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減稅降費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但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不明顯。本文分析了出現這種現象可能的原因，并建議加大減稅降費向重點稅種傾斜力度，進一步落實普惠性減稅降費政策，以及構建減稅降費評估體系并及時跟蹤評估。

　　關鍵詞：減稅降費 經濟增長 技術創新 脈沖響應函數

　　《稅收與社會》是社會經濟稅收綜合性期刊。以稅的觀點,理性注目當代中國的改革。注重傳播稅的文化,提倡建立稅的環境。

　　我國自2012年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以來，減稅降費幅度逐年上升。2018年實現減稅降費總規模約1.3萬億元;2019年普惠性減稅和結構性減稅并舉，預計減稅降費總規模將達2萬億元。

　　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減稅降費可減輕企業和居民的負擔，促進投資和消費。理論上，在經濟換擋轉型期，實施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政策有利于穩定經濟增長、優化產業結構，有利于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激發企業技術創新活力。但在實踐中，減稅降費政策是否真正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與技術創新?這一問題值得研究。

　　文獻回顧與理論假設

　　在減稅降費、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三者之間，學術界對其中的兩兩關系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減稅降費與經濟增長

　　基于邊際稅率的供給學派和基于有效需求的凱恩斯學派對降低稅費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已達成共識(Chamley，1981;Lucas，1990)。但部分學者認為減稅會引發市場利率上揚，進而抑制消費，造成總產出降低(Aiyagari，Christiano and Eichenbaum，1992)。稅收政策的調整往往伴隨著政策目標的調整，不同政策目標還會導致不同經濟變量的調整，稅收政策和經濟增長存在雙向影響關系(李戎、張凱強、呂冰洋，2018)。在關于減稅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研究中，多數學者基于實證分析證實了減稅能夠刺激經濟增長(Adkisson and Mohammed，2014;李濤、黃純純、周業安，2011;馬光榮、郭慶旺、劉暢，2016)，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稅率的變動對經濟的影響不顯著(Mendoza and Asea，1997)。馬拴友(2001)驗證了我國稅收對經濟的影響，指出對勞動和資本征稅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經濟增長率，但對消費征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很不顯著。

　　綜合現有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假設1：減稅降費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促進效應。

　　(二)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

　　技術創新能有效促進經濟增長及經濟轉型，這一觀點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一致認可(Groshby，2000;黃智淋、俞培果，2007;李苗苗、肖洪鈞、趙爽，2015)。劉禹君和劉雅君(2018)基于我國省級面板數據得出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宗剛和高瑀(2017)基于內生增長聯立模型同樣得出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促進作用，且二者呈現倒U形關系。

　　由此，本文提出假設2：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具有正向促進效應。

　　(三)減稅降費與技術創新

　　關于減稅降費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效應，學術界尚未達成一致。部分學者認為稅收優惠能夠在短期內直接或間接地刺激企業的研發投入(Rao，2016;Kasahara，Shimotsu and Suzuki，2014);還有部分學者基于微觀企業數據證實了稅收優化不但不會刺激企業進行技術創新，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技術創新(李香菊、賀娜，2019;Brown， Martinsson and Petersen，2017)。Mukherjee(2017)認為稅收和技術創新之間有不對稱性，增加稅收會抑制企業技術創新，但是降低稅收不一定能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綜合現有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假設3：減稅降費對技術創新具有正向促進效應。

　　從國內外現有文獻看，鮮有學者同時將減稅降費、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三個變量放在一起進行研究，本文將對此進行嘗試并驗證三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

　　變量指標與數據來源

　　(一)變量指標的選取

　　由于中小微企業科技創新能力相對較弱，如將所有企業都納入考察范圍，則不能較好地凸顯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因此本文基于規模以上企業進行研究。對于減稅降費、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三個變量，本文選取指標如下：

　　1.減稅降費

　　現有文獻關于稅費主要采用實際有效稅率或宏觀稅負成本，這些指標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稅收優惠政策的實施情況，但在對微觀主體進行研究時過于粗糙。因此，本文特對稅費指標進行均值化處理，采用“規模以上企業實際有效稅費/(規模以上企業數量×規模以上企業營業收入)”衡量企業稅負成本。

　　2.經濟增長

　　本文選用規模以上企業經濟增加值增速來衡量經濟增長水平。其中，為了消除價格水平的影響，規模以上企業經濟增加值采用價格平減序列，

　　3.技術創新

　　發明專利是目前文獻中衡量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最常用的指標，因此本文選取規模以上企業有效發明專利的平均數量作為技術創新這一變量的指標，

　　(二)數據來源

　　本文涉及的數據包括規模以上企業數量、規模以上企業實際有效稅費、規模以上企業營業收入、規模以上企業經濟增加值、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規模以上企業實際有效發明專利數量等6個。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稅務年鑒》及國家知識產權局官方網站。由于年度數據相對較少，統計分析容易造成誤差過大，因此本文選取2000—2018年的季度數據。為了使指標數據趨勢線性化并消除時間序列數據存在異方差的現象，本文對非比例數據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實證分析過程

　　(一)平穩性檢驗

　　為避免變量指標的非平穩性造成偽回歸現象，需對選取的三個指標對數序列進行ADF單位根檢驗。受篇幅所限，具體檢驗過程和檢驗值不在此列示。最終檢驗結果表明，均為一階單整時間序列。

　　(二)VAR模型的構建和Johansen協整檢驗

　　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綜合考慮了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將每一個內生變量都作為所有內生變量滯后值的函數進行擬合。由于ADF單位根檢驗顯示三個指標的一階差分序列構建VAR模型。同時，基于信息量最小原則，本文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階數為2。然后進行AR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所有的特征根均在單位圓內部，說明構建的VAR模型穩定。

　　為了進一步檢驗三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還需要確定它們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這就需要進行協整檢驗。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顯示，減稅降費、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三個變量存在長期均衡穩定關系。

　　(三)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在確定三個變量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后，即可進一步確定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文采用常用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同樣選擇滯后階數為2。

　　最終檢驗結果顯示：(1)減稅降費與經濟增長、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之間均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即減稅降費和技術創新均能有效促進經濟增長，這與本文提出的假設1和假設2高度吻合;(2)技術創新與減稅降費兩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較弱，即減稅降費對技術創新的推動較弱，這與假設3不符。

　　(四)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分析

　　Granger因果關系能夠簡單描述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但是由于其與隨機噪音項具有相關性，線性回歸可能丟失部分信息，也就是說Granger因果關系不完全準確地代表實際因果關系。為了進一步研究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本文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做進一步探究。

　　1.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給予每個變量正的沖擊，利用正交脈沖響應函數衡量噪音項的標準差對內生變量當期值和未來值的具體影響程度。本文選取最大滯后期數為10，結果顯示：(1)經濟增長對自身當期形成正向沖擊，在第2期形成較大程度的負向沖擊，從第4期開始回調為正向沖擊并趨于平穩;(2)經濟增長對減稅降費在開始時形成較小幅度的負向沖擊，從第2期開始調整方向為正向沖擊，從第4期開始又形成負向沖擊并趨于平穩;(3)經濟增長對技術創新在開始時形成小規模的正向沖擊，隨即在第3期回調并趨于平穩;(4)減稅降費對經濟增長在開始時有較大幅度的正向沖擊，并且速度回調平穩，在第5期又形成短暫的小幅度負向沖擊，并在第7期趨于平穩，這與假設1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基本吻合;(5)減稅降費對自身當期形成較大幅度的負向沖擊并在第3期趨于平穩;(6)減稅降費對技術創新的沖擊較小，在前期短暫的負向沖擊后迅速回調并趨于平穩;(7)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在短期內形成較大幅度的正向沖擊，從第3期開始趨于平穩;(8)技術創新對減稅降費當期形成短暫的正向沖擊，在第2期形成負向沖擊，從第3期開始趨于平穩，這與前文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一致;(9)技術創新對自身有短暫的負向沖擊，之后迅速趨于平穩。

　　可見，減稅降費、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三個變量在波動幅度和相互影響方向上存在較大差異。基于脈沖效應的時間效應來看，所有變量受到沖擊的時間都相對較短，同時存在一定的滯后現象，但是在5期之后均能回調到平穩狀態。

　　2.方差分解分析

　　分別以三個變量作為響應變量進行方差分解，結果顯示：(1)經濟增長短期受自身影響程度較大，前4期貢獻值均在85%以上，從第5期開始受自身影響程度逐步降低。此時經濟受減稅降費和技術創新的影響逐步顯現，其中受減稅降費影響的程度上升明顯，貢獻值從第4期的6%上升到第7期的49%左右，后期逐漸趨于平穩;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效應貢獻值相對較低。(2)減稅降費在短期內受自身影響程度較大，貢獻值均在70%以上，受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較低。但減稅降費受到技術創新一定程度的影響，整體呈現出小幅度上升趨勢，前期影響較大，在第2期呈現較大程度的影響(貢獻值為36%)，之后迅速回調到貢獻值只有26%，然后趨于平穩。(3)技術創新受自身影響程度較大，短期貢獻值最高可達86%，長期貢獻值維持在48%左右。技術創新受減稅降費和經濟增長影響效果相對不顯著，減稅降費政策沒能有效促進企業加強技術創新。

　　原因分析與政策建議

　　(一)原因分析

　　上述實證結果與假設不相符的，是減稅降費不能有效促進技術創新。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

　　首先，減稅降費政策最終受益者不清晰。雖然我國在減稅降費政策上不斷加大支持力度，但是政策的最終受益者尚不清晰。近年國家的減稅降費政策主要體現在增值稅上，但多數規模以上企業來料較多，流轉環節產生的增值額相對有限，其能夠享受到的稅負減免額度相對較低，從而影響了其研發投入的增加。

　　其次，本文研究對象在考察期內并非都享受到減稅降費政策。2019年我國普惠性減稅和結構性減稅并舉，但在這之前主要是對高新技術型企業進行稅收優惠和補貼，因此規模以上企業并非都享受到了減稅降費政策。此外，“營改增”稅收政策實施后，不同企業外購產品與服務的價值及比例結構差異較大，造成部分規模以上企業不但稅負水平沒有降低，經營成本還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限制了科技創新的投入。

　　最后，減稅降費政策向中微觀主體傳導不及時和精準度不夠。對于生產和銷售周期間隔較久的企業而言，需要企業先行墊付大量成本，但是稅收政策并未充分考慮此情況。我國減稅降費政策主要是制度性的，從中央向地方傳導時還需結合地方財政實力來推動，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將對地方財政的穩定性造成壓力，從而容易導致政策從地方政府向中微觀主體的傳導效果被打折扣。

　　(二)政策建議

　　其一，加大減稅降費向重點稅種的傾斜力度。從我國歷年減稅降費的推動情況來看，對所得稅稅率進行調整的頻率較高、幅度較大，而現實情況是，2018年我國增值稅收入占全國稅收總收入的比重達50%以上，因此建議未來下調增值稅稅率水平，從源頭上降低企業生產、運營成本。信息化是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主要推動力量，建議將減稅降費政策與企業信息技術創新和信息化水平結合起來，鼓勵企業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并根據科技創新成果適時調整減稅降費幅度。

　　其二，進一步落實普惠性減稅降費政策。相比結構性減稅降費而言，建議大規模實行普惠性減稅，確保我國大范圍的中小企業享受到減稅降費的實惠。這將對我國實現穩就業、穩預期的目標具有積極作用。

　　其三，構建減稅降費評估體系并及時跟蹤評估。減稅降費政策從中央到地方再到中微觀主體，傳導途徑較長。同時在現有稅收體系下，中央也不能及時、精準地掌握哪些產業和企業是最終受益者。構建減稅降費評估體系，有利于決策部門確定改革方向和改革步伐。

　　作者單位：曹玲玲 宿遷學院商學院

　　印 言 招商銀行

　　責任編輯：周 舟 羅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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