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天文》：去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施密特教授在本次IAU大會期間聲稱，不贊成人類向地外智慧生命發送信號，您是否同意他的這種觀點？
海部宣男（以下簡稱海部）：這是一個很經典的問題。給我們不甚了解的地外智慧生命發送信號可能會有危險。從另一方面講，曾經參與向武仙座的球狀星團M13發送射電信號的卡爾。薩根認為，M13擁有數量眾多的恒星（大約十萬顆），向那里發送信號很有希望聯系到地外生命。不過他也強調說，M13距離地球非常遙遠（25000光年），因此，他發送的射電信號需要花費25000年才能達到M13。和施密特教授一樣，我也建議不要向距離地球比較近的，例如10光年的宜居行星發送信號，只要對其進行研究即可。我至少認為在我們的銀河系中有很多存在原始生命的行星，但具有高等智慧生命的行星的數量應該極少，平均而言距離也比較遙遠。
《中國國家天文》：天文學是人類共同的研究領域，但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水平卻不盡相同。日本的天文學發展呈現怎樣的特點？與西方有何差異？非西方國家的天文學如何才能趕超西方？
海部：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作為一名日本天文學家，在4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我也時常思考這方面的問題。上世紀60年代，日本天文學還處于發展階段，僅擁有一臺口徑1.88米的光學望遠鏡，還開展了一些比較先進的太陽射電觀測活動。而現在，日本已經躋身世界上幾個天文學最發達的國家之列，擁有許多最新的天文望遠鏡，包括位于地面的口徑45米的毫米波段的野邊山射電望遠鏡、昴星望遠鏡、VERA、ALMA以及KAGRA（先進的引力波望遠鏡，建設中）；還有“日出”號（太陽）、“朱雀”號（X·射線）等空間望遠鏡。在許多未來的望遠鏡建設項目中，例如ALMA、TMT、SPICA等，日本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與西方先進國家相比，日本也有自己的困難。由于歷史原因（140年前日本才引入了現代科學），科學還沒有發展成為日本社會和政府體系的強大基礎。大學也沒有足夠的能力和財力進行基礎科學研究。我們已經付出了艱苦的努力，想讓公眾了解基礎科學研究的重要性、天文學的樂趣及其對于兒童的積極影響。
在所謂“非西方國家”中，日本或許是現代科學取得快速發展的一個特例。究其原因，除了歷史和現實因素外，還要歸功于日本相對民主的社會體系。卡爾·薩根曾經說過，科學和民主如朋友一樣攜手前行。開放和透明在科學發展進程中至關重要。日本的民主曾經一度虛弱，不幸導致了軍國主義。
因此，要趕超西方國家，我想強調以下兩點：1）科學家要善于與公眾交流；2）營造開放、透明的民主氛圍。
《中國國家天文》：現代天文學首先在西方發展起來，而東方國家貢獻甚微。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您認為其中的原因在哪里？
海部：這也是我很喜歡思考的一個問題。首先，西方的基督教（伊斯蘭教亦然）從根本上認為是上帝創造了世界。相反，亞洲文明則強調“自然生成”，特別是在佛教和道教中。東方文明提出了理性的宇宙圖景，正如中國古籍中描述的那樣：“四方上下日宇，古往今來日宙。”這種理解十分受到科學家認可。另一方面，亞洲的哲學家大部分將注意力集中在人性上，而不是自然的結構和起源。然而，西方哲學家卻一直努力地想要搞清楚這個由上帝創造的世界，因為這將有助于了解上帝的心智。經過他們的不懈努力，產生了很多精心構造的宇宙模型。他們將模型與實際觀測結果進行比對，指出兩者的差異。這樣，西方哲學家便逐漸得到了更好的答案：日心說體系。
另外，西方國家更加民主和富有競爭力的社會環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例如望遠鏡，假如沒有它，日心說也不可能被大家快速接受。而后，歐洲的科學革命接踵而至：運動學、數學、化學、電磁學、熱力學等等。
總之，我歸納有兩個重要原因：1）哲學的傾向；2）民主和競爭的社會環境。
《中國國家天文》：在我們的雜志上，有作者將IAU稱為“天文學家的國際組織”。人們通常認為天文學很專業，很難參與。您是否曾經與業余科學家，特別是那些科學家圈子外的思考理論問題的入討論過？作為IAU主席，您是否支持民間科學家進行理論思考？
海部：科學當然需要廣泛的大眾基礎，因此，我們應當對大學和研究所之外的科學研究活動給予支持。可事實上，基于我在日本放送大學擔任了5年教授的經驗來看，大多數“民間科學家”所謂的“新理論”都是他們個人的想法而已，或者是基于錯誤的理解得出的結論。除了學習基礎知識外，對于現代科研工作者，接受如何進行科研工作的訓練是十分重要的。例如，通過檢索和閱讀全部相關的論文，了解哪些研究工作已經完成，哪些還沒有進行，以及如何理解研究數據和理論模型，怎樣遵守研究規范等。那些沒有經過這些訓練而習慣于依靠自己頭腦做研究的“民間科學家”，面臨著陷入自己“小天地”而不能自拔的危險。因此。我時常建議那些“民間科學家”，要把他們的論文提交到相關領域的學術期刊那里。因為科學論文需要由本領域的兩到三位科學家進行嚴格地審閱。這是他們證明自己理論是否正確的唯一方法。
《中國國家天文》：作為一本天文科普雜志的編輯，經常有人問我們天文對日常生活有什么影響。有些讀者認為，雖然天文學在古代的生活中非常重要，但現在已經逐漸淡出了人們的生活。您是否同意這樣的說法？如何使天文學與人類生活的關系更緊密？
海部：沒錯，天文學在古代非常重要，天文學因此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學科”。在現代，天文學仍很重要，只是變得很難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得到。但另一方面，基礎科學對人類來說越來越重要。我常說“科學是人類了解、認知世界的活動”。這里的“科學”一詞，代表的是自然科學，尤其是基礎科學。我們迫切想要了解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我們也非常想了解創造我們的這個宇宙。這種“了解世界”的活動，使我們得以成為真正的“人類”。
如今，在許多環境因素迅速變化的情況下，我們面臨著一個困難的時代：全球變暖、生物多樣性逐漸消失、環境破壞、能源危機、水和食物短缺等等。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更多、更細致地了解自然界的機制和歷史。舉個例子，我們是否應該更多地去了解太陽系中的其它生命，以及系外行星上的生命和環境？這也許并沒有與“日常生活”產生直接聯系，但它于人類的將來卻意義重大。
《中國國家天文》：天文現象和偽天文常常被用來鼓吹“末日來臨”，例如“2012傳言”。您對那些末日論者要說些什么？您是否相信宗教和“最后的審判”？
海部：作為一名科學家，我個人沒有宗教信仰，但我尊重那些信仰，因為它們對很多人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而科學發揮不了這些作用。我不相信“最后的審判”、“哈米吉頓大戰”之類的世界末日說法。相反，我所知道的是，宇宙自140億年前就開始膨脹。我還大致了解地球生命從微生物到人類的進化史，以及地球上海洋的剩余壽命還有差不多10億年。
在古代，占星術作用突出，它被認為能夠向人展示他們的未來的景況。當然，現在我們知道那是100%錯誤的，我們也已經相當深入地了解了天文現象的真相。只要有人能夠從中賺到錢財，占星術和“末日預言”就會一直出現。有時，它們會給人帶來很消極的影響，但我們科學家要多與公眾交流，以消除其影響。
《中國國家天文》：作為IAU主席，您對如何促進日本及亞洲國家的天文學研究有何建議？
海部：開展“區域合作”是促進天文學發展的重要方式。歐洲南方天文臺（ESO）就是很好的案例。這是一個目前由11個歐洲國家組成的強有力的國際合作組織，成功地推動了歐洲天文學的發展。ESO各個成員國群策群力地建設大型望遠鏡，以推動天文學前沿研究。此外，ESO還支持較小的成員國在理想的觀測地點建設小型、中型望遠鏡。每個成員國也會積極推動本國的天文學研究。
為開展東亞地區的天文合作，我曾經與劉彩品教授以及很多亞洲的朋友一起工作了多年，因為我們是鄰居。東亞天文學家會議（EAMA）是一個基于天文學家的組織，曾組織了很多研討會和合作項目，例如毫米波紅外天文臺、EAVN、EAYAM、望遠鏡選址等。基于這些活動，東亞核心天文臺協會（EACOA）于2005年組建，包括中國臺灣地區的“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體物理研究所、韓國天文和空間科學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和日本國立天文臺。EACOA每年召開臺長會議，推動年輕天文學家的交流、望遠鏡觀測時間的共享，并推動EAVN、ALMA、TMT等項目的合作。為未來的亞洲共用天文臺在中國西部進行的觀測點選址和測試工作也是EACOA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考慮到東亞地區的困難環境，我們的進展緩慢，但是一步步穩扎穩打，有了一定的基礎。最近，東南亞天文學網絡（SEAAN）也已建成，包括13個東南亞國家。我希望繼續致力于開展區域合作，以推動亞洲天文學走向更高的水平。容我最后再強調一次，即使在全球化時代，區域合作也對天文學的發展舉足輕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