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異國形象屬于對一種文化或一個社會的想象，當我們研究具體作品時，需要多掌握作家創作的那個年代整個社會對異國的看法，也就是勾勒出“社會集體想象物”。中日兩國一直處于微妙的關系之中，雖然時過境遷，但是國人對日本侵華的指責聲仍不絕于耳。

　　一、 角色分析

　　導演陸川的鏡頭下，角川正雄(以下簡稱“角川”)的形象近乎“完美”：因為誤殺了藏在教堂的柜子里的中國人深感愧疚;潔身自好，對慰安婦百合子的感情真摯純凈;槍殺姜淑云，是為了使她免遭凌辱;影片結尾，放走兩個中國士兵，以自殺完成靈魂的救贖……

　　我國傳統的抗日電影中，日本“鬼子”總是以兇殘成性、愚蠢貪婪的“套話”形象出現在電影，例如早期抗日電影《地道戰》、《地雷戰》。這種“妖魔化”“臉譜化”的日本兵形象深入人心，但免不了過分夸張或歪曲日本士兵形象。

　　然而，《南京》突破了傳統的日本士兵形象，塑造了一個人性未泯的日本士兵，與傳統的抗日電影反差巨大。但實際上，日本士兵的骨子里“流淌著中國人的血”，這是導演在較少的歷史可考資料加入大量想象和內心體驗塑造而成的“陸川化”日本士兵。這樣的形象塑造侮辱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本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自殺的士兵數不勝數，但基本都是因為失敗而自殺，很少人會因為良心譴責而自殺，角川的做法太不“武士道”了。

　　角川在本質上和歷史上是虛假的，并不能表明幾百萬的侵華日軍中不存在這樣的個例，而是說這樣的個例不能作為日軍的縮影出現在歷史題材的電影中。這只會讓人們在觀看電影后對真相感到疑惑或者產生誤讀，而不是更接近歷史本質

　　二、 他者形象

　　“他者”和“自我”是一對相對的概念。一方面，通過選擇和確立他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地確定和認識自我，另一方面，其中隱含的自我中心主義有著嚴重的缺陷或弊端。狄澤林克曾說：“每一種他者形象形成的同時伴隨著自我形象的形成。” 任何的藝術創造都難以擺脫本國文化主義中心的立場。作為“他者”的日本士兵形象塑造的偏好可以體現本民族對于某種價值觀念或情感的崇尚。

　　三、 中國與日本

　　錢鐘書曾經討論過文學與生活的關系問題，“認為可以分為三類：文學復制、或逃避、或批評生活。”3我認為，《南京》屬于第二類。導演陸川為了逃避中國社會對于南京大屠殺這一惡性事件看法，在主體情節中減少了很多對日軍惡行的描寫。雖然影片中也有處決戰俘的情景，但這種屠殺更像是中國軍人頑強抵抗的必然結果;至于慘烈至極的殺人比賽“百人斬”更是只字不提;沒有全景式的重現大屠殺的始末，而是將南京大屠殺中的被害者數字化。

　　我們可以從導演的角度進行電影外部研究分析。

　　首先，陸川曾有在軍校學習四年的經歷，對于戰爭有很多獨立的看法，由憎恨變成了反戰。再次，陸川認為“雙方不管誰先發動戰爭，應該站在平等的角度來看，不平等就阻礙了理解人性”。最后，陸川急于突破傳統抗日題材的樊籠，想通過電影向世界展示中國對這場戰爭態度的轉變：我們不再從受害者的角度批評控訴侵略者，而是能從歷史的傷痛中康復，體驗人性與戰爭之間的沖突。

　　這樣的作品對于集體想象的反作用表現得最強烈。電影本身不僅折射出導演創作時的情感、想象和心理因素，更為重要的是，折射出當下中國文化處于國際弱勢時，中國電影做出的選擇。所以，下面將闡述影響《南京》構建人物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以及它折射出的思想傾向。

　　四、 中國與美國

　　“第三世界總是被描寫成傳統的、農業的、附屬的，與此相對應的是現代的、工業化的和處于支配地位的西方。而這種描寫背后隱藏的是文明與野蠻、成熟和幼稚的尖銳對立。”由此觀之，我們可以從“自我”和“他者”之間發現隱藏著的等級關系。

　　英雄主義，是指人所具有的不愿平庸無聞地生活和工作，喜愛做出驚世之舉的一種精神風貌和意志品質。英雄主義是很多西方社會的精神文化特征。美國主流文化當中最具有感染力的題材，莫過于把一個卑微的小人物，通過一系列的故事，最終變成一個偉大的平民英雄，這是很多經典電影的共同路數。例如《阿甘正傳》、《肖申克的救贖》等。

　　雖然《南京》中沒有塑造出一個真正的他者——“美國士兵”，但電影在塑造主要人物時不可置否地加入了美國英雄主義元素，并對這一價值觀進行大量描寫和肯定。除了最著重筆墨描寫的角川正雄——一個“會講英語”、“在教會學校教過書”、受過西方文明熏陶的日本兵，還有很多類似的橋段：陸劍雄用自己的身體擋住日本大規模屠殺的子彈，保護了小豆子;妓女小江為了保護難民營主動站出來當慰安婦;姜淑云不顧自身危險救同胞。

　　在國內，人們對《南京》褒貶不一，但其在國外市場卻飽受好評，一舉奪得包括第57屆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貝殼獎在內的十幾項大獎。不僅《南京》因“英雄主義”受益，還有一些華語電影也是如此。例如《十月圍城》、《金陵十三釵》中都塑造了大量的平民英雄形象。

　　當下，西方掌握著文化霸權。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文化的國際化和市場化也成為了當下緊迫的課題。中國導演為了獲得西方主流媒體認同，提高中國電影的國際地位，必須使影片表達的價值觀得到全球電影觀眾的認同。另一方面，美國在國家實力對比中的霸權地位不利于國家形象的塑造，所以美國社會宣揚人道主義和和平主義反戰觀念，《南京》的人物塑造聰明討巧地選擇了這種現代美國人最愿意接受的對戰爭的解釋。

　　然而，當我們以別人的價值標準來處理自己的民族情感時，只能說明我們強烈的渴望別人的認可，導致民族盲目寬容，踐踏了歷史的真相。一個日本士兵的自責和人性的體現是不能與中國人所遭受的苦難分庭抗禮的，也不可能替代整個侵華日軍對中華民族的傷害。

　　五、 結語

　　總而言之，中國人對戰爭的傷痛記憶揮之不去，傳統的抗日電影對日本的異域形象的妖魔化是對他者形象的誤讀。但是《南京》對異國形象“西方式的美化”也是脫離歷史事實的。無論如何，拋棄偏見，貼近歷史真相，正視他者形象應該是傳媒話語在未來應該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