富了畫作的歷史內涵。

　　(三)北宋思想大融合的歷史趨勢

　　漢武帝時期，經過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思想開始逐漸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經過魏晉南北朝，佛家思想開始深入中國社會，特別是與道家結合，形成了佛老思想，成為當時許多文人的精神追求。唐代韓愈發起的古文復興運動之所以被譽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就是因為要重新確立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反對佛老思想的清談取向[11]。北宋時期，社會思想呈現出大融合的狀態，雖然當時還是尊崇儒家思想，但是對佛家、道家思想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態度。蘇軾則是思想大融合的典型代表，他所作的題跋體現出儒、釋、道三家融匯一元的特點，并且對于一些佛道思想也有專門的論述。如蘇軾在《書狄武襄事》中將狄青先人后己的慈悲大愛、愛護兄弟的長者之風、超越生死的無畏情懷進行了集中體現。蘇軾還寫就了專門評議佛家經典教義的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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