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類文明發展是持續前行及接續躍遷的進步過程，然而充斥著資本邏輯與西方中心色彩的“文明優越論”及“文明對立論”妨礙了當代多元文明的共同發展。包容并進是當代多元文明發展的鮮明時代訴求，其呼吁當代多元文明在發展中實現民族特色與開放交流的互鑒性統一、歷史承繼與開拓創新的進步性統一、內容豐富與形式多樣的平等性統一。踐行包容并進理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方案對推動當代多元文明發展具有革新性的范式意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求通過發展世界生產力筑牢當代多元文明包容共進的物質基礎、通過闡釋共同價值增進當代多元文明包容共進的思想共識、通過捍衛主權與發展自主性維護當代多元文明包容共進的民族國家載體。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多元文明;“文明優越論”;“文明對立論”;包容并進

　　文明是歷史行進中有益于推動人類發展進步且不斷滿足人類合理性時代需要的進步性成果集合，它包含生產工具、價值理念、制度公約等多種要素。從野蠻跨進文明時代之后，人類的發展雖然曾遭遇過種種挫折但總體上仍是持續前行及接續躍遷的進步過程。時至今日，整體性的人類文明已經從低階的石器時代發展到高階的智能時代。在21世紀的全新時代場域中，共時態的人類當代文明從整體性維度而言表現出多元非均衡的特點，即當代文明的內部基本格局為多元文明并存，內部發展狀態為現代化程度參差不一。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推進帶來了各個國家、不同民族生產力交融程度的不斷加深，與此同時，多元文明之間的相互往來也日益增多。新的時代背景下，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具體場域中，當代人類既要思考舊有的關涉多元文明如何相處的理論主張是否依然合理，也有必要厘清何種主張才是真正有利于當代人類文明繼續發展的范式性方案。

　　一、“文明優越論”及“文明對立論”是當代多元文明發展的意識形態藩籬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西方國家不斷借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大優勢劌心刳肺地逐步確立了以資本為中心的文明話語敘事，蘇東劇變無疑加劇了西方中心論的膨脹心理。后冷戰時代，無論是“文明優越論”還是“文明對立論”，皆充斥著赤裸裸的資本邏輯和西方中心色彩，它們本質上都是西方話語霸權的意識形態延續。正因為如此，縱然兩種有關多元文明共處的理論主張都給出了關涉多元文明共處模式的時代判定，然而它們均脫節于當代人類文明的進步邏輯且面臨著時代合法性的深層拷問，在現實中已妨礙了當代多元文明的共同發展。

　　1.“文明優越論”的理論傲慢

　　“文明優越論”者認為，多元文明之間存在高低優劣之別。他們認為，優越文明不僅是真正意義的高等文明，而且代表著歷史發展的最終趨勢，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其他劣等文明不斷趨近高等文明的同質性進化過程。

　　文明優越論的一種代表性論點是“歷史終結論”。“歷史終結論”的代表人物福山認為，“大寫的歷史”組成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邏輯，在世界文明的發展中“存在著一個為所有人類社會規定了共同的演進模式的基本過程”①，此過程遵循的演進規律即是黑格爾所闡明的世界歷史觀。按照福山的理解，黑格爾和馬克思對歷史前行的方向作出兩種迥然預判，即黑格爾指出人類歷史將會終結于自由國家，馬克思則認為歷史將終結于共產主義社會。福山進而指出，冷戰的結束實質上宣告了馬克思歷史預言及馬克思主義的失敗，資產階級屬性的“布爾喬亞”將是人類實現自我認同的唯一身份符號，同時能夠推動世界文明前進的基礎性制度不會再發生更替，即人類歷史自此將終結于西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此后福山雖親口承認“歷史終結論”預測失準，但其核心觀點并未改變。他依然認為，歷史的發展終將歸于自由民主形式，“歷史的終結”僅僅是推遲了而已，西方文明中的“丹麥模式”即現代化進程中西方偏好的“稱職的國家、強有力的法治和民主的負責制”②代表著人類文明的前行方向。姑且不論福山對黑格爾尤其是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否全面準確，單是實踐層面的中國發展以及中國為應對爆發于美國并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機所作的杰出貢獻，已經徹底證明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

　　文明優越論的另外一種代表性論點是“普世價值論”。“普世價值論”將西方資產階級定義的“自由、民主、人權”等理念描繪成世界上最先進的價值理念。“普世價值”論者認為，西方文明取得現代化成就的原因應該歸結于西方是“普世價值”的堅定踐行者。世界上西方以外的其他地區，都應該以“普世價值”為向導，不斷趨近并施行“普世價值”，唯其如此，才能在現代化發展中占據一席之地。由此可見，“普世價值論”所極力推薦的不僅是包含特定內容的價值理念，更有其背后隱藏的特定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現實證明，大多數后發國家在克隆西方政治經濟模式的過程中不僅沒能實現自身發展，反而會喪失掉發展的自主性。因此，“普世價值論”最終維護的也不外是西方資產階級的利益關系，“普世價值論”的真實姓名應該是“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所謂的“普世”只是帶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虛幻性的噱頭。

　　2.“文明對立論”的思維片面

　　“文明對立論”的一種典型性觀點是“文明沖突論”。“文明沖突論”的創立者亨廷頓認為，理解冷戰后的人類發展趨向，需要將冷戰時的意識形態對峙視角切換成文明沖突的視角，21世紀人類“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將會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③。按照“文明沖突論”的邏輯，西方文明是所有文明中唯一可以對其他文明產生重大影響的一種文明，美國則是西方文明的領導國。借用地質學的專業術語，亨廷頓認為，人類在21世紀面臨的重大沖突主要是由各文明之間的斷層線所導致，西方文明在未來時段的主要威脅來自中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聯合。應當指出，亨廷頓對文明之間存在客觀差異和相關文明之間可能發生沖突的憂慮是深刻的，但處于21世紀的當代人類應當重點考慮的是如何以“和而不同、互學互鑒”的致思理路來對待多元文明之間的差異與共性，而非執意夸大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并以對立沖突的模式做簡單粗暴化處理。令人遺憾的是，當前國際上仍有人處心積慮地對亨氏理論進行片面裁剪，特別是他們對不同文明尤其是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必然爆發沖突的片面鼓噪，暴露出他們為逆潮流而動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尋求意識形態支撐的險惡政治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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