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禮義與禮儀的矛盾運動我們可以看到，禮起源于原始社會，并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它的發展是從簡單到復雜的過程，是從古人拜神祈福的簡單的祭祀禮儀發展成為復雜的、龐大的思想的上層建筑。禮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哲學、宗教、藝術、軍事和大部分社會科學，它的性質與作用取決于它所代表的經濟基礎及其禮義和禮儀的符合程度。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作為一種原生道路的文化，一種從古老的禮俗發源而來的文化，它不但有光輝的過去，而且將在偉大的民族復興過程綻放出更加燦爛的光彩。本文選自:《道德與文明》，《道德與文明》是由中國倫理學會與天津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倫理學專業理論期刊，創刊于1982年，是國內最早的倫理學專業期刊。國內外公開發行，國際開型，每期160頁，雙月刊，逢雙月10日出版。

　　關鍵詞：禮儀,習俗,道德與文明

　　禮是中國文明的核心要素，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禮”文化成為中國文明的標志。“禮”既指關于禮的各種理論，也指各種具體的儀式，前者為禮義，后者為禮儀，只有兩者互相結合，并施行于社會，才能帶來一個文質彬彬的世界。而兩者的辯證關系，則需要進行具體的考查。

　　一、禮的含義和類型

　　(一)、禮的含義

　　對于任何民族來說，都曾經經過的原始階段的文化，在這一階段，“禮”作為“禮俗”存在于人們的生活中。而隨著文明的發展，一般性的禮俗理論化，經過偉大的思想家的提煉與總結，便會形成關于“禮”的理論，使“禮”不但停留在原始的禮俗階段，而且成為普遍的政治社會規則。因此，中國的禮不但是禮俗，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與政治、法律、倫理道德、宗教、哲學等結合在一起。到了西周，隨著周公的制禮作樂，禮的發展已達到非常高的程度。

　　對于禮的含義，古今、中外有不同的論述。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①禮是古人拜神祈福的一種原始宗教儀式。《說文解字》說：“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②禮是人類區別于禽獸的標志。《禮記·曲禮上》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做，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

　　③ 禮是古代社會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范。《左傳》說：“禮，國之干也”，“禮，政之輿也”，“禮者，理也”。《論語·八佾》也說：“人而不仁，如禮何? ”

　　④禮是個人的行為準則和社會活動的規則體系。要求社會每個成員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論語·顏淵》。

　　⑤禮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征。《禮記·曲禮上》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立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⑥禮是宗教、法律、風俗、禮儀的統一體。如法國啟蒙學者孟德斯鳩在他的《論法的精神》中說“他們(指中國的統治階層)把宗教、法律、風俗、禮儀都混在一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道德。所有這東西都是品德。這四者的箴規，就是所謂禮教”。

　　根據以上禮的論述和馬克思主義哲學關于社會意識的理論，筆者認為，所謂禮就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思想的上層建筑，包括政治、法律、經濟、教育、哲學、道德、軍事、宗教和大部分社會科學。

　　(二)、禮的類型及其特征

　　具體來說，中國古代的禮，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禮記·禮運》中孔子所述的“大同”之世，截止至堯舜;第二階段是《禮記·禮運》中孔子所說的“小康”之世，從禹開始，經周公制作禮樂，至孔子時代禮樂崩壞;第三階段是孔子之后，尤其是漢武帝之后，由孔子刪削包括《禮經》在內的六經，漢武帝獨尊儒術，帶來了禮的新運用時代。這三個階段，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史觀的有關理論，中國古代的禮可以分為原始社會的禮、奴隸社會的禮與封建社會的禮。

　　一是原始社會的禮，即三皇五帝時期的禮，它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之上的禮，也就是所謂“大同社會”的禮。所謂“大同社會”，就是《禮記·禮運》所說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誠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舊。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時期的禮主要具有質樸性與公平性的特征，不具有階級性。這也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的禮。

　　二是奴隸社會的禮，即三王時期的禮，這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封建領主所有制的經濟基礎之上的禮，也就是所謂“小康社會”的禮。所謂“小康社會”，就是《禮記·禮運》所說：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眭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讓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由于階級的產生，這時期禮的特征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嚴格的政治等級制度。

　　三是封建社會的禮，即君主專制時期的禮，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地主所有制的經濟基礎之上的禮。也就是以“臣以君為綱，子以父為綱，婦以夫為綱”與“禮、義、仁、智、信”或“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為主要內容的禮。這時期的禮具有皇權至上和倫理道德的特征。

　　二、禮義與禮儀的辯證關系

　　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是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體。只有內容而無形式，或只有形式而無內容的事物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禮也不例外，它有禮義與禮儀兩個方面，是禮義和禮儀的統一體。所謂禮義，就是禮的內容或禮是精神;所謂禮儀，就是禮的形式或禮的外在表現。禮義與禮儀的關系是辯證的，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

　　(一)、禮義對禮儀有決定作用。主要體現在：①禮義的性質決定禮儀的性質。有什么樣的禮義，就有什么樣的禮儀。如在五帝時期即原始社會，這時期的禮是建立在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其內容主要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反映人的社會關系亦很簡單，也沒有階級關系方面的內容，具有簡易性和樸素性的特征。因而其禮儀具質樸性或原始性。 例如祭禮中的祭天之禮，祭品是血腥之食和“玄酒”，場所、祭器也只是“掃地而祭”，“大路越席”，“器用陶匏”。再如喪禮，為父母斬衰之喪，要“倚廬，不塗，寢苫枕由。”所以《禮記·禮運》講：“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而在三王時期即奴隸社會，這時期禮是建立在封建領主所有制的經濟基礎之上的，禮的內容是以君臣關系為核心，政治等級關系為主干，具有明顯的階級性。嚴格的政治等級制度是這個時期禮儀的主要特征。主要體現在：首先，在祭禮方面，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祖先的等級差別。其次，在喪禮方面，有“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的等級差別。再次，在賓禮方面，也有“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的等級差別。

　　在君主專制時期，禮的內客主要是“三綱五常”，因此該時期的禮儀存在兩大特征。一方面，它具有皇權至上的的特征。這一特征在叔孫通制新禮后的第一次朝儀得以體現。《史記·叔孫通傳》就記載這次朝會：

　　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傳。于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喧嘩失禮者。

　　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倫理道德的特征。從漢武帝時期起，儒家取得獨尊的地位，儒家思想成為國家的指導思想，所以禮儀也就具倫理道德的特征。

　　②禮義的變化必然引起禮儀的變化。禮在發展過程中，經過了兩次重大的轉變，即原始社會的禮向奴隸社會的禮的轉變和奴隸社會的禮向封建社會的禮的轉變。在禮儀上則表現為體現“大同社會”的質樸性或原始性禮儀向體現“小康社會”的政治等級禮儀轉變、以及體現“小康社會”的政治等級禮儀向體現“三綱五常”的君主專制與倫理道德禮儀轉變。以祭禮為例，在原始社會，祭禮的內容沒有等級制度方面的意義，只是表達人們對大自然饋贈的報答和對祖先的緬懷。因此其儀式有原始、質樸的特征。如祭禮中的祭天之禮，祭品是血腥之食和“玄酒”，場所、祭器也只是“掃地而祭”，“大路越席”，“器用陶匏”。在奴隸社會，祭禮的內容具有階級性和嚴格的政治等級的特征。所以其儀式具有明顯的政治等級性。如在祭祀權力方面，有天子祭天地，祭四方之內的五岳、四鎮、四瀆，祭各大小山川，祭宮室內外的五神。諸侯祭拜其國內的名山大川以及其他山川，祭宮室之五神。大夫祭宮室五神及祖廟。士祭祖先的等級差別。而在封建社會，與“三綱五常”的禮義相適應，禮儀有兩個特征：一是祭祀上升至國家層面，祭祀權力為皇權獨有;二是儒家創始人孔子進入國家祭祀體系。

　　(二)、禮儀積極影響禮義，對禮義有巨大的反作用。當禮儀符合禮義時，就促進禮義的發展，禮的作用就得以發揮，社會就安定有序。歷史上著名的的“成康之治”就是禮義與禮儀相適合的結果。《史記》云：“成康之際，四十余載刑措不用”。當禮儀不適合禮義時，禮義的發展就受到阻礙，禮的作用就不能得以發揮，社會就動蕩無序。兩者的不適合主要有幾種情形：一是由于經濟基礎的變化，變化的禮義與相對穩定的禮儀之間的不適合。如春秋戰國時期的“禮崩樂壞”就是新禮義與舊禮儀不適應的結果。所謂“禮崩樂壞”實質上就是新禮義的產生和舊禮儀的瓦解。二是由于統治階級認識的偏差，只強調禮義而忽視禮儀而導致二者之間的不適合。如在宋朝時期，由于統治階級和學術界都推崇“專以心性為宗主”的理學，只強調禮義方面的作用，而忽視禮儀方面的作用。所以，宋朝時期的發展呈現不平衡性。一方面是經濟文化的繁榮，另一方卻是政治軍事發展的停滯不前，甚至是倒退。導致國家積弱難返，飽受外族欺凌，結果半喪于金，終喪于元。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在其《顧亭林文集》中，對宋學重內容輕形式也提出批評。他指出，三王時期的禮，留下來沒有瑕疵的，只有《儀禮》一經而已，從鄭玄注釋后，自魏、晉到唐、宋精通禮經的學者，都以此為依據。但從宋神宗熙寧四年，王安石變法改制，把《儀禮》從經學中廢除，使《儀禮》處于荒廢之中。到了南宋之后，隨著“專以心性為宗主”的理學的流行，而制度與禮儀等更被視為微末之事。三是統治階級不顧體現社會發展趨勢的新禮義，而采用過時的禮儀而導致二者之間的不適合。西晉建立后，晉武帝司馬炎認為曹魏政權之所以輕易被奪取，沒有分封公族是主要原因。因此，他不顧社會發展大一統的客觀要求，采用不符合社會發展趨勢的分封制。以至于后來發生“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使西晉王朝成為了一個“朝生夕死”的王朝。

　　(三)、禮義與禮儀的矛盾運動總是通過基本適合到不適合再到新的基本適合這樣一個模式發展的。在禮的發展過程中，禮義是比較活躍的方面，而禮儀是相對穩定的方面，禮的發展變化一般是從禮義開始的。活躍的禮義和穩定的禮儀始終存在著矛盾，它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是絕對適合的。在禮義基礎上產生的禮儀，在一定時期內和禮義是基本適合的。隨著禮義的發展和變化，相對穩定的禮儀變得越來越落后而不能和禮義相適應，以至成為禮義發展的嚴重障礙，這時禮義和禮儀則由基本適合轉變為基本不適合從而發生尖銳沖突。春秋戰國時期的“禮崩樂壞”就是由于新禮義和舊禮儀不適合而產生的沖突結果。所謂“禮崩樂壞”實質上就是新禮義的產生和舊禮儀的瓦解。 當新的禮義打破過時的禮儀，并建立起與自己相適應的新禮儀，在新的基礎上達到禮義和禮儀的新的統一，開始了新的矛盾運動的過程。漢朝建立后，從叔孫通制禮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三綱五常”的確立的過程，就是新的禮義打破過時的禮儀并建立起與自己相適應的新禮儀的過程。禮就是在禮義和禮儀的這種循環往復的矛盾運動中，不斷更新、不斷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