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近些年，濟南市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創新型城市的建設步伐日益加快，科技創新體系框架基本形成。基于對濟南現狀的梳理，從五個方面總結濟南區域科技創新面臨的瓶頸，并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科技創新體系;瓶頸;創新驅動發展;創新型城市

　　0 引言

　　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1]。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揮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引領作用。近年來，濟南市堅持實施“打造全國重要的區域性經濟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現代泉城”和“在全省率先建成創新型城市”的發展戰略，科技創新對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支撐引領作用顯著增強，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制約科技創新進程。因此，要進一步促進濟南科技創新的發展，努力使科技創新成為推動濟南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內生動力。

　　1 濟南市科技創新的發展現狀

　　濟南市作為山東省的政治、經濟、文化、金融、交通、會展和科教中心，在科技創新發展過程中具有諸多的天然優勢;再加上近些年來濟南市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提升區域科技創新能力為目標，對科技創新事業科學布局、積極推進，濟南市創新性城市的建設步伐日益加快，基本形成區域科技創新體系框架雛形。

　　1.1 科技資源集中與領先優勢凸顯 一是集聚一批實力較強的科研機構。濟南是山東省科學院、山東省醫學科學院以及山東省社會科學院的所在地，集中了一大批國家和省部級科研機構、大型企業集團總部和企業技術開發中心，擁有各類高校數量占全省50%以上，其中濟南擁有區內高校85%左右，高校、科研院所數量全省第一。截至2015年上半年，濟南共建成各類企業研發機構806家(包括企業技術中心282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458家、工程研究中心54家、企業重點實驗室12家)，其中國家級34家、省級246家。二是建成一批新的重大源頭創新平臺。濟南市共建成國家級科技園區6個、國家火炬特色產業基地13個[2]、“863”成果轉化基地2個、國際科技合作基地6個，擁有山東信息通信研究院、國家重大新藥創制平臺、國家超算濟南中心、濟南云計算中心、山東量子技術研究院等重大源頭創新平臺，高新區、大學科技園等園區產業創新集聚效應顯著增強，為高端創新要素的集聚創造了良好環境。

　　1.2 科技創新體系框架雛形基本形成 一是高新技術產業初具規模。2015年，濟南市高新技術企業總數609家，僅次于青島，列全省第二。高新技術產業產值2250億元，同比增長9.22%，占規模以上工業產值比重42.63%，比年初增長1.05個百分點，繼續保持全省首位，連續5年完成年增長1個百分點的目標，對轉方式、調結構發揮了重要支撐作用。二是科技創新創業開始起步。濟南市已經建成有各級各類科技孵化器20多個，并在高新、歷下、市中、天橋、槐蔭、長清、歷城、章丘8個區(市)各建設一處創客平臺，為入駐平臺的創業者提供免費的技術和創業指導服務。除此之外，近兩年濟南各區縣已經初步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產業園區，“一縣(區)一園區，一園一特色”的發展格局初步形成。三是科技成果產出明顯增加。2015年濟南市發明專利申請量15096件，較2010年增長了339.86%;發明專利授權量3913件，較2010年增長了210.56%。萬人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16.44件，連續多年位居全省首位[3]。2013年以來先后實現中國外觀設計金獎、中國專利金獎“零”的突破。獲得多項國家科技進步獎項，國際、國家標準和山東名牌產品均有較大突破。四是成果轉化與協同創新步伐加快。山東工業技術研究院建設持續推進，協同創新邁出新步伐。政產學研綜合平臺的建設初步成型，科技成果交易中心建設穩步推進，以國家知識產權局濟南市專利信息服務中心為支撐的知識產權信息服務平臺和以國家專利技術(濟南)展示交易中心、版權示范基地等為載體的區域知識產權交易中心正在積極籌建。

　　1.3 科技創新政策與環境實現突破 一是科技創新的政策法規體系不斷完善。濟南市相繼出臺了《發揮省會優勢打造科技人才創新創業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即“濟南科技十一條”)及《濟南市推進區域性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若干政策》(即“濟南科技新十一條”)，在科教人才管理、科技創新保護和科技創業扶持等方面實現了重大的政策性突破。出臺了《濟南市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創建國家創新型城市若干政策》，全面優化政策內容，改革資金扶持方式，政策資金“四兩撥千斤”的引導效應進一步強化[4]。構建了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品牌為目標、產學研結合的創新體系。深化落實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稅收扶持政策，為企業發展增添了活力。二是科技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積極發揮財政科技資金作用，在爭取市財政科技資金逐年大幅增長的基礎上，積極精簡科技計劃類別，全面壓縮項目數量，突出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注重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針對不同發展階段企業設立“領軍”企業、“小巨人”企業、“金種子”企業關鍵產品提升計劃，保證了不同對象在不同的平臺公平競爭，更加有利于高成長性企業、中小微企業的發展。

　　2 濟南市科技創新制約瓶頸分析

　　濟南市科技創新發展雖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但科技創新的發展水平與發達城市相比相對滯后，需要迫切突破以下發展瓶頸：

　　2.1 高端科技創新人才相對缺乏 一是高層次科研人才偏少。截止2015年底，濟南兩院院士僅有7人，而青島有19人，南京、武漢、廣州則分別是73、46、40人。而且，市屬高層次人才更少，在濟南地區59名國家級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中，市屬僅2人;在467名省級專業技術拔尖人才中，市屬僅18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1581名專家中，市屬僅94人。二是重點產業重點領域存在人才緊缺。由于濟南市現代服務業開放較晚，而裝備制造產業正處于由“制造”轉型為“創造”的關鍵時期，創意設計與相關服務性人才不能滿足裝備制造企業專業化和個性化發展的需要。“十三五”期間，濟南在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機械裝備、智能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重點產業領域，都存在人才緊缺。三是高精尖海外人才緊俏。濟南的人才開放程度與先進城市相比差距較大。持有濟南市居留許可和具有永久居留資格的外國人僅為2891人，而北京的常住外國人一般在20萬人左右，省內青煙威地區也大約有10萬以上韓國人常住，這便導致了濟南在外籍專家高端智力庫建設上的滯后[5]。

　　2.2 科技產業亮點與影響力不足 一是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強，缺乏核心競爭力。大多數企業創新內生動力不足，核心技術研發能力不強，在一些關鍵技術領域對外依存度仍然較高，尤其是中小裝備制造企業產品的核心技術裝備和元器件依然選用進口國際知名品牌的產品[6];部分科技型中小企業雖有加強科技創新的愿望，但受資金、人才、技術儲備、研發設施等條件限制，難以實現較大突破;現代服務業在高端裝備制造業內部研發、信息服務、市場調查等環節缺少投入，參與度較低，從事創意設計與服務的企業同質化現象嚴重，缺乏企業的核心服務能力。二是產業發展層次偏低，輻射影響力弱。濟南市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產值比重居全省第一，但產值僅居全省第九，總體規模擴張仍需加快。在目前的濟南市高新技術產業化項目投資中，能夠形成產業鏈優勢和集約化產業群的項目也不多，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產業集群度不高，產業鏈條短，布局分散，集群競爭力差，或者“有龍頭無產業”，或者“有產業無龍頭”。

　　2.3 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通道不暢 一是產學研協同創新不夠緊密。目前，濟南雖然已經有部分優秀企業與高校院所建立了緊密的溝通，但廣泛而緊密的校企合作態勢仍未形成，大企業產學研合作多，小企業產學研合作偏少，高校和科研機構對小企業的支持遠遠不夠，產學研區域協同創新體系還未充分形成和發揮有效作用。其中，最薄弱的環節在于中試這一環，它既需要技術又需要資金，而實際情況是科研單位缺乏資金，企業投入害怕風險，雙方都不愿意介入中間試驗，導致其成為瓶頸。二是成果轉移轉化體系薄弱。近年來，濟南生產力促進中心、成果轉化中心、大學科技園、創業孵化器等成果轉化服務機構快速發展，但技術轉移服務體系尚未完全建立，科技中介服務機構還不健全，服務能力仍較薄弱，缺乏權威的專利、成果評估機構，難以界定專利和成果的價值，不利于成果交易;風險投資、價值評估、技術經紀、技術權益保護、技術市場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薄弱，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三是成果轉化的體制機制不夠完善。一方面，部分高校科研院所還未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特點的職稱評定、崗位管理和考核評價制度，制約了科研人員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國有資產管理使用、事業單位領導人員兼職領辦企業等鼓勵高校科研單位成果轉化的政策也亟需落地和突破。此外，現行的項目管理方式不利于成果轉化，科研項目經費分配預算中關于成果轉化、示范推廣的經費比例很低，與國外的研發經費、技術推廣經費比例相差甚遠。

　　2.4 科技創新服務體系不夠完善 一是科技服務體系、中介、平臺的主體不夠多元化。盡管濟南有生產力促進中心、科技企業孵化器、技術交易所、科技咨詢與評估及結構、創新服務中心等為核心的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服務組織，但是這些中介組織多由政府主導，真正市場化、社會化的服務機構不多，有實力有競爭力的更少。缺乏技術創新與市場之間的有效聯結、技術創新脫離市場，創新不同環節的不同力量難以有效整合。此外，政府主導的科技教育、科技成果轉化機構對市場存在一定的擠出和抑制效應，與科技創新的高風險、長周期特征不匹配。二是創新載體提供的專業化社會化服務不足。濟南市的科技產業園區或者孵化器都非常注重面向企業的服務功能，但在實踐中，這些創新載體所提供的服務和空間功能較為單一，無法為企業提供良好的創新氛圍與環境，主要表現在，孵化器服務功能單一;配套服務不完善，高附加值服務較為缺乏;孵化轉化機構對科技型中小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支持，需要不同機構配合、不同服務平臺完成，無法為企業完成一站式服務，服務資源重復浪費，連續和深入服務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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