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政府機構和領導干部紛紛開微博的背后，其實表現出來的是我國網絡問政水平的與日俱進。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范以錦說，“像公安系統這樣的敏感部門都紛紛開微博回應網民問政，這本身就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如果說兩年前中國的網絡問政還處于一個起步和發展階段，那么近年來由于微博的到來和發展，現在的問政，從廣度和形式上都已經有了相當明顯的推進。”

　　1.微博問政常態化發展缺乏體制規范

　　微博問政本身是一種新鮮事物，雖然在全國范圍內呈現出蓬勃發展之勢，但是與國外微博問政的經驗相比，我國微博問政仍缺乏科學規劃，目前還處于一個初級階段。盡管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領導干部參與到微博互動中，但是總體來說，微博還不能夠稱為是參政議政的渠道，目前它還只是一種 溝通傳播對話的機制。

　　在微博問政發展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僅僅制定了一條關于微博問政的體制規范，這對促使微博問政常態化發展來說是遠遠不夠的，甚至可以說是一種體制規范的缺失。沒有體制規范的保障，微博問政還能走多遠。

　　2.微博自身局限性導致領導干部問政不暢

　　2.1 微博問政的消息來源不全面

　　雖然微博在近兩年發展迅速，其增長速度創下了中國互聯網應用發展之最。但是，真正在社會中使用微博的人還是一小部分，社會上需要反映意見的群眾可能根本沒有機會使用微博。在中國，微博的用戶總數達到了2 億，占到網民總數的一半，但是，仍有8.62億不能入網的中國百姓被隔絕在這個“數字鴻溝”之外。就目前而言，政府微博作用的發揮，還在小范圍之內。微博所能承載的，還只是少部分的民意。

　　2.2 微博問政的消息容易有虛假

　　一個硬幣有兩面。微博的多種屬性既決定了它有強大的傳播力量，又決定了它可能導致謠言與假消息的泛濫。在今年的4月21日，有微博稱，浙江省文化廳為“反三俗”確定了37首違禁歌曲，其中包括蘇芮的《牽手》、任賢齊的《小雪》等，這引起網友們的廣泛熱議。為此，浙江省文化廳在微博上發出鄭重聲明：從沒有發過任何有關“37首違禁歌曲”的文件，也沒有向所監管的歌廳、KTV，發過類似這樣的文件。

　　2.3 領導干部對微博問政的重要性認識不夠

　　2.3.1 黨政微博數量處于少數狀態且分布不均

　　2011年4月22日復旦大學“輿情與傳播研究實驗室”發布了我國第一份《中國政務微博研究報告》。統計顯示，目前我國已有2400余個政務微博，其中政務機構微博1708個，政府官員微博720個。

　　截止2011年3月20日，在各省級行政區域中，江蘇省開通機構微博的數量最多，達279個。此外，開通數量超100個的還有福建、廣東、浙江、四川、江西等五省。這些均為南方省份，其中江蘇省和浙江省屬于領先地位。

　　據統計，省部級官員注冊微博有19個，廳局級官員注冊微博有105個，縣處級官員注冊微博有238個，縣處級以下官員注冊微博有333個。目前新浪微博推薦的政府官員中，江蘇和浙江分別有 59 人和 50 人，在全國中位列前茅。

　　從以上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目前全國政府機關及官員開微博的數量還處于少數狀態，并且存在著分布不均的狀況，就我省情況而言，目前只有省公安系統、哈爾濱市旅游局開通了微博，并向廣大群眾定時發布政府信息。這其實說明了大部分的領導干部還沒有認識到微博這種新媒體的重要性，存在著對微博不認識、不會用的問題。

　　公共管理專家，中央臺特約評論員丁兆林表示，面對人類科技的發展，政府機構和官員選擇微博是一種必然趨勢。 “微博說明了個人與大眾的交流跨上了一個全新的平臺，如果我們的政府部門不用這樣的工具或手段的話，在一定程度上會落后。”

　　2.3.2 “僵尸微博”“空殼微博”問題凸顯

　　盡管一些政府機構和官員開了微博，但是只發一些不痛不癢的帖子，發過幾條以后，就干脆選擇沉默，它們既不回應網友反映的問題，也沒有原創內容，有的把一條新聞拆成5段;有的把規章制度一條一條往上貼，甚至有人僅在開博時發過一條微博，之后就再無更新。微博變成了“僵尸微博” 和“空殼微博”這說明了，某一些政府部門和領導干部開微博其實是被動的和無奈的，他們沒有深刻的認識到微博問政的重要性。

　　2.3.3 西方媒體對我國微博問政的“圍觀”

　　微博問政不僅僅是國內的熱門話題，它也一直是西方媒體的關注所在。西方媒體把微博作為從中國挖掘新聞的一條渠道，《紐約時報》稱：“微博，這是一個觀察中國正在發生什么的實時監測系統”。而在今年年初發生的突尼斯和埃及的動蕩事件更讓西方媒體看到了微博力量的強大，一些西方媒體開始努力地把中國的微博與中東動蕩聯系在一起，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報道說，越是像中國這樣的轉型國家，其國民對網絡言論宣泄的需求就越火，我們期待“圍觀改變中國”。

　　西方媒體對我國微博的圍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個是西方媒體借助國外微博twitter為代表的一些新型網絡媒體，廣泛傳播許多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甚至大肆渲染我國發生的一些由微博引起的謠言事件。

　　我們來看幾個例子：這是英國《每日郵電報》6月17日的報道：近日，中國廣東省警察打死街頭小販并對其懷孕的妻子動粗;而對于前一段時間國內熱議的膨大劑問題，美國《華爾街日報》是這樣報道的：“在中國有大量的西瓜紛紛爆炸，把本來安靜的農田變成了危險的雷區。”。

　　其次，西方媒體還一直對我國微博上的“政治事件”十分關注，法國的《諾曼底新聞》于6月17日對我國官方部門開微博進行了報道，報道認為，“中國盡管有一些官方部門開設微博，但只是作為一種公布信息的平臺，習慣于自己單方面的說，而不適應與民眾的互動和反饋，這并不是一種真正網絡民主自由的表現。”

　　通過對以上兩個方面的分析，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微博和微博問政，微博它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新媒體，同時，它也是西方媒體讓我國形象受到詬病的工具之一;而我們所提倡的微博問政更是成為了西方媒體批判我國網絡民主自由的“焦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