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關于都市新移民的研究中，市民化與本土化兩個視角都比較強調現有的制度與文化對移民群體的同化以及相互間的融合，也帶有比較強的政治色彩。
關鍵詞：移民化,反移民化結構,—制度分析
目前，關于都市新移民的研究當中，有兩個新的視角，一個是從“市民化”的角度關注進城農民工與征地農民的權利獲得(陳映芳，2003;文軍等，2004;林拓，2004);另一個是從“本土化”的角度關注臺商在大陸的狀況(耿曙，2002、2003;黃凱政，2004;林家煌，2004)。其中，前者更多的是從公民權的角度出發，探討進城農民工與征地農民所應該享有的權利;后者則更多的是在海峽兩岸政治結構的框架下面，探討臺商的本土化是否會導致中國臺灣地區產業的空心化，以及兩岸的經貿聯系最終是否會影響到政治格局的變動。嚴格來講，這兩個概念都帶有很強的政治關懷。在本文的研究當中，將利用更具有社會學味道、更加中性化的“移民化”的概念來對上述兩種視角進行整合，并對他們所研究的進城農民工與大陸臺商兩個群體進行比較研究。
從“移民化”的角度來看，上述兩個研究視角都比較強調當地現有的制度與文化對移民群體的同化以及相互之間的融合。其中關于市民化的討論比較傾向于從城市市民現有的權利與生活方式出發，討論農民工與城市市民的距離，并由此出發來討論農民工的未來發展問題;而關于本土化的討論則比較傾向于關注臺商企業在當地的經營狀況、臺商與當地人的社會交往狀況、以及他們對當地社會的認同狀況。本文，在關于上海及其周邊地區農民工和大陸臺商的研究中發現，隨著移民進入都市時間的增長，隨著移民群體規模的擴大，我們看到的不是“移民化”的程度越來越強，而是越來越弱，表現出“反移民化”的傾向。
對于這種現象，上述兩個方面的研究都沒有進行充分的關注。本文的研究將從對此現象的考察出發，從“結構-制度分析”著手深入討論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以及外來人口“移民化”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并在此基礎上對“移民化”的概念作進一步的探討。
農民工與臺商的“反移民化”傾向
在上海都市新移民的調查當中，我們發現了這樣一種現象：早期進入上海的移民，包括農民工和臺商，往往都要經歷一個非常痛苦而漫長的逐步適應地社會生活的過程。他們往往不但要努力學會當地的方言，而且要盡量要求自己按照當地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來看問題，努力在當地人的夾縫中尋找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在日常的生活當中，他們也會盡量爭取與當地人進行更多的交流。但是對于后期進入上海的移民來講，由于早期的移民已經為他們在這個城市中爭取到了一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他們已經不再需要在當地人的夾縫中謀求生存：他們努力爭取盡快融入當地社會的動力大大下降，他們不但不會去學當地的方言，甚至在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方面，也更愿意固守自己傳統的東西;在社會交往方面，這些后期移民也表現出日趨封閉的傾向。
從同化與融合的角度來理解，本文的“反移民化”傾向實際上包含了兩重含義：一是指“移民化”的結果，即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移民化”過程，新移民變得不是越來越像當地人，或者與當地人的關系越來越緊密，而是變得越來越不像當地人，與當地人的關系越來越疏遠。二是指“移民化”的過程，即在“移民化”的過程中呈現出的不是一種同化與融合的趨勢，而是一種分化與隔離的傾向。具體來講，這種“反移民化”的傾向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新移民變得越來越不像當地人。這一點，對于農民工來講，可能更多的可以從收入差距上出來。在過去的這些年中，雖然農民工的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農民工的權益(包括社會保障與子女入學等)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總體來講，農民工與城市市民的收入差距卻在不斷擴大。雖然對于生活方式與觀念方面的改變，還沒有很好的指標來測量;但是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對于處于低收入水平的農民工群體來講，生活方式的改變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近距離與處于高收入水平群體的接觸對觀念的影響，有時候產生的可能不是一種認同，而是一種仇視。對于大陸臺商來講，問題的表現可能正好相反，雖然近幾年，臺商與上海當地人之間在收入差距上日漸縮小，但是他們在生活方式上的差異卻在擴大。隨著越來越多的臺灣地區的服務業入住上海，臺商適應上海、融入上海的動力開始下降。
其次，新移民的行為方式日益非正式化。對于早期移民來講，當他們遇到問題的時候，往往要求助于當地的公共機構或者政府部門。但是對于后期的移民來講，由于他們的先輩們已經開創出了一套穿透正式體制與制度的行為方式與非正式渠道，他們可以按照同樣的方式或渠道很快地解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于通過正式的方式或渠道來解決問題逐漸失去了興趣，至少已經沒有太大的動力去爭取。
第三，新移民的社會支持網絡日益封閉。對于早期的移民來講，他們為了在城市中立穩腳跟，不得不與當地人打交道，并在與當地人的交往當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網絡;雖然這種網絡很脆弱，或者讓人很不舒服。但是隨著移民群體的不斷壯大，移民之間的社會支持體系變得越來越龐大，新移民的社會支持網絡往往呈現出一個日益封閉的傾向。
對于上述現象，本文的經驗調查主要來自于對不同移民個案的深入訪談，在訪談中，我們重點關注的是早期移民與近期移民生活狀況的差異，以及早期移民在“移民化”過程中生活狀況的變化。③
對“反移民化”傾向的“結構——制度”分析
在“移民化”的過程中，為什么沒有出現逐步“同化”與不斷“融合”呢?在調查中發現，與早期移民相比，近期移民進入當地社會時面臨的障礙越來越少了，已經沒有早期移民那種處處碰壁的感覺;與早期移民相比，近期移民對于當地的那種陌生感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觀，他們已經在當地生活得比較舒服了。對于那些老移民來講，近期與早期的這種差異更是明顯。這樣是不是就可以說明這些移民已經逐步被當地所同化，或者與當地逐步實現融合了呢?進一步調查發現，事情遠遠不是如此簡單。
以往的制度與文化體系變得日益開放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還在于以往的制度與文化體系之外的新的社會空間的快速成長。在調查中發現，近期移民之所以覺得進入當地社會的障礙越來越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這些移民中間，已經形成了一套解決各種問題的社會網絡和社會支持體系，他們基本上不再需要去哪怕已經開放的制度和文化體系當中尋找支持了。在移民比較集中的區域，移民文化甚至逐漸成為當地的主流文化，而當地人則逐漸成了當地的少數民族。比如，被臺商稱為“小臺北”的昆山，按照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柏蘭芝教授的觀點，已經形成了臺商與當地政府之間的“跨界治理”。[1]也正是由于這方面的原因，才使得移民化過程表現出來的不是當地人對外來人口的同化和相互之間的融合，而是相互之間的分化與隔離。
為什么“移民化”的過程會呈現出這樣一個局面呢?這很大程度上與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城市移民政策的變動路徑相關。建國之后，城市的移民政策曾經經歷過一個由開放到封閉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對外，我們經歷了一個把帝國主義的在華企業和僑民逐步排擠出去的過程，這個過程，目前在國際學術界已經形成了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稱為“被監押的帝國主義”。(謝艾倫，1996/2004)對內，我們也經歷了一個城鄉二元結構逐漸形成，并逐步封閉的過程，這一點，在關于中國戶籍制度的研究中也有了很詳細的討論(陸益龍，2003)。但是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這種從開放到封閉的過程都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建構實現的，也就是說，我們經歷的是一個“制度變遷先于結構變遷，制度建構結構”的過程。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在城市移民問題上實際經歷了與建國初期正好相反的過程，也就是說，無論對內還是對外，我們都又經歷了一個從封閉逐步走向開放的過程。但是由于我們的改革開放走的是一個“自下而上”的“漸進式”道路，所以與建國初期不同的是，這一次我們經歷的是一個“結構變遷先于制度變遷，結構型塑制度”的過程。
在這樣的社會變遷邏輯下，當移民進入城市，面對一個封閉的城市體系尋求生存和發展空間的時候，他們發現，在原有的社會體系之外，重塑一套新的社會結構要比改變原來的社會制度和文化體系要容易得多。在這種情況下，早期移民在不斷從原有的社會體系與制度縫隙中尋求資源的同時，開始把越來越多的精力和資源用于在體制外建立新的結構與空間，當這種新的社會結構和空間逐漸形成的時候，不但老的移民會逐步把自己的社會生活和社會支持體系建立在這些新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空間之上，而且會成為新移民們創業的樂園;老的移民會逐漸失去向舊體制進行挑戰的激情和動力，而新移民可能連這方面的欲望也沒有了。于是在“移民化”的過程中，就出現了本文開頭所說的“反移民化”的傾向。
當然，對于本文所研究的農民工與臺商來講，這樣一個社會變遷的邏輯，在具體運行過程中的表現是不一樣的。
對農民工來講，這種“結構變遷先于制度變遷，結構型塑制度”的過程，更多可能是一種被動和無奈的過程。因為他們是都市化過程中的弱勢群體，他們從最初的“在夾縫中生存”，逐步淪為城市社會的最低層。從80年代開始的大規模進城以來，已經有1億多人口以這種身份生活在城市當中，他們中的很多人雖然已經在城市中生活了十幾年的時間，但是在我們的話語體系當中，他們仍然是農民工。他們在城市中存在的合理性還僅僅在于我們城市的建設離不開他們，我們城市中的一些臟亂差、危險的工作和服務離不開他們。直到最近，才逐漸有一些學者開始從公民權的角度來討論這方面的問題;城市才開始在法律法規上要求企業為農民工提供“三金”，為民工子女提供同樣的教育;全國總工會也開始考慮農民工進入工會的問題。
對臺商來講，雖然他們不是都市化中的弱勢群體，但是他們對于正式制度的態度與農民工有些相似。臺商往往面臨兩個方面的制約：一個方面來自臺灣當局，他們的很多限制使得大陸方面為臺商提供的一些方便措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來自實際的執行部門，雖然大陸方面對臺商制定了非常優惠和寬松的政策，但由于兩岸關系的敏感性，使得實際的工作部門在處理涉及臺灣事務的時候都非常的謹慎，在這種情況下，一道道無形的障礙就被設定在臺商與我們的城市當中，使得臺商們不得不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臺商的圈子當中。
在調查中，有很多準備在大陸長期發展的臺商，看好上海未來的發展前景，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能夠在上海發展，因此他們計劃讓自己的孩子更早地進入當地學校接受教育。但是事情的結果常常不如所愿，大陸的教育體系和教育壓力往往讓這些臺灣孩子難以適應，最終的結果往往還是逐步從當地的學校中退出來，或者回臺灣，或者進入上海的國際學校就讀。
隨著越來越多的臺灣人進入上海，他們逐漸在上海形成了自己的移民群體，并在古北路、仙霞路等地區逐漸形成了臺灣人比較集中的社區。新來的臺灣人，一旦進入這個環境，就如同回到了臺北。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他們與早期移民相比，已經感到方便了很多，并且在進入上海之后，也不再有那種很強烈的陌生感;但這一點并不意味著他們已經與當地居民形成了比較密切的互動關系，也并不意味著他們與當地人的融合又進了一層。
對早期的移民來講，他們在大陸創業、投資，要想成功，就必須依靠當地人的力量，通過學習上海話、交上海朋友種種途徑來使自己變得更加像一個上海人。但是對新來的移民來講，由于有了早期移民的基本信息和基本的支持，僅僅在這個社區的內部就能夠把自己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差不多了，因此，也就失去了與當地社會進一步融合的動力。
這樣一種“結構變遷先于制度變遷，結構型塑制度”的社會變遷模式，不但使得我們的“移民化”過程表現出“反移民化”的傾向，而且會使得我們的“移民化”過程表現出明顯的“路徑依賴”的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現社會變遷中的“鎖閉”效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在他的經典著作《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中，曾經專門論述了制度變遷過程中“路徑依賴”問題。在諾思那里，正式制度的變遷由于受到更為穩定的非正式制度的制約而表現出“路徑依賴”的特征。[2]在中國“自下而上”的“漸進式”制度變遷過程中，早期階段，“路徑依賴”更多的表現是正式制度對非正式制度的制約作用，但是到了后期，日益成熟和完善的非正式制度體系會逐漸把我們的制度變遷過程鎖定在這樣一種自發形成的結構當中，從而出現諾思所講的“鎖閉”效應。
目前，在農民工與大陸臺商這兩個移民群體當中，“鎖閉”效應已經初見端倪。龐大的農民工移民群體以及“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使得我們的城市在做出任何讓步的時候都表現得謹小慎微，因為城市的管理者不知道一個小小的制度修正的背后，到底會涉及多少人命運的改變;因為不清楚，一個小小的制度修正的背后，到底會帶來多少相關政策的連鎖反應。反過來，那些長期生活在城市中的農民工也早已從那種一步登天的幻想中解脫出來，對于城市給予他們的積極反應已經有些麻木了。對他們來講，變為一個實實在在的城市人已經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與其寄希望于城市人偶爾施舍，還不如把精力更多地置于移民群體中，經營自己的社會支持網絡。
對臺商來講，這種“鎖閉”效應的一個比較明顯的表現是我們開始以一種“服務”的姿態討論“兩新”組織的黨建問題，其中包括臺灣人集中居住的社區和臺商的企業。對于這些在一定程度上由“非弱勢群體”移民形成的社會結構，已經不是他們要求與當地社會進行同化和融合的問題，而是我們的正式組織和結構開始想辦法如何進入他們當中。
這種“鎖閉”效應可以說是目前關于移民問題進行新的制度建構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當這些外來人口已經在我們的城市結構當中逐步穩定下來、并逐漸形成自己比較獨立的社會結構與制度體系的時候，且這樣一種社會結構和制度體系已經以“習慣”的方式穩定地存在于移民群體的日常生活當中的時候，當地的社會結構與制度體系可能應該考慮的已經不是如何從自身的標準出發來改造他們，而是要進行自我調整，逐步把這些結構與制度納入新的社會結構與制度體系當中。
“移民化”與新的移民模式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我們的城市在重新由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中經歷的是一個“結構變遷先于制度變遷，結構型塑制度”的路徑，因此，在農民工和臺商這兩個外來群體“移民化”的過程中，表現出的就不是一種與當地社會逐步同化與融合的過程，而是一個逐漸實現與當地社會“群體性共存”的過程。本文在開始部分所描述的這種“反移民化”的傾向實際上是一種新的“移民化”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面，“移民化”實際上是新的移民不斷地爭取與當地社會享有平等的“群體性共存”權利的過程。
當然，這樣一種“群體性共存”關系，在目前的情況下還不僅僅表現為一種文化上多元共存的關系，還帶有很強的社會分層的蘊涵。也就是說，新形成的移民群體與當地的社會結構之間，包括不同的新移民群體之間，已經逐漸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階層分化的傾向。這種等級分化結構的出現，一方面表明了當地社會與移民群體之間，以及不同的移民群體之間的一種再結構化的過程;另一方面也直接體現了這些移民群體“移民化”程度的加強。
注釋：
① 本文的初稿曾經于美國紐約州奧爾巴尼中國城市研究網2004年12月12-14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的“中國城市：城市研究的新一代”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周雪光教授對本文發表了主題評論，另外，本文的研究得到了美國紐約州奧爾巴尼中國城市研究網的資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謝。本文仍然存在的所有問題及相關的責任將由作者本人承擔。
?、?本文中的“臺商”，指中國臺灣地區在大陸經商(包括投資建廠和從事貿易)的人士。
?、?在上述的比較研究中，我們需要控制的一個變量是早期移民與近期移民的一個差異，即早期移民已經經歷了一個自然選擇的過程。也就是說，對于我們訪談的早期移民來講，經過了一個自然選擇的過程，沉淀下來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移民的特征;但是對于近期移民來講，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在經歷了自然選擇的過程之后可能最終會選擇離開。應該說本文在調查對象的選擇中，并沒有對這個變量進行很好的控制，但是考慮到本文所考察的問題與這個變量發揮的作用正好相反，也就是說，如果這個變量發揮作用，在本文的調查當中應該發現的是與本文論述的正好相反的邏輯，所以，不控制這個變量對本文的結論并沒有太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