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國的田野考察對象仍主要偏重于,傳統民族民間音樂的考察,由于傳統音樂因其自身和外界的種種原因,瀕臨著絕種和消失殆盡,因此田野考察成為了對其保護和傳承的最好手段之一。而田野考察在我國的確也真正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我想在未來幾十年中,田野考察在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重心。作為民族音樂學學者,更應該以此為重任去挖掘和整理相關的這些資料。

　　關鍵詞：田野考察,音樂教育,中級職稱論文

　　但從田野考察發展歷程來看,田野考察范圍雖逐漸擴大,但現在所考察到的音樂資料仍然微不足道,對于擁有56個民族的大國來說,它所具備的豐富的音樂文化,還有太多需要人們去考證和研究的東西,而對于這些研究我們不應只在前人的足跡上去探尋,也不能再閉門造車,應該讓自己真正深入到當時當地的音樂文化中去考察去感受,對于一個音樂樂種、音樂文化、音樂現象,我們都應當及時去關注和了解,因為第一手資料是相當珍貴和有價值的。

　　同時我國應該有更為規范的一套田野考察的理論和成文的法規,來促進對音樂的挖掘整理研究等一些列工作。目前,我國雖然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條例等法規,但要將其真正實施,還需要大量的實地考察資料,還需要更多的人去了解和落實到實踐中,相信在未來我國的田野考察研究成果也會立足于世界民族音樂學的殿堂。

　　一、早期發展概況

　　研究者一般把1924年王光祈完成其論著《東西樂制之研究》的“比較研究”看作是中國“民族音樂學”的開端。王光祈的著作甚豐,在國內發表的、屬于比較學性質的、最有代表性的論著則是《東西樂制之研究》和《東方民族之音樂》等。此外,他的《中國音樂史》等著作,無論是觀點還是方法,也都受到比較音樂學很大的影響。但是對于國內民間音樂的田野考察,在當時最值得一提的是劉天華,他身體力行的經過多次田野采風,對民間音樂進行整理加工, 劉天華 先生應列為我國民族音樂學田野考察事業開一代先河的人物。

　　20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是也是民族民間田野考察研究的一個重要時期,當時有兩個研究中心,一個是解放區的延安,另一個是國統區的重慶。

　　1.在延安:主要有“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的活動。該研究會由洗星海領導的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學生創辦,1941年正式改名為“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會”。該會主要致力于民間音樂的收集和整理,并力圖把它與音樂創作實踐和“喚起民眾,團結抗日”的社會政治運動結合起來。該會發表的論文有冼星海的《民歌與中國新音樂》、呂驥的《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張魯的《怎樣采集民間音樂》、安波的《秦腔音樂概述》和馬可的《陜北土地革命時期的農民歌詠》等,這一時期音樂家們進行了大量的田野采風活動,對50年代至60年代的“民族民間音樂理論研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2.在重慶:主要以當時國立音專學生于1946年發起成立的“山歌社”為代表。該社提出的宗旨是“以集體學習方式來收集及整理民間音樂,介紹西洋進步音樂(包括技術及批評的理論),普及音樂教育,提高音樂水準,以達到建立民族音樂為目的”。這時期有王震亞、楊蔭瀏等人對民間音樂進行深入考察,如楊蔭瀏《發表的國樂前途及研究》一文在當時產生了一定影響,而他幾次造訪民間藝人阿炳,對其演奏進行錄音整理記譜,使我們現在還能聆聽到這些珍貴的音響資料,不得不說楊先生的田野考察對民族音樂學的事業發展功不可沒。在當時還有一位作曲家王洛賓在田野考察上也是有突出的成就,他深入我國西部地區進行少數民族民歌搜集整理工作,并加工創作成歌曲廣為傳唱。

　　這一時期的田野考察由于各方面條件薄弱,考察范圍比較窄,還沒有真正運用到民族音樂學更先進的田野考察法,也沒有系統的理論指導,田野考察研究的主要內容是我國傳統音樂的形態特點。

　　直到新中國成立后,一批以民族民間音樂為對象的研究機構在各院校成立,培養出了許多從事我國傳統音樂研究的音樂學家,而且完成了許多學術性較強的民間音樂調查報告和有關傳統音樂的學術著作。如,中國音樂研究所編的三本《民族音樂研究論文集》、《河北民歌采訪專集》和《湖南民間音樂普查報告》、于會泳的《單弦牌子曲分析》、夏野的《戲曲音樂研究》、趙宋光的《論五度相生調式體系》等。這一時期除了對我國民間音樂進行研究之外,對宗教音樂和文人音樂也開展了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工作。總起來說,這一階段在實地考察方面取得的成績是很大的,如新疆的十二木卡姆、貴州的侗族大歌,以及西安古樂、北京智化寺音樂、蘇南吹打、福建南音等等,都是這時期極有價值的發掘。

　　這時期實地考察工作的特點是:采集范圍,從最初偏重于漢族音樂“五大類”,逐步擴展到了許多少數民族和邊緣地區;采集目的,從開始更注重“為創作服務”,而逐漸轉向對音樂學自身建設的關注;采集方法,則從開始更偏重于“音樂聲”本身,而逐漸意識到了與“音樂聲”相關之某些人文背景的重要;在個別學者身上,還出現了與人類因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音樂創作服務。

　　二、近期發展情況

　　1980年6月南京會議提出了民族音樂學的口號,并使它成為可以涵蓋和容納“民族民間音樂研究”、“民族音樂理論”等內容的音樂學學科。以這次會議為標志,民族音樂學便在中國逐漸地確立了自身的地位。近年來,隨著我國的改革開放,中國音樂學家借鑒國外民族音樂學理論、方法及最新成果,進行了扎實的研究工作,在田野考察上也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筆者搜集了大量田野考察報告的資料,在此例舉了進二十幾年的一些比較學術雜志上刊登的田野考察文章,可以將其分為以下幾種:

　　1、 對民間音樂樂種的田野考察研究:

　　首先是對我國民間器樂的研究,在近期田野考察中占的比例比較重。如周吉的《阿克蘇地區十二木卡姆保護傳承現狀調查》、王建朝的《和田地區十二木卡姆的傳承現狀調查》,隨著十二木卡姆老藝人的先后謝世,十二木卡姆后繼乏人,至今已瀕臨滅絕。于是作者對新疆地區十二木卡姆進行了現狀調查。考察了當地十二木卡姆的流傳區域、并錄制了幾套藝人的演唱作品、參加了當地的文化活動、采訪了當地的藝人和研究木卡姆的學者。成果:使木卡姆形成、發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進一步說明了保護傳承維吾爾木卡姆的緊迫性,論證了學術研究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的重要性。還有方媛的《新疆維吾爾刀郎卡龍琴傳承情況調查》對新疆葉爾羌河流域麥蓋提、阿瓦提和巴楚三個縣的卡龍琴傳承進行田野調查,并結合民族學、人類學的理論對維吾爾刀朗卡龍藝術傳承實踐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希望通過對卡龍琴傳承的個案分析來了解維吾爾刀郎音樂藝術的傳承情況及發展特點。成果:卡龍琴這件古老的樂器經過漫長的發展仍然留存了下來,說明它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是刀郎音樂文化和刀郎人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因此,對于卡龍琴乃至整個維吾爾族的文化傳承我們仍需作進一步的研究與探索,尤其是文化傳承工作如何由外部推動轉變為民族內部的自覺行為,都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和實踐。張玉美的《黎平三龍侗族琵琶調查》,作者深入二龍對侗琵琶的沿革、形制及其類別、音樂特點和社會功能進行了考察。成果:侗琵琶是侗族歷史文化的真實寫照,但演奏它的人已不多,作者希望通過文章的介紹讓人們意識到民族特色文化傳承的必要性,使侗族琵琶能夠繼續得以發展生存下去。吳龍海的《魯克沁鎮維吾爾族樂器納格爾的調查》筆者對新疆吐魯番地區鄯縣境內魯克沁鎮維吾爾族樂器納格爾在制作工藝、演奏法、婚俗中的應用等情況進行了較為細致地調查。成果:再現了此樂器在當地的特點,對進一步了解該地區民間音樂的基本現狀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楊紅的《民族音樂學田野中的音樂形態研究——魯西南鼓吹樂的音樂文化風格探析》,本文以山東魯西南鼓吹樂為例,以筆者歷時多年對當地農村的葬禮、廟會、城鄉元宵節以及大型祭祖活動等民俗事象及其活躍其中的魯西南鼓吹樂進行的田野考察為基礎,通過對具體文化事象中的魯西南鼓吹樂之田野記錄和分析。成果:剖析其音樂主體及其形態與民間禮儀生活的互動關系,以及鼓吹樂為適應新的社會環境而產生的變遷和發展。企望對魯西南鼓吹樂的音樂文化風格進行當代文化解讀和闡釋。

　　其次是對當地戲劇的田野考察進行的挽救工作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丁永祥的《瀕于滅絕和期待重生——稀有劇種二股弦戲田野調查》,作者對流傳在河南省焦作市武險縣及其周邊地區的一個稀有劇種二股弦的產生進行調查,從當地的人文環境和歷史發展等有關情況看它己有較長的歷史,唱腔極有特點,板式豐富,劇目以表演家庭生活、清感故事為主,深受當地群眾尤其是婦女們的喜愛。由于二股弦的發展歷盡坎坷,目前僅剩一個劇團,其生存而臨嚴重的危機優化文化生態環境,采取相應措施搶救和保護二股弦己顯得非常緊迫。成果:二股弦在2007年被列入了國家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被戲曲史忽略了的稀有劇種就這樣開始進入更多人的視野。傅利民、劉沐粟的《來自甘竹的虔誠——對江西廣昌縣兩個孟戲劇團的田野調查》作者對江西廣呂傳唱數百年的“孟戲”進行田野調查。本文以演“孟戲”為主的甘竹大路背孟戲劇團和赤溪孟戲劇團為對象,以人類學的視野和“主位—客位”方法,站在“局外人”的角度,采用文字記錄、攝像、照相、錄音、個別訪談以及回訪等相關手法,分別從劇團概況、成員組織、演出習俗與儀式二個方面而進行真實描述和客觀整理。成果:通過實地考察,發現“孟戲”的傳授要求相當嚴格,而與其他古老劇種不同的是,在這嚴格的口傳心授的過程中,還代代傾注了對神靈虔誠的信仰。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孟戲”當前的生存狀態。還有對當地少數民族的戲劇進行的田野考察,主要以藏戲為主。如雪涓的《門隅地區民族戲劇情況的調查》流傳在門隅地區的藏戲,即所謂“門巴藏戲”,有說是西藏另一民族戲劇,即門巴戲。但都沒有多少具體情況和實證材料,而且從自治區到地區到縣的文化部門尚未有人作專題調查。因此作者為編纂《中國戲曲志·西藏卷》一書,專門去錯那縣勒布區作了一個初略的田野調查,并對其進行了整理。通過走訪民間藝人,了解到此戲劇的源流、戲劇形式、表演內容等等。成果: 門巴族的戲劇基本上獨自產生出來,同時又受到阿吉拉姆藏戲的強烈影響,而使它更快地獲得發展,然而對它的產生和發展還有待于進一步調查研究,正確地科學地發掘概括出它的歷史發展情況和現在已成的形態。曹婭麗《青海藏戲遺產的傳承與創新——以沙陀寺、珠固寺藏戲傳承現狀調查為例》,本文主要是對青海的沙陀寺、珠固寺藏戲,進行了歷史沿革和社會變遷、傳承與現狀的調查,其中有詳細的考察的圖表分析對比。成果:從上述兩個案例中,值得關注的問題是藏戲的傳承與創新,其一,是內容的傳承與創新。其二,保護形式的傳承與創新。其三,保護方祛與手段的傳承與創新——在形態區分基礎上的保護與文化產業。保護方法和手段的傳承則是青海華熱藏戲需要研究的重要問題。也有對現在流傳廣泛的一些地方戲的調查,如謝國先的《尋找竹四郎——對一出花燈小戲的田野調查和文本研究》,本文介紹在南澗彝族山村調查、搜集花燈小戲《竹四郎》的過程,對《竹四郎》的演出背景、戲文文本、表演風格、流傳情況等進行了初步分析,認為對民間文藝傳承規律的概括應該史加牢固地建立在對大量作品進行具體分析的基礎上。成果:對長江中下游有關的民間文藝作品進行認真研究之后,可以為更好地理解這出小戲提供新的線索;南澗民歌中的《祝四郎》與花燈小戲《竹四郎》的關系也需進一步研究。郇芳的《飄落在鄉間的情歌——甘肅山丹太平車調音樂文化調查研究》,太平車調是流傳在甘肅山丹縣的一種民間歌舞小戲,是當地獨有的一種集民間音樂、舞蹈、化妝、服裝、道具為一體的一種藝術形式,是東樂城西春節社火表演的內容之。作者在這一地區針對太平車調的歷史淵源、傳承情況和表演內容、音樂形態結構進行了田野考察。成果:山丹太平車調是民間音樂藝術的文化,民間藝人運用流傳的民歌、俗樂等各種音樂形式,創造并流傳下來這樣的民間歌舞,它在藝術技巧上也是經過長期的藝術實踐逐漸形成,并且是經過歷史的考驗而肯定下來的。邢野的《有關內蒙古地方戲二人臺的田野調查》內蒙古的地方戲——二人臺有西、東路之分,二人臺的形成,凝聚著晉陜冀寧人民北出塞外墾荒屯田、經商習藝借以謀生的厚重的歷史情緣。二人臺的歷史,伴隨著走西口的移民史。多年來,各地的理論家對二人臺的產生與發展眾說不一。為了弄清二人臺傳播的路徑和民間演唱形式,筆者二次對在山西、陜西、河北與內蒙古交界的地方進行了實地考察。通過實地勘察了八條走西口的線路和對二人臺藝人的深入采訪。成果:二人臺音樂受到蒙古族音樂的影響,更廣泛地吸收其他戲劇如晉劇、道情、大秧歌的藝術特點和表演形式,促使二人臺向更為廣闊的道路發展。

　　再次,是對民間音樂中的民歌、小調的田野考察研究,其中對侗族民歌的研究積累了豐富的材料,如楊彬修、李小玲的《通道侗族“喉喏歌”初探——通道縣地坪村田野調查》, “喉喏歌”是通道侗族獨有的一種多聲部民歌,由“講歌”、“花歌”、“俏歌”三種形式的歌組成,是在侗族的“作客”習俗活動中演唱的套歌。作者通過侗族自治縣境內流傳的“喉諾歌”進行了源流、音樂及文化特點的田野調查。目的是完成音樂研究所的常規工作和為該縣申報湖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提供或準備相關材料,為本地的民族民間音樂的保護與傳承做一些實際的工作。成果:“喉喏歌”以其獨特的文化價值和藝術魅力,與侗民族其他的民間音樂共同構成了侗族優秀的民俗音樂文化;同時,也顯現出侗族人民在生活中所擁有的獨特的藝術氣質和精神境界。徐新建的《無字傳承“歌”與“唱”:——關于侗歌的音樂人類學研究》,本文在黔東南小黃侗寨等地的田野考察基礎上,分析侗族民歌的文化特點,強調從“歌”和“唱”的角度對少數民族的“無字傳統”和“口頭遺產”進行音樂人類學研究。目的:一方面需要對己形成規模的外來“關注”加以梳理,分析理解其背后隱含的基本動機;另一方面還想借助穿越、****的辦法,透過各種“關注”的表層阻隔,見到未經處理的侗歌的“本文”或“本相”。成果:把“歌”作為本像、“侗族”作為主體的相關研究,其實包括著兩個互補層面,即“歌在侗族”和“侗族在歌”。其意義指歸一在人類歌謠,一在族群文化,需要參照考察。楊曉的《小黃歌班中嘎老傳承行為的考察與研究》,小黃侗寨,流行的嘎老,是南侗部分地區最具地域風格的一種多聲部歌唱形式,一般漢譯為“侗族大歌”。運用文化相對主義價值觀念和文化并置的方法,對小黃歌班的嘎老傳承行為進行較為深度的考察和描述,作者三度到“小黃三村”做居住式的田野觀察、參與和采訪,并在其他5個寨子和相關單位做了普及性調查,尋找小黃聲、對嘎老傳承行為的主體解釋,并試圖追究音樂行為與地方文化各個元素之間的互動關系。成果:共收錄到96小時采訪、實錄音響資料,共整理出24萬字田野資料。文章試圖通過田野觀察、文獻梳理以及相關理論研究,由第一手材料出發,對小黃歌班中嘎老傳承行為進行整體的關注和細節的描寫,并在小黃的地方知識體系中來解讀嘎老傳承的文化意義。還有一些流傳廣泛的地方小調,也是時下田野考察所關注的對象,如郇芳的《來自白山黑水間的歌——甘州小調現狀調查與形態分析》,甘州小調歷史悠久,風格獨特,它不僅表達了當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還記載了河西人民的歷史文化、傳統習俗和日常生話。作者主要是對河西走廊一帶的甘州小調的田野調查和音樂資料的整理分析。成果:甘州小調有深厚的地理、歷史、文化社會根源,經過漫長的歷史積淀和民間藝人的加工下,已經成為集慶、傳統節日及一些民間儀式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其既有傳統的曲調和內容,又有藝人的即興發揮,使其內容和題材豐富、復雜。盡管當地的自然環境越來越惡劣,但甘州小調卻保持著它突出的地域文化特色,仍展示出其鄉土音樂的魅力。梁米婭的《新疆和布克賽爾蒙古長調流傳現狀調查報告》,筆者多次前往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及其所屬鄉鎮、牧區做田野調查,采訪民間藝人52位,錄制長調民歌198首,對與民歌有關的民俗情況也作了記錄和拍攝。本文旨在以和布克賽爾“奧爾古勒胡”婚禮和祭火神儀式為個案,在民間音樂的語境下對當代和布克賽爾蒙古長調的流傳方式和現存狀況作梳理性的調查。成果:民間長調是深深的扎根并依附于婚禮儀式、祭拜火神這樣的民俗文化土壤之中的。正是由于民間禮俗的承載,使得和布克賽爾民間長調音樂在當今多元文化的沖擊下頑強的保留著穩定的生存環境和空間依托,并得以世代相傳。

　　最后也有一些有關民族民間中樂舞的田野考察,比較有啟示性意義的,有李素娥的《古楚民俗歌舞<扛神>的譜系傳承與生存現狀——襄樊市南漳薛坪鎮田野調查》文章基于南漳薛坪鎮《扛神》的田野調查,通過對地理環境、文化形成的概括與個案譜系傳承、生存現狀等實地的記述,客觀地闡述這一民俗歌舞在當今社會變遷中的弱勢文化生態,以引起人們對這一古楚文化音樂現象的歷史與現狀的關注。成果:《扛神》中極為通俗而又口語化的唱詞和富于原始色彩的歌舞,為我們今天從事民間音樂舞蹈史學、音樂民俗學、古代音樂史學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歷時性的依據。熊妍的《羌族舞蹈的田野考察分析報告》,本文是一篇關于川北羌族舞蹈的田野考察報告。文章就羌族歷史背景、宗教信仰、民族習俗、舞蹈的風格特點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和研究。成果:羌族是深居高寒地帶的民族,有著濃厚的傳統民族民間舞蹈文化。在現今我們民族民間舞蹈教學發展的長河中,作者建議用藝術鑒賞的眼光針對羌族民間舞蹈的體態、動律及形式進行提煉,并整理為教材,編進民間舞課堂傳統組合的訓練中。使中國民族民間舞蹈教學內容進一步完善和提高,以自己豐富的內涵和多姿的身影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對于我國豐富多彩的傳統民間音樂樂種的調查,已經越來越規范,但還應再擴大調查范圍,不僅要結合現狀,也要注重與同類樂種不同地區的比較。

　　2、對某地區的音樂文化生活的田野考察研究:

　　對音樂文化生活的田野考察研究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對當地全面的音樂文化生活的考察記錄,來看待某一民族文化的現狀。一種是通過文化生活中的一種音樂形式來反應民族文化的特定內涵。

　　第一種對當地民俗音樂活動的考察,有王勝華的《云南石屏縣彝族民間表演藝術考察報告》筆者作為云南衛視臺的特邀人員參與了對石屏彝族表演藝術的田野考察。在石屏縣有關部門的協助下,考察了全縣12個鄉鎮中5個彝族聚居的鄉鎮中彝族民間表演藝術活動。楊民康的《德宏傣族潑水節儀式樂舞活動考述》本文較詳盡記敘了作者在1997年4月,赴云南省德宏州實地考察潑水節儀式樂舞活動的基本過程。所涉及的節日儀式內容有芒市鎮的上山采花(浴佛用)及民間時歌表演、芒市市政廣場的潑水節慶典儀式、芒市鎮菩提寺的潑水節佛事法會音樂及民俗歌奔活動、風平鄉的潑水節民俗歌舞及佛事法會活動、瑞麗縣喊沙寺院的潑水節佛救儀禮及民俗歌開活動等。成果:對上述潑水節音樂奔蹈的藝術特點及其文化功能、社會內涵進行了分析和討論。蕭梅的《南高洛三天——音樂人類學筆記之一》文章記錄了筆者赴河北沫水縣義安鎮南高洛村,對這一地區民間音樂做“田野”考察的心得,成果:對“音樂會”(“南燈會”)和“南樂會”(“東燈會”)以及“吹打班”的基本區別,對這些“會社”在社區村落中的等級差序結構,以及小管、大管、嗩吶在不同“會社”中的使用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孫明躍的《雙江縣布朗族民間音樂》,雙江縣是一個由拉枯族、伉族、布朗族、傣族4個主體民族組成的民族自治縣,位于云南省西南部。本文對雙江縣布朗族的音樂中的民歌、器樂和舞蹈音樂三類進行了田野考察。成果:布朗族民間音樂文化受其它族群的影響較大。在布朗族比較集中的聚居地,其古老的音樂還有較多保存,但已岌岌可危,因此需要對其進行保護和傳承。這幾篇文章均是對當地民間藝術活動的考察介紹,讓人們對當地的民俗生活有一定的了解。而王瀟苑《鄂倫春族傳統音樂生活的厲史變遷》,是筆者進入黑龍江省鄂族地區進行了歷時一個月的實地采訪和民族音樂調查。主要考察了新鄂、新生、十八站等三個鄂倫春族鄉及周邊地區,本文即是在前人相關著述基礎之上,結合本人進行實地考察所獲第一手資料,透過民族音樂學的視角,記錄鄂族傳統音樂的變遷,運用民族音樂學的方法,對黑龍江省鄂倫春族音樂生活的歷史與現狀進行比較。目的:在鄂族的歷史進程中,找尋鄂族傳統音樂與自然環境、社會變革、民族發展和日常生活等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成果:通過剖析鄂倫春一個民族的傳統音樂生活變遷,發現并總結各民族傳統音樂發展中存在的普遍規律。黃凌飛的《紅河地區哈尼族叫魂祭祀音樂活動實錄》是作者對哈尼族的儀式音樂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時常親歷招魂與保魂的儀式場景,文中選取者于2006年農歷正月期間在元陽縣牛角寨鄉罵哈寨進行田野調查的幾例,對其儀式內容和音樂行為進行描述。成果:招魂和保魂儀式話動對哈尼族歷史、習俗、生產生話知識的傳承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這其中沉淀的歷史文化內涵無疑是哈尼人民族文化精神的傳統寫照。陸曉芹的《歌唱傳統的田野研究——以廣西西部德靖一帶壯族民間的“吟詩”為個案》本文結合作者在廣西西部德靖一帶對壯族民間聚會對歌傳統“吟詩”進行的田野研究,從確定研究單位、調查路徑、民族志編寫等方面總結其中的得失,為歌唱傳統的研究提供一種可能路徑。成果:通過文本分析各種“詩”的內部差異,把握其詩學原;從歌者個人生命史的角度去理解歌唱對于民眾生活的意義;透過歌者的活動,進一步探討現代民族——國家語境下,各種力量對“吟詩”傳統的重新塑造等對于理解歌唱傳統問題都還需要進一步拓展研究。任勝洪的《現代性與民族性:侗族歌班的教育人類學考察與分析》,筆者在貴州省從江縣小黃村進行了為期5個月的人類學考察,整個研究過程遵循功能主義人類學的研究范式,采用整體研究與專門研究相結合,田野調查與功能分析相結合,參與觀察與個人訪談、入戶調查相結合的研究方式。成果:揭示了歌班組織生存的文化生態環境,傳統歌班組織同寨組合的地域性特征、同齡組合的年齡特征和同性組合的性別特征,分析了歌班的內部關系以及歌班與婚姻制度、寨老制度、侗款制度之間的重要聯系。并詳細描述了歌班組織學歌練歌、鼓樓對歌、行歌坐夜、生產生活互助、宗教祭祀等活動內容。在此基礎上,揭示了歌班組織在人的社會化中的作用。這類型的考察則具有更深層次的人類學或文化學的意義,這些音樂活動都是一種非常純粹的本族傳統文化的表現。

　　第二種通過文化生活中的一種音樂形式來反應民族文化的特定內涵。以民俗文化中喪葬儀式的音樂調查為典型代表,如萬雙午的《萬載民間傳統土葬儀式中的音樂——對潭埠得勝鼓吹打樂班的的田野抽樣調查報告》萬載吹打樂得勝鼓是流傳于贛西地區一種獨具特色的地方性樂種,作者以對當地農村的土葬儀式及其活躍其中的萬載縣潭埠鎮褥勝鼓樂班進行田野考察為基礎,剖析得勝鼓音樂與其樂班的生存狀況以及其在民間禮俗生活的運用。目的:筆者希望通過文章能對這些民間儀式進行完整的記載,使人們能夠對這種儀式有一個直觀的再現。成果:潭埠得勝鼓樂隊規模和影響力最大,歷史也較久遠,傳承脈絡清晰,而且其樂班編制、表演形式以及常用的吹奏曲牌方面都具有典型性與完整性,足以反映萬載民間得勝鼓吹打樂班在音樂與文化形態上的一般概貌與特點。李文軍、柴麗卿.《浙江江山喪葬儀式音樂田野調查》文中對浙江江山喪葬儀式過程、樂師、演奏樂譜、樂隊形式、樂班功能等進行了田野調查對江山喪葬儀式的整體過程有了初步的認知,體會到了儀式與音樂的緊密關系,同時也充分了解了生活在農村的這一群體藝人的生存背景及生存狀態。成果:中國音樂與“禮俗”之間的密切關系,造就了傳統文化所特有的‘禮樂”之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各種各樣的禮俗,正是傳統音樂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載體與依托,由此可見,反映到文化層內上的傳統音樂中的任何一個樂種,都蘊涵著禮俗的功能。謝秀敏的《禹州吹打班生存狀態田野調查報告》禹州位于河南省中部,這一地區吹打班十分興盛,當下多與喪葬儀式聯系緊密。這一古老樂種在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依然保持著它原有的面貌,為我們探究鼓吹樂的傳承道路,提供了詳實而又鮮活的動態資料。文章以禹州地區一個吹打班為著眼點通過一次完整喪葬儀式的田野調查,以呈現豫中禹州地區鼓吹樂發展現狀。成果:吹打班及其演奏的音樂依附于喪葬儀式的全過程,因而他們要為喪葬儀式的每一個儀程服務,但是他們更為重要的職責則是為喪家聯絡鄰單之間的感情,體現和提高喪家在該社區中的社會地位。其次還有賀宇的《格亥圖村秧歌隊的田野調查》作者對內蒙古包頭市格亥圖村的跑圈子秧歌進行了調查。從秧歌隊的組織、表演形式、依托的社會力量等進行全面的調查介紹。成果:幫助我們尋找傳統文化歷時與共時的軌跡,有利于深化我們隊跑圈子秧歌的理解、認識和研究。李城、遲震的《梨鄉嗩吶樂班的田野考察》,在安徽省碭山縣民間藝術豐富,但是僅存的民間曲藝不多,戲曲演出幾乎沒有。然而嗩吶樂班活動卻異常火爆,作者于2005年11月上旬對該地區的嗩吶樂班的歷史流變和發展現狀等作了田野考察。成果:嗩吶樂班在梨鄉的發展如火如茶,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價值,其藝人們通過自己的實踐活動,展示了風采,同時也有利于經濟收入的增加,符合社會發展趨勢;從社會層面來看,從業群體的形成,一方面有利于解決社會多余勞動力,另一方面使一部分人勞有所為、勞有所獲,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對于我們構建和諧社會有促進作用。

　　對當地民族音樂生活的田野考察能夠幫助我們很全面的去了解,其民族文化的風格和特點,但是這一類型的考察,作者不能僅停留于局外人的觀察角度,真正了解這種民族文化,還應將其自身融入其中,對于正確和深刻把握這種文化內涵是很有必要的。

　　3、對宗教音樂文化的田野考察研究:

　　這一時期對宗教音樂的田野考察研究成果也頗豐,尤其是對藏傳佛教的音樂考察,如江影的《藏漢佛教音樂的融合——康定魚通區莊上村佛教音樂的田野調查》,筆者對四川甘孜州康定魚通區莊上村部分土生土長的藏族居民作了宗教信仰方面的初步考察,發現該地區居民宗教信仰以藏傳佛教為主,其間又夾雜著漢傳佛教,本文試從該地區康定魚通佛教音樂進行考察分析,從而解讀其藏漢佛教音樂相融的歷史淵源。關京偉《大召寺誦經儀式及其寺廟法器演奏的個案調查》作者通過對大召寺 陰歷三月十五日 的誦經經會儀式及其音樂實況的記錄,包括時間、場域、參與者和儀式實況的記錄對誦經吟誦調以及儀式其他音響部分進行音樂分析。成果:得出藏傳佛教儀式音樂包含有音樂性和音響性的特征的結論,和法器演奏在儀式上起到烘托氣氛、銜接各段經文的作用。也有對地方上一些當地民族宗教儀式音樂的考察研究,如陳華的《廣西田陽麼教儀式音樂田野調查報告》,本文主要是作者對當地儀式音樂的過程考察和于2007年對廣西田陽壯族的麼教儀式進行了音樂問題調查的分析。由于貫穿于整個麼教活動的音樂仍然保留著口耳相傳的形式,未形成記譜,所以值得探究,作者的音樂問題調查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唱腔“慶豐收”中的儀式音樂;二是:儀式中的音樂形態分析;三是:麼教與師公教的區別。成果:讓人們對這一地區的儀式音樂有所了解。

　　我國雖然是個大國,但全民的宗教信仰并不普遍,對于宗教文化而言,它的地方性和民族性色彩更加濃郁,由于經過歲月積淀也有其自身的魅力,我們對于它的考察應該更加深入,而不僅只是對它的樂器演奏、儀式上作考察。

　　4、對民間藝人的田野考察研究:

　　民間藝人的田野考察由于考察面窄,往往被納入田野考察其中的一個部分,但其實將其作為一個深入調查研究的對象,以其為個案進行研究,也有助于人們準確理解其音樂的傳承和發展。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是楊恩洪的《超越時空的藝術傳承——揭開<格薩爾王傳>說唱藝人田野調查的新篇章》,為了探得藏族文化的真諦,為了尋求解答《格薩爾王傳》史詩傳承的奧秘,作者花了近30年的時間尋訪史詩《格薩爾》的創造者、傳播者及傳承者——藏族民間說唱藝人,走訪國內西藏、青海、廿肅、四川、云南藏族地區以及境外巴基斯坦巴爾蒂斯坦(俗稱小西藏)的藏人聚集區。成果:通過對史詩《格薩爾》搶救工作的田野調查,使我們得到了一大批史詩傳承老藝人的寶貴資料。同時使得《格薩爾》這一古老的民間說唱,將獲得更多的文化載體,以更加絢爛璀璨的形式,得到傳承,延續《格薩爾》的生命與精神,直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