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勢,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歷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也。

　　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僅歷代都有不少儒家學者研究天文歷法,而且,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家由于生活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背景下,大都有著儒學的背景。他們或者在科學研究中闡發(fā)和運用儒家思想以及儒家經(jīng)典中的有關知識,或者在儒學上有所研究,著書立說,或以儒學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以下按照歷史時期的順序,對歷代最著名的天文學家張衡、劉洪、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僧一行、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和王錫闡的儒學背景作一簡要的闡述。

　　張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陽郡(今河南南陽)人,東漢時期的科學家。據(jù)記載,張衡“通《五經(jīng)》,貫六藝”,而且“常耽好《玄經(jīng)》”[ ],也就是說,張衡精通儒家的五經(jīng),通曉儒家的六藝,并對漢儒揚雄的《太玄》非常感興趣。

　　揚雄的《太玄》認為,“玄”是宇宙間萬事萬物的總原則,他說:“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 ]“玄者,幽摛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guī),執(zhí)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摛措陰陽而發(fā)氣。一判一合,天地備矣。”[ ]張衡非常推崇揚雄的《太玄》,并且說:

　　吾觀《太玄》,方知子云妙極道數(shù),乃與《五經(jīng)》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shù),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而且,張衡還受到揚雄《太玄》的影響撰著《玄圖》,其中說道:“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與先;包含道德,構掩乾坤;橐龠元氣,稟受無原。”張衡把“玄”看作是自然之根本,顯然是吸收了揚雄的思想。他還在闡述其宇宙論和天文學思想的重要著作《靈憲》中說:

　　太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虛,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斯謂溟涬,蓋乃道之根也。

　　張衡把宇宙的最初狀態(tài)說成是“幽清玄靜”,應當說,這種宇宙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揚雄的影響。

　　與揚雄一樣,張衡對當時流行的讖緯之學也進行了批評。他在《請禁絕圖讖書》中寫道:

　　自漢取秦,用兵力戰(zhàn),功成業(yè)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后,乃始聞之。

　　張衡認為,讖緯之學為后人編造,并非古代圣人所作。他接著說:

　　《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后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zhàn)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shù)可知。至于圖中迄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shù)事,圣人之言,勢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余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

　　在這里,張衡指出讖書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否認其為圣人之言。與此同時,張衡還用事實來證明讖緯預言的無效。他說:“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于棄家業(yè),入山林,后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于永建復統(tǒng),則不能知。”因此張衡認為,讖緯之學“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偽較然”,應當“一禁絕之”。

　　此外,張衡還著有《周官訓詁》,并且曾“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 ]。可見,張衡不僅是一位科學家,而且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儒家學者。

　　劉洪(約公元129—210年),字元卓,泰山蒙陰(今屬山東)人,東漢時期的天文學家。他的《乾象歷》比四分歷精密得多,且有許多進步之處,被稱為“劃時代的歷法”[ ]。然而,《乾象歷》的理論依據(jù)來自《周易》。《晉書?律歷中》稱劉洪的《乾象歷》“推而上則合于古,引而下則應于今。其為之也,依《易》立數(shù),遁行相號,潛處相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