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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治理視域下紹興外來人口聚居區問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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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紹興市外來人口聚居區存在諸多特點和問題,通過走訪調研,正確認識外來人口聚居區的現狀,準確把握外來人口聚居區的發展規律,通過轉變治理觀念,構建“政府引導、社區運作、社會協同”的多元協同的基層治理模式,以有效措施解決外來人口聚居區所存在的問題,完善外來人口聚居區的科學治理體系。

  關鍵詞:基層治理;紹興;外來人口聚居區;問題;研究

人口研究論文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的重大命題。近年來,與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相伴隨,越來越多的富余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了城市,形成了一種特有的居住方式――外來人口聚居區。外來人口聚居區是推進外來人口市民化進程的重要平臺和促進城市空間一體化發展的關鍵區域,但也對城市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作為杭州灣南岸中心城市的紹興,優越的區域位置、良好的生活環境、城市的快速發展吸引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涌入,形成大量的外來人口聚居區。關注外來人口的生活現狀,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增強其歸屬感和融入感,切實提升基層治理效能,是當下紹興市改革發展面臨的重要問題。

  一、調研意義與價值

  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使紹興市已經固定成型地分布著繁多的外來人口聚居區,“這些聚居區逐漸形成了外來人口在城市當中的區域特征,參與塑造著城市的文化性格,發揮著特別的社會功能,但同時作為一種不穩定的存在物,時刻給城市帶來各種各樣的社會風險危機。”[1]華經產業研究院數據顯示:2018年紹興市年末常住人口數量為503.5萬人,與2017年相比增長了2.5萬人,據不完全統計,現紹興市流動人口總量占戶籍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雖然紹興市委、市政府政府已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積極成效,但外來人口聚居區存在的問題仍然突出,表現在生活居住、醫療衛生、子女就學和社會融合等方面,產生了一系列基層社會治理難題。正確認識外來人口聚居區的現狀,以有效措施解決外來人口聚居區所存在的問題,弄清楚影響融合發展關鍵因素,是實現“紹興基層治理現代化,構建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的一個重大的、關鍵性的課題。

  二、調研思路與方法

  紹興市外來人口聚居區存在諸多特點,為更好地掌握這些問題,本文將采取問卷調查、案例分析、實地訪談相結合的方法,選取紹興市袍江區斗門街道、柯橋區安昌街道2個眾多外來人口的典型聚居區進行問卷調查,按職業、來源地、民族、工作屬性等標識先行進行分類,采用PPS抽樣方法,抽取聚居區外來人口的1.5‰左右樣本進行問卷調查。問卷主要包括組織形式、從業類型、居住狀況和社會融合等方面內容。同時與政府管理人員進行專題座談,系統收集相關資料和數據。

  三、調研內容與結果

  (一)紹興市外來人口聚居區的形成原因

  一是生活壓力決定。由于市中心房價及生活成本較高,而大量外來人口主要從事基建、裝飾、銷售、服務等工作,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外來人口選擇在相對邊緣的郊區形成聚居。二是工作流動影響。紹興市郊區本地人口因工作就業、子女上學、房屋拆遷等諸多原因向越城區、鏡湖、柯橋等就業、就醫、就學等生活條件更為優越的地區遷移,大量外來人口到郊區城鎮安置。三是經濟發展助力。黨的十八大以來,紹興市輕紡、印染等傳統產業面臨轉型升級,柯橋、袍江過去的工廠逐漸向郊區和濱海遷移,外來人口在郊區工廠、工地及其它新興產業周邊城鎮形成聚居。四是歷史習慣使然。紹興處于浙北地區,外來人口大多來自安徽、江西、河南等周邊省份,“地理上的鄰近意味這些地方的外來人口在生活習慣、文化背景上接近或相似,相互之間適應更快。”[2]先行遷移入的外來人口為家人、朋友及同鄉介紹謀生方式或暫住地的情況較為普遍,大量同籍貫外來人員形成小聚居的特征。

  (二)紹興市外來人口聚居區的職業特征

  紹興市外來人口規模龐大,人員構成復雜,“由于外來人口聚居社區的多元化特性,自上而下的供給模式往往導致供求結構失衡,實際需求得不到正確評估。”[3]從職業上講,聚居區外來流動人口從事的職業主要有:(1)附近工廠、酒樓、商鋪及其他單位的外來工;(2)在聚居區中開各種小商鋪、飯館、夜市攤檔的小生意人;(3)從事廣告、保險、營銷等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4)司機、藝人、自由職業者等個體性質從業者;(5)部分市內三資企業或私營企業白領階層;(6)附近高校大學生或進修生;(7)建筑工和裝修人員等;

  (三)紹興市外來人口聚居區的生活狀態

  從居住情況來看,第一種是散租民房的形式,主要以裝修工、小商販、回收廢品、私營及小型企業打工者為主。散租民房多數分布在城鄉接合部以及老城區的城中村。第二種是一些公司、工廠為打工人員集體租住的宿舍、公寓等。第三種主要是做小生意的人租住的營業、居住混用房,主要分布在城中村的一些小型商業街上。此外,不少外來人口受教育水平較高,從事商貿物流、政府事業單位等工作,擁有自己購置的住房。在文化娛樂生活方面,由于經濟收入的限制和文化背景的差異,聚居區中的文化娛樂生活非常單調。人員之間交流主要關注工作、收入、醫療,以及在家鄉蓋房子和子女將來的教育等問題。

  四、調研分析與對策

  “流動人口聚居區這一特殊的城市空間是在城市化的戰略背景下,大中型城市不斷向外擴張的產物。”[4]為了推動紹興大都市建設,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通過轉變治理觀念,構建“政府引導、社區運作、社會協同”的多元協同治理模式,完善外來人口聚居區的科學治理體系。

  (一)堅持政府主導,形成科學布局

  通過政策調節,加大公共資源的投入,讓社會公共資源優先向職業技能型和穩定就業型勞動力傾斜,更多地將城市功能型流動人口留下來。其次,通過加強區域空間的導向性進行調整。按照“優化全市域協同、大市區融合、主城區聯動”的城市空間發展戰略,對不同功能城區進行分類設置條件,引導滿足不同功能區就業需要的外來人口分區域穩定下來,形成合理的空間布局。

  (二)堅持社區運作,提升服務水平

  充分發揮社區功能,在聚居區的公共衛生、綠化、消防等方面加強改善,特別是在基本的用水、用電、用氣等生活服務和設施方面做到與城市人口同質同價;逐步探索打破傳統以地域、戶籍為基礎的財政轉移支付方式,實現以人為核心、以居住證和社保卡為載體的財政轉移方式;細化當前外來人口與出租屋管理工作,改變外來人口與出租屋管理工作全市統一布局的做法。

  (三)堅持社會協同,促進融合共存

  “外來人口盡管長期居住和生活在本地農民周圍,卻因為身份不同,事實上存在著與本地人難以跨越的社會文化區隔,無法真正融入到居住地。”[5]紹興外來人口真正地融入城市,就在于文化上產生了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為此,應積極宣揚外來人口融入本地的必要性,增進城市居民的包容性和接納性;開展外來人口融入性的教育活動,提升受教育者文化水平和職業技能素質;多方搭建外來人員與本地居民溝通平臺,提升外來人口的參與能力,促進社會融合。

  參考文獻:

  [1]吳興民.廣州市外來人口聚居區社會風險及其治理模式研究.信訪與社會矛盾問題研究,2014.(11)

  [2]孫秀林.中國大都市外來人口的居住隔離分析:以上海為例,2017(4).

  [3]趙靜.外來人口聚居社區公共服務設施供需特征及影響因素.現代城市研究,2017(4).

  [4]狄雷.流動人口聚居區形成過程的社會學考察—城市空間轉型的個案研究,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3(1).

  [5] 杜學峰.上海農村外來人口聚居社區的治理創新,上海黨史與黨建2017(1).

  作者:閆振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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