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堅持把權利看作是王牌……純粹是宣告我們作為公民的墮落。它也包含一種非理性的自我破壞行為。我們寧愿認真地對待義務，也不愿意試圖規避其高于“社會生活最低要求”的任何事物，我們必須設法盡可能地全心全意履行我們的公共義務。本文選自：《當代廣西》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正式批準公開發行的優秀期刊。自創刊以來，以新觀點、新方法、新材料為主題，堅持"期期精彩、篇篇可讀"的理念。當代廣西內容詳實、觀點新穎、文章可讀性強、信息量大，眾多的欄目設置，當代廣西公認譽為具有業內影響力的雜志之一。當代廣西并獲中國優秀期刊獎，現中國期刊網數據庫全文收錄期刊。

　　關鍵詞：共和主義,政治,自由主義

　　契約主義者對權利首要性的堅持導致他們忽略了工具性共和主義的觀點：對自由的信仰要求我們擁有道德地追求公共服務和政治參與的終極目標。契約主義者忘卻了如下一點：一種權利倫理，如果離開了一種相應的社會責任倫理，就無法構成自由制度與實踐之自足體系的基礎。

　　這一批評的問題在于斯金納把權利先于義務的兩種不同含義混為一談。在第一種含義中，當且僅當權利在道德判斷中占據正義的首要位置時，權利才能說具有優先性。言下之意就是，對某一安排或行動的一個良好論證是一個最終訴諸捍衛或促進權利的論證。當德沃金說我們的政治道德應該建立在權利而不是目的或義務的基礎上時，他就是持這種見解的。考慮到權利和消極自由之間的密切聯系，很難說斯金納會不同意這一點。依據德沃金的分類，由斯金納重構的共和主義，不是以義務為基礎的理論，而是以權利為基礎的理論或者說仍然是以自由為基礎的理論。

　　權利優先于義務的第二種含義是，如果通常的情況總是，我們擁有的權利是優先于義務的;那么，我們從未或者說幾乎從未具有任何社會義務。這無疑就是斯金納力圖加以批評的觀點，但它并不包含在德沃金的論證之中。德沃金承認我們擁有社會義務，只要它們是以權利為基礎的，即其最終的正當性不是來自于目的或義務，而是來自于對權利的維護與捍衛。正如德沃金指出的，這就使得這些義務純粹變成“工具性的”，但是關于義務的這種工具性觀點正是斯金納重構的古典共和主義所倡導的。因此，在斯金納和德沃金的立場之間，我找不到任何相關的差異，所以我認為這種批評是失敗的。契約主義對權利優先性的堅持并沒有妨礙它認真地對待由工具性共和主義者關注的觀點。

　　共和主義者認為，因為其公民的疏忽和冷漠，自由國家很容易敗壞為非自由國家。當這一切發生時，為自由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所珍愛的消極自由就處于喪失的危險之中。這就確立了共和主義的核心問題，即去識別一個社會中避免腐敗的危險并維持其自由制度的條件。

　　因此，歸納這些主張，我們發現，至此為止，斯金納的共和主義在于對消極自由理想的信奉以及對實現這一理想之條件的經驗分析。共和主義者認為消極自由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理想——但不是輕易就可以實現的理想。他們認為消極自由只有當個人都是好公民的時候才能實現，這就意味著個人必須積極地參與他們共同體中的政治生活，并為高層次的公民美德所激勵。這種積極的政治參與和美德只有在那些用恰當的態度和性情去勸導個人的社會制度中才能被發現。

　　對共和主義傳統的反思向我們展示了這種“看不見的手”的學說的問題所在，它忽視了自由制度的脆弱性，尤其沒有認識到當這種脆弱性出現時對公民美德的需要。它忽視了工具性共和主義的根本洞見，即如果他們的制度要避免腐化和墮落，那么個人必須具備某些責任、美德、態度和性情。自由主義對“看不見的手”的學說的信奉有助于解釋它對公民身份和公共服務之善的敵視。

　　然而，這一批評卻與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闡釋的兩條不同原則發生了沖突。第一條是他的正義感原則：他認為正義社會的可能性條件之一是公民擁有一種有效的正義感，尤其是一個最高的秩序需要獲得正義原則的支持。[24]如果沒有這種尊重他人的動機，基本自由就得不到維持。羅爾斯認為，其理論的力量之一就在于它能夠解釋公民如何才能逐漸獲得這種正義感。共和主義者可能會反對這種解釋，但它完全不同于對羅爾斯信奉“看不見的手”的學說的指責。

　　斯金納的進一步批評是認為當代自由主義者——這里他特別提到了德沃金——錯誤地認為權利優先于義務。根據斯金納的說法，契約主義者認為“我們必須首先尋求在我們自己周圍設立一條權利線，把它們看作是‘王牌’，并堅持認為它們優先于社會義務的任何要求”。

　　斯金納從他自己對共和主義傳統的反思中得出的另一批評就是，契約論者持有一種有缺陷的法律觀念。契約論者贊同共和主義者的觀點，認為法律的強制對于維護個人的自由是必要的，但他們卻錯誤地認為“法律本質上是通過強制他人來維持我們的自由”。相反，在共和主義者看來，“法律不僅僅通過強制他人來維持自由，而且也通過直接強制我們每個人按照某種特定的方式行動來維持自由”。[32]斯金納暗示，契約論者的法律觀念阻礙他們贊同共和主義者的結論，即法律的正當功能或許就是強制和誘導我們做維持我們自己的自由所必需的事情。

　　斯金納正確地指出，羅爾斯拒絕認可僅僅基于功利主義的理由而對個人自由施加的限制。在羅爾斯看來，原初狀態中的某一方僅僅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選擇犧牲自己的自由是非理性的。然而，斯金納卻錯誤地認為這一論證妨礙了羅爾斯接受公民身份的諸種義務和對共同善的信奉，而這些都是共和主義者所珍惜的。在考慮是否強制他們接受這些義務時，原初狀態中的各方所考慮的不只是對他人有利，而且也包括對自己有利，因為這些義務將有助于保障安全。后一種形式之利益的重要性是被斯金納本人所含蓄認可的：他認為，不能接受我們的公民義務“純粹就是理性的失敗，不能認識到我們自己的自由取決于投身一種有德性的生活和公共服務 ”。[37]我的結論是，與自由主義對待權利、法律、“看不見的手”的態度一樣，它的反功利主義并沒有阻礙自由主義者認真地對待工具性共和主義者關注的那些問題。

　　斯金納多篇論文的一個中心主旨就是分析消極自由與歷史上兩種重要的自由觀之間的關系。第一種自由觀認為自由只有通過個人追求某些確定的目的和活動才能實現;第二種自由觀認為在某些條件下，通過說服強迫某人實現自由是合理的。

　　斯金納認為思考消極自由的傳統之一便是他所說的契約主義，它把這兩種自由觀都看作是前后不一致的而拒絕加以。在契約主義看來，消極自由存在于對個人行為之外部限制的闕如，因此它看上去似乎完全反對如下的主張，即個人只有在追求某些確定的目標和活動中才能享有自由;更不用說個人能夠被強迫或強制而享有自由這樣的主張了。

　　然而，斯金納卻認為共和主義的觀點表明，在消極自由與公共服務甚或強制之間存在著比契約論者愿意承認的更加緊密的聯系。正如我們看到的，共和主義者從其對自由條件的分析中得出了規范性的結論，即個人有積極參與政治的義務：在這個意義上，對消極自由的信奉賦予個人合理地追求某些確定的目的和活動以特權。考慮到我們自由制度的衰退傾向，同時考慮到德性和參與防止這種衰退傾向的作用，重要的是我們得承認我們參與的義務。忽視這一點將導致腐敗。

　　對這一論證，我首先想指出的是，在關于自由的這兩種主張的闡述中，存在著一種嚴重的含混。其含混之處在于它們對自由提出的到底是構成性要求(constitutive claims)還是工具性要求?共和主義者是想說，只有當行為主體充分履行其公民義務，他們才被認為是自由的嗎?他們是想聲稱，即使行為主體受到強迫或強制，他們也仍然被認為是自由的嗎?它們都是關于自由的構成性要求。或者這兩個主張僅僅是指某些確定的充分條件，滿足這些條件即可以使行為主體處于某種與通常所理解的不同意義上的自由之中。

　　從他的討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斯金納并沒有提出自由的構成性要求。[40]因為，這將導致他放棄對消極自由的信奉，而這正是他的共和主義觀點的出發點。相反，我認為斯金納的觀點是，契約論自由主義者被這種含混搞糊涂了，結果由拒絕自由的兩種構成性要求進而拒絕自由的兩種工具性要求。

　　因此，可以這樣來概括斯金納的批評：他斷言自由主義者錯誤地放棄了自由的兩種工具性要求，而這兩種要求從共和主義的觀點來看則是合理的。我希望我對斯金納其它批評的討論足以表明這一斷言無法得到捍衛。自由主義者能夠而且確實認為，自由的維護取決于共和主義者所強調的諸種條件。尤其是，他們認為除非個人擁有正義感并認可支持正義制度的義務，否則自由將不能得到維系。同共和主義者一樣，自由主義者認為，為了保證個人做維持他們自己的自由所必需的事情，偶爾有必要借助法律的強制力量。這不是要否認，自由主義者與共和主義者在采取何種具體的必要的政策以維護自由方面可能存在分歧;它只是想表明，自由主義者與共和主義者在斯金納的批評所指向的哲學抽象層面并不存在差異。

　　我的結論是，斯金納建構的工具性共和主義并不代表對自由主義在公民身份和公民美德之態度的一種改善，因為它沒有在兩種立場之間找到任何哲學上的根本分歧。在自由主義對待“看不見的手”、權利、法律、共同善或自由本身的態度中，沒有什么可以阻礙它贊成工具性共和主義對公共事務和公民身份之重要性的理解。相反，像羅爾斯這樣的自由主義者明確地假定——同共和主義者一道——我們必須具有一種正義感，我們有責任支持正義的政治制度和有助于保障我們不會放棄我們自己自由的法律安排。

　　雖然這是一個重要的讓步，它與我在前文中提出的觀點大體是一致的，但是由泰勒提出的兩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這是斯金納所沒有涉及的)也許會終結自由主義者與共和主義者的劃分。第一個問題涉及泰勒對“愛國主義”而不是對正義感或正義義務的強調;第二個問題來自泰勒的如下觀點，即自由主義者一旦接受共和主義對保持自由的分析，就可能不得不放棄其關于中立性問題的信條。

　　在接下來的兩部分里，我將依次考查這些問題。斯金納對契約論自由主義的共和主義批評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但仍然有可能的是，對工具性共和主義的重構可以對自由主義者提出更為有效的批評。實際上，我將把泰勒的論文解讀為這樣一種重構(當然還有其他方面)。我認為泰勒重構的工具性共和主義并不能改進自由主義對公民美德和積極公民身份的態度。我將詳細加以探討的這兩個問題可能會帶來自由主義者與共和主義者之間的真正分歧，但我將證明，無論在哪一種情形中，自由主義者拒絕共和主義的觀點都是正確的。

　　在我對斯金納的探討中，我論證了自由主義者能夠并確實接受了至少是某種形式的工具性共和主義的主張，即公民美德是維護自由的一個條件。例如，羅爾斯就把公民擁有一種有效的正義感與認可一種支持和促進正義制度的義務看作是維護自由的一個必要條件。羅爾斯對這些學說的肯定足以表明，他并不贊同任何關于保持自由之自以為是的“看不見的手”的學說。

　　然而，共和主義者或許會反駁說，他們所指的公民美德不能被簡化為一種正義感或正義的義務。羅爾斯著力強調公民對諸如自由與正義這些抽象原則的熱愛與信仰，而共和主義者卻認為公民的忠誠和身份認同必須直接指向某些具體的政治共同體。這種對工具性共和主義的精致化在泰勒的討論中清晰可辨。在泰勒看來，公民美德本質上就是“愛國主義”，因此，它是“以在一項特殊的共同事業中對他人的認同為基礎的”。根據泰勒的看法，愛國主義是指“我沒有致力于捍衛隨便哪一個人的自由，而是感受到在我們的共同事業中對我的同胞的血肉相連的情感。”

　　存在著對“美國生活方式”的廣泛的認同，即對共同身份和歷史的共享感，它是由對某些特定理想的信奉來定義的，這些理想在《獨立宣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以及類似的文件中得到了著名的表達，而這些文件的重要性又來自于它們與這種共同歷史上的某些關鍵性轉折聯系在一起。[54]

　　按照這種觀點，一個美國的愛國主義者將因為與其公民同胞一起參加了一項共同的事業——提出并捍衛自由、平等這類“美國人的”理想——而感受到團結的紐帶。根據對愛國主義的這種理解，很難看出在共和主義者和羅爾斯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之間有任何嚴重的分歧：大家在主要的觀點上是一致的，即如果一個自由社會要維持的話，必須“投身于特定的理想”，如自由和平等的理想。

　　在這一點上，我認為自由主義者堅守他們的立場而不是試圖采納共和主義的觀點是明智的。其部分原因在于我懷疑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是否真的如反對意見所認為的那樣毫無可行性。在此，人們只要考慮一下泰勒提到的美國的例子，或者加拿大人對他們新的《權利和自由憲章》(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的強烈信念，或者如喬爾·范伯格(Joel Feinberg)所指出的，人們在閱讀一些偉大的自由主義文本——如密爾的《論自由》——時所受到的鼓舞。[55]既然這些例子表明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是可行的，那么，認為非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是維護一個自由社會必不可少的觀點就是錯誤的。

　　援引這些孤立的事例來反駁非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似乎是不公平的，因為提出一些例子來反駁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也是可能的。但是，一個總的觀點是這些例子都打算闡明的：因為他們效忠的對象是根據自由來定義的，所以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者對壓制自由的反應是義憤，對進一步捍衛自由之機會的反應是熱忱。只要各種集體行動的問題能夠得到克服，那么這些反應就會引導他們按照有助于建立和維持一個自由社會的方式(例如，投票、游行示威等)去采取行動。相反，對非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而言，把公民的動機和維護一個自由社會聯系起來的因果機制仍然是不清晰的，因為公民忠誠的對象與共和主義者宣稱的愛國主義要實現的目標(維持一個自由社會)是不同的。壓制自由和增進自由的機會本身不會激勵非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者，因此，這些情形不會喚起他們與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者同樣的義憤和熱忱。

　　現在我想探討一下對契約論自由主義的共和主義批評的最后一種重構。對于我對非自由主義的愛國主義的處理，工具性共和主義者可能會有如下的反應。不可否認，非自由主義式的愛國主義對維持自由來說不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在這方面起到相反的作用。但實情依然是，在一些社會(也許并不是所有的社會)中，相當比例的公民事實上強烈地認同這樣一些目標，例如維護文化和語言、捍衛傳統和習慣等等。在這些社會中，國家盡其所能地保護和促進這些可疑的文化和傳統是非常關鍵的，倘若它不這樣做，并且存在著對文化和傳統的侵蝕，那么就很可能導致針對國家的對抗性反應，而這將危及它所支持的自由制度。

　　對共和主義反駁的這種陳述把我引向第二個問題，在泰勒關于共和主義的討論中它可能導致共和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間的分歧——即中立性問題。在接近文章的結尾，泰勒論證說認真對待共和主義對自由社會之生機的條件分析，在某些社會的背景中，將迫使自由主義者放棄國家在關于良善生活的問題上必須保持中立的學說。[56]假如共和主義的分析是正確的，那么國家不可能在愛國者和非愛國者或重視政治參與的人群和不重視政治參與的人群之間保持中立。同時，國家也不可能在維持和促進作為公民愛國忠誠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的具體歷史制度、文化和傳統中保持中立。根據泰勒的看法，在這些方面堅持中立性的自由主義制度是自毀長城。

　　盡管這一段文章不無含糊之處，但他似乎在發出這樣的警告，如果不采取這種文化-語言政策，自由民主將可能崩潰。他繼續指出，對于在一個像魁北克這樣的社會里維持自由所做的反思將引導我們對自由主義的契約論模式提出嚴厲的質疑。契約論自由主義的失敗，是因為它既想保持中立性的信條，又想保證自己的生存。在一個像魁北克這樣的社會里，這些目標是背道而馳的：保證自由主義制度生存的唯一途徑就是放棄中立性。[58]

　　自由主義者應該如何回應工具性共和主義的這種批評呢?我認為對泰勒的觀點可以做如下兩點回應。首先，那些肯定中立性信條的自由主義者(如羅爾斯)并沒有普遍地按照泰勒的批評所揭示的方式來理解這一信條。其次，即使把這種被誤解的中立性概念放在一邊，泰勒的例子最多只能表明自由主義者在這個案例中放棄中立性的主張;它并沒有證明中立性不是正義的一個要求(這在本質上就是羅爾斯這樣的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讓我對這些觀點試著做進一步的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