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現(xiàn)知“敦煌學”一詞于1925年由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最早使用，但影響不大。1930年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錄序》中亦自創(chuàng)此詞，遂使斯學在學術界廣為人知。敦煌學的空間范圍應限于歷史時期的敦煌，其研究對象是以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史跡和敦煌學理論等為主，包括上述研究對象所涉及的歷史、地理、社會、哲學、宗教、考古、藝術、語言、文學、民族、音樂、舞蹈、建筑、科技等諸多學科，其學科性質應屬新興交叉學科。

　　關鍵詞：敦煌學;石濱純太郎;陳寅恪;交叉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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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作為名詞、術語和學科名的“敦煌學”

　　長期以來，中國學者一直認為“敦煌學”一詞是陳寅恪先生在1930年首先提出的。他在《敦煌劫余錄序》指出：

　　一時代之新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1]

　　直到1989年，池田溫先生在《敦煌學與日本人》一文中，指出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在1925年已使用“敦煌學”一詞{1}。2000年，王冀青先生用具體材料證實了池田溫的說法[2]，提出“敦煌學”一詞的首創(chuàng)權應該歸于日本學者，而不是中國的陳寅恪。需要說明的是，石濱純太郎雖然在1925年大阪懷德堂的夏期講座上多次提到了“敦煌學”，其講座筆記亦被整理為《敦煌石室的遺書》單行本于同年出版。但因大阪并非當時日本的學術中心，而《敦煌石室的遺書》則屬于非賣品，印數(shù)很少。所以，石濱純太郎的“首創(chuàng)”不僅在國際學術界影響不大，在日本也是知者寥寥。緣于這樣的情況，我在2011年發(fā)表的《論敦煌學》一文中提出，沒有證據(jù)表明陳寅恪先生使用“敦煌學”一詞是否受到了石濱純太郎的影響[3]。2014年，秦樺林在《“敦煌學”一詞的術語化過程》一文中，提出石濱純太郎和陳寅恪是分別獨立地提出“敦煌學”一詞的[4]，這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判斷。

　　秦樺林還對“敦煌學”作為名詞和專業(yè)術語進行了區(qū)分。并認為敦煌學的術語化過程是在20世紀40年代主要由中國學者推動完成的[4]131-134。

　　其實，不論是名詞還是術語，陳寅恪先生所起的作用都是決定性的：

　　第一，陳先生的《敦煌劫余錄序》首先發(fā)表于《史語所集刊》，該刊當時對國內外都具有很大影響;

　　第二，《敦煌劫余錄》作為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第一部館藏目錄，是國內外研究者了解敦煌遺書必須參考的目錄，而使用目錄的人一般都會閱讀陳序;

　　第三，陳寅恪先生在國內外學術界的人氣遠大于石濱純太郎。

　　所以，就時間先后而言，石濱純太郎雖然在1925年就使用了“敦煌學”一詞，但并未導致該名詞的流行，因而僅具有掌故意義。陳先生創(chuàng)造的“敦煌學”比日本人晚了幾年，但經(jīng)其振臂一呼，遂使這一名詞在中國學術界不脛而走，并激勵幾代中國人發(fā)奮從事斯學的研究。

　　實際上，直到20世紀80年代，多數(shù)研究者都是模糊地使用“敦煌學”一詞，未遑探討其內涵、性質及意義。最早把“敦煌學”當作學科名來探索的，是周一良先生。雖然周一良先生并不同意把敦煌學看作一個學科，但他是依據(jù)學科命名的理論來考察敦煌學的。這和以往的研究者模糊地使用敦煌學大不相同[5]{2}。在此基礎上，我在《論敦煌學》一文中正式把敦煌學區(qū)分為名詞和學科名兩個概念進行討論[3]。

　　可見，“敦煌學”一詞在敦煌學史上，曾以名詞、專業(yè)術語和學科名三種形式存在。直到今天，仍然是多數(shù)學者逐漸把敦煌學看作一門學科，同時有部分學者不同意把敦煌學當作一門學科，也有學者繼續(xù)模糊地使用著敦煌學。

　　二 敦煌學的內涵

　　現(xiàn)知最早對敦煌學的內涵進行闡述的也是日本的石濱純太郎，他在前述大阪講座中把敦煌學區(qū)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敦煌學僅限于研究敦煌文物，廣義的敦煌學則包括吐魯番、庫車、和闐等地的文物[2]114-116。中國學者最早關注這一問題的是姜亮夫先生。他在《敦煌學之文書研究》指出：

　　敦煌學之內涵，當以千佛巖、榆林窟諸石窟之造型藝術與千佛洞所出諸隋唐以來寫本、文書為主。而爰及古長城殘垣、烽燧遺跡、所出簡牘，及高昌一帶之文物為輔。[6]

　　劉進寶則把敦煌學的內容歸納為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學理論和敦煌史地四項之下[7]。李正宇更認為：敦煌學就是研究敦煌古代文明(如政治、法律、語言、宗教、文學、藝術、風俗等)和物質文明(如山、河、大地、自然環(huán)境、衣食住行等)的學問。它以敦煌人群、敦煌社會、敦煌史地、敦煌石窟、敦煌文獻、敦煌漢晉簡牘及敦煌同內地、周邊往來關系為依托，植根敦煌，以地名學，四外輻射，溯古通今，具體實在而又博大精深[8]。

　　上文已經(jīng)提到，我在《論敦煌學》一文中，首次將其分為兩種不同屬性的對象來進行討論。一種是作為歷史名詞或歷史概念的敦煌學，一種是作為學科概念的敦煌學。作為一個名詞或歷史概念的敦煌學，其內涵具有不確定性，每個使用者在遵守命名學原則的基礎上，都可以有自己的界定，每個讀者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可以見仁見智、人見人殊。對敦煌學而言，命名的原則就是它的空間范圍必須限定在歷史時期的敦煌，包括歷史時期敦煌管轄的地區(qū)。如果某個地區(qū)曾經(jīng)一度歸敦煌管轄，這個地區(qū)在敦煌管轄的時間內可以劃入敦煌學的范圍。反之則不可。如果把歷史時期不屬于敦煌的地區(qū)劃入敦煌學的范圍，就違背了敦煌學因地名學的基本原則。所以，作為一個名詞或歷史概念的敦煌學也是有前提的，即它的空間范圍不能跨越敦煌及其管轄地區(qū)。只有在這個前提下，使用者才可以對敦煌學各說各話。比如吐魯番地區(qū)，歷史上曾經(jīng)隸屬敦煌，在這樣的時期吐魯番地區(qū)當然可以劃入敦煌學的范圍。但在更長的歷史時期吐魯番并不隸屬敦煌，包括吐魯番文書所歸屬的主要時代。這樣看來，把古代的吐魯番和吐魯番文書整體劃入敦煌學的看法就不妥當了。當然，把新疆、西藏甚至更遠的地方劃入敦煌學的范圍就更缺乏依據(jù)了[3]。

　　依據(jù)這樣的認識，劉進寶、李正宇先生對敦煌學內涵的歸納雖表述不同，但其實質都是以古代敦煌管轄的空間和遺存為中心，應該說都可自成一說，但劉的概括更為簡明。而姜亮夫先生的定義則稍嫌寬泛。

　　總之，敦煌學的空間范圍應該限于歷史時期的敦煌，這一點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學界的共識了。

　　三 敦煌學的學科性質

　　上文已經(jīng)提到，最早對敦煌學的性質進行探討是周一良先生。他在王重民《敦煌遺書論文集》“序”中提出：

　　敦煌資料是方面異常廣泛，內容無限豐富的寶藏，而不是一門有系統(tǒng)成體系的學科。如果概括地稱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學”的說法更為確切，更具有科學性吧。[5]序3

　　此后，他在《何謂“敦煌學”》一文中再次強調：

　　“敦煌學”不是有內在規(guī)律、成體系、有系統(tǒng)的一門科學，用固有名詞構成的某某學又給人不太愉快的聯(lián)想，所以最好就讓它永遠留在引號之中吧。{1}

　　林家平等先生認為：

　　周一良先生等人的觀點，比較多地強調了敦煌資料各部分之間的差異性，否定了這些資料本身是一個有機的整體……

　　敦煌文物文獻資料，大都產(chǎn)生于古代敦煌，共同的時空范圍，使它們之間必然地存在著內在的聯(lián)系。遺書與遺書之間、遺書與遺畫以及佛窟之間、佛窟與佛窟之間、佛窟與墓葬以及建筑之間、遺書與古城遺址之間、木簡與古碑以及遺書之間緊密交錯地聯(lián)系在一起，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比較全面而真實地反映著古代敦煌特有的歷史風貌，同時也可窺見中國古代史、中西陸上交通史、中亞史的一些側影。[9]

　　關于敦煌學的性質，林氏等首先提出其屬于“交叉學科。它不僅與其他相關學科部分地重疊交叉，而且敦煌學各部類之間也存在著交叉重疊關系”[9]77{2}。季羨林先生在《敦煌學大辭典》的“敦煌學”詞條中，主要依據(jù)敦煌學的研究對象，確定敦煌學是“一門新興的”“綜合性的學科”[10]。李正宇則認為敦煌學“是包容了諸多單體學科，兼有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及意識形態(tài)科學的特殊學科”[8]1。

　　以上關于“交叉學科”“綜合性學科”和“特殊學科”的定性，都是為了回答敦煌學的學科面貌與歷史學、宗教學等依據(jù)內容分類的學科存在差異的問題，其中“交叉學科”的定性最具有啟示意義。遺憾的是以上學者均未能在學理上對他們提出的學科定性進行論證，把敦煌學何以成立當作了不證自明的問題，因而也就未能有力回應敦煌學不能成為一個學科的質疑。

　　四 敦煌學的定義

　　及對其何以成立的理論論證

　　作為一門學科概念的敦煌學，與作為一個名詞或專業(yè)術語的敦煌學有很大區(qū)別，其內涵應該有更加明確和具體的規(guī)定，不僅要證明它能夠滿足一門學科概念所需要的基本條件，還要對反對者提出的理由作出合理的分析。如上所述，認為敦煌學不能成為一門學科者最重要的理據(jù)就是：以地名學的敦煌學與依據(jù)內容分類的歷史學、宗教學等學科相比，學科面貌不同，不是一門有系統(tǒng)成體系的知識體系。針對這一認識，我在《論敦煌學》一文中將敦煌學的性質確定為新興交叉學科，而交叉學科的特點就是與傳統(tǒng)學科的面貌不同。如化學與物理學交叉形成了物理化學和化學物理學，等等[11]。物理化學和化學物理的學科面貌當然會與傳統(tǒng)的物理學科和化學學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