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風險社會中，政府需要與企業、民眾、社會組織進行協商合作，以分散和化解風險。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分析發現，在集體行動的視域下，公共危機中民眾的秩序維護型自組織具有復制、嵌入、相變三種機制。復制式、嵌入式、相變式自組織的任務性均很強，相變式自組織的結構性最強，嵌入式自組織的結構性最弱。它們顯著區別于黨政組織的強制機制、企業組織的交換機制，也與非政府組織的志愿機制不完全相同。這些自組織對于解決公共危機問題、有效動員組織民眾、強化政府元治理能力意義重大，同時也受到開放性、規則性、狀態性、反饋性等約束。面對挑戰，我們既要通過空間讓渡和規則建設來提升社會的自組織化，也要強化個人的責任性，通過提升民眾的素養與能力，讓個體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關鍵詞：自組織;公共危機;危機管理;新冠肺炎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綜述
新冠肺炎是典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它給社會系統造成了各種失序和紊亂。我們看到，疫情發生后，大量民眾/志愿者通過各種自組織方式進行著物資采購和運送、服務醫護、保障患者、關懷弱勢群體等活動，為抗疫做出了巨大貢獻。
實際上，在公共危機發生后，民眾自主參與危機應對的方式有兩類：個體行動與集體行動。個體行動能夠為應對危機增加人力、財力、物力資源，能第一時間提供現場救援，給組織化救援創造緩沖時間[1]。但危機中民眾的行為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故個體化的行動也會降低應急資源的規模效應和利用效率，尤其是未經專業訓練的大量碎片化個體，會導致危機應對缺乏整體性而出現無序和低效[2]。因此，我們應辯證看待危機中的個體行動，揚長避短。邁克爾·布蘭德(Michael W.Brand)提出了三種策略：拒絕參與;臨時動員;平時就將其納入應急體系中[3]。王宏偉提出，應該建立危機時的制度安排，進行程序化的管理，如設定志愿者集結點、通報信息并進行輔導、登記注冊并進行資質審查、分配應急救援任務、監督任務完成[1]。
公共危機中民眾的集體行動有兩種路徑：一是加入紅十字會等災害響應的正規組織，即他組織;二是自發自愿組織起來并開展自我管理，即自組織。目前，學界對第一種路徑的研究非常豐富，而對第二種路徑的研究則相對不足?？颂m特利和戴恩斯(Quarantelli & Dynes)將危機中臨時成立的應對組織命名為“突生組織”，這類組織以一種新的結構執行新的任務[4]。從地位來看，斯托林斯和克蘭特利(Stallings & Quarantelli)指出，公共危機中民眾的突生組織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危機或災害的發生必然會催生民眾結群[5];張海波基于魯甸地震的案例研究發現，中國的集權體制下，災害也會催生民眾的自組織[6]。從功能來看，這種自組織行動包括損失評估與信息傳遞、物資籌集與分發、矛盾糾紛調解三種類型[5]，或者是救援、動員、治安、宣傳等[6]。從特征來看，自組織都是自主發起、自主籌建、自主治理的組織形態[7];自組織規模都較小、存續時間都較短，結構臨時性與成員復雜性是其典型特征，多數臨時自發類組織會隨著突發事件治理行動的終止而解散[5]。從動因來看，自組織集體行動中的個人動機是復雜多樣的，往往是基于混合動機之上的意義建構[8]，弗里茨和馬修森(Fritz & Mathewson)曾將危機中向災區匯集的人分為焦慮者、救助者、獵奇者、牟利者[9]。
盡管既有研究取得了較多成果，但依舊存在如下兩點不足。其一，對危機中民眾自組織的價值認知不足。既有研究很少專門探討危機中民眾自組織的價值，大多將其糅合在危機中民眾的個體行動和他組織的集體行動中。對其價值認知呈現出碎片化有余系統性不足、否定性有余肯定性不足的特征，這直接導致了危機應對中對民眾自組織的忽略甚至拒絕。其二，對危機中民眾自組織的機制認知不足。既有文獻對民眾危機參與的觀注點主要聚焦在兩端，要么分析個體，要么分析組織，而對個體結群成為組織的過程分析較少，個體化的民眾是如何組織起來的，依舊是個有待打開的黑箱。將民眾自組織的危機應對與個體化危機應對、他組織的危機應對混同，使得對自組織的行動機制認知不清。
據此，這里將采用多案例研究法，選取新冠肺炎疫情中民眾自組織的典型案例，探究公共危機中民眾自組織的機制，以厘清它與政府組織的行政機制、企業組織的市場機制、非政府組織的志愿機制的區別，并分析公共危機中民眾的自組織行動面臨著哪些困境與不足。
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民眾的自組織分析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不論是在最初疫情中心的湖北，還是在其他省市，民眾自組織抗疫的案例不勝枚舉。這里根據典型性、代表性、資料可得性三個標準選取互聯網人Yo!群、順豐快遞員汪勇團隊、風韻出行醫護專車車隊三個案例，采用案例深描的方式解析公共危機中民眾的自組織機制。本文所用的數據、材料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寫出來”的信源，包括權威性的媒體報道、官方文件、新聞發布會、社交媒體、情勢報告等;二是“說出來”的信源，即通過網絡、電話等形式對三個組織的負責人及部分志愿者的深度訪談。
(一)互聯網人Yo!群
互聯網人Yo!群(以下簡稱Yo!群)是由來自騰訊、百度、字節跳動等公司的77位互聯網人自發成立的臨時性的抗疫志愿服務組織，組織成員的職業包括產品經理、程序員、財務、運營等。在2020年1月25日至2月1日的六天內，該組織共對接及援助醫院115家，籌集善款48萬多元，捐助各類口罩5.83萬個、護目鏡6375個、各類消毒用品7350瓶。
1.緣起：基于共情的復制
隨著2020年1月20日鐘南山院士宣布新冠病毒會人傳人、1月23日武漢開始封城，新冠肺炎疫情成為全民關注的焦點，Yo!的微信群里也不斷匯聚著關于武漢疫情的消息。在群成員圍繞疫情信息的互動中，產生了觸發自組織集體行動的序參量——對災難的共情。“大家看到武漢一線醫生的事情，很動容，又很無力。”這種情感共鳴建基于成員對武漢抗疫資源供求狀況的判斷——嚴重的物資短缺。在認知選擇理論中，認知是有選擇性的(選擇性注意、選擇性理解、選擇性記憶)，人們會選擇性地感知那些他們期望和愿意看到的事物。Yo!群成員并沒有去大量收集信息、精確地衡量狀況是否真的嚴重、嚴重程度幾何，而只是基于一些點狀的或是片狀的信息做出判斷，即他們選擇相信武漢抗疫物資是極度短缺的。如成員CDP介紹，他是通過微信朋友圈和社交媒體上諸如醫生吃泡面、醫院求助等信息了解到疫情一線的醫護物資匱乏，基本處于“裸奔”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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