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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二十世紀漢語詩歌藝術轉變期刊發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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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詩歌來源于古代人們的勞動號子和民歌,原是詩詞和歌曲的總稱。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是《詩經》。它是一種大的文學樣式,要求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會生活,飽含著豐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文章發表在《雜文月刊》上,是省級文學論文發表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二十世紀,漢語詩歌,藝術轉變

  詩歌現代漢語釋為一種抒情言志的文學體裁。《毛詩-大序》載:“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宋嚴滄浪《詩話》云:“詩者,吟詠性情也”。只有一種用言語表達的藝術就是詩歌。

  20 世紀漢語詩歌發生了重大變化, 新詩即是執意區別于舊詩的特定概念。但, 新詩的特征是什么? 新詩與舊詩有哪些聯系? 什么是新詩傳統? 卻是困擾我們的詩學問題。

  一、“新詩”的猝然實現: 中國詩歌的自由精神的張揚與漢語詩意的流失

  19 世紀西方科學文化的迅速興起, 構成對中國古老文化的嚴峻挑戰, “詩國”便漸漸有了閉關自守的頑固堡壘的意味。中國詩壇的先覺們走出國門, 睜開眼睛看世界, 引起了對“詩國”的反省, “別求新聲于異邦”( 魯迅) 。然而能否在漢語詩歌的基礎上實行變革? 則成了20 世紀詩壇的焦點。

  “詩界革命”雖未促成新詩的誕生, 但梁啟超、黃遵憲等并不割斷與詩國傳統的聯系論詩, 還是可取的。新詩作為“五四”詩體解放的產兒, 是背叛傳統漢語詩歌的“逆子”。“五四”先驅出于要改變幾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詩國”面貌的良好愿望, 便采用了“推倒”的簡單化的方式。胡適所說“詩國革命何自始, 要須作詩如作文”, 表明了這種“革命”———“推倒”的決心。他們疏忽了一個事實: 古代詩歌的格律化與白話化, 幾乎在同步演變。至唐代產生的格律詩又稱近體詩、今體詩, 從“白話”的角度理解這一命名, 似乎更為貼切。

  幾乎在一張白紙上誕生了新詩, 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學步的幼稚狀態。“詩該怎樣做”呢? 胡適自己也說不清楚。所謂“變得很自由的新詩”, “有甚么話, 說什么話”, “話怎么說, 就怎么說”①, 雖在提倡很自由地說真話, 寫口語, 卻沒有劃清詩與文的界限。

  胡適提出關于新詩體節的“自然節奏”、“自然和諧”②, 也因寬泛而難以作詩的把握, 當時詩壇處于茫然無措之中。有趣的是, 變革家們雖然執意要“推倒”舊詩, 但寫起詩來卻“總還帶著纏腳時代的血腥氣”( 胡適), 脫不了古體詞曲的痕跡。只是光顧得模仿古典詩詞的意味音節去保持“詩樣”, 卻忽視和丟掉了詩意空間建構的方式, 致使專說大白話, 詩味匱乏。俞平伯試驗用舊詩的境界表現新意。

  他曾作切膚之談: “白話詩的難處, 正在他的自由上面”, “是在詩上面”, “白話詩與白話的分別, 骨子里是有的”③。劉半農得力于語言學家的修養, 他駕御口語的能力、大膽的歌謠體嘗試、及其“重造新韻”、“增加無韻詩”、“增多詩體”等主張④, 對于草創期詩歌的轉型、特別是新詩體建設, 具有倡導性意義。

  胡適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蕪中矗立起新詩的旗幟, 難免顯得創造力的貧乏, 便不得不從西方詩歌中汲取靈感。伴隨20 年代始, 郭沫若的詩集《女神》出現在詩壇, 意味著新詩的長進。與其說是從西方闖入的“女神”, 不如說是“五四”時代呼喚的“女神”。

  二、從“模仿”到“融化”: 二三十年代形成漢語詩歌藝術轉變的契機

  任何民族的新舊語言文化之間有著不可割斷的內在聯系。新詩與母體的隔膜是暫時的, 終究要返回對母體的追認, 不過歷經了一個浪跡天涯的過程。

  中國新詩的“貧血癥”, 以西法治療滋補, 盡管不能“治本”, 但也會“活血強身”, 拓寬視野。中國自文學革新后, 詩界百無禁忌, 是詩人敢于試驗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國門與留在國內的詩界有識之士, 紛紛向西方現代派詩歌尋找新詩的出路,20 年代中國新詩形成了全方位的開放態勢。

  尤其是象征主義詩歌藝術那種富有內含力和迷離色彩的詩意方式, 似乎成了拯救新詩的靈驗秘方。這一時期新詩明顯向內在、含蓄、渾沌方面轉變, 雖未很快轉化為漢語詩歌自身的特色, 乃至是一種模仿或復制, 然而, 新詩即使充當西方現代詩歌的“拿來文本”, 也會給漢語詩歌帶來新異感, 進而反觀自身, 達到對異質語言藝術的汲取和融化, 激活現代漢語詩歌文本。

  二三十年代詩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確的現代漢詩意識, 即使突入“融化”的創作狀態, 也并不意味有了實現漢詩轉變的藝術自覺。我們只能從各路詩家勇于求索、自由發展的撲朔迷離的態勢中, 去辨析和描述新詩向現代漢語詩歌方面轉化和發展的軌跡。

  一種是從詩形切入, 試驗作漢語形式的新詩。1926 年4 月新月社聞一多、徐志摩等創辦《晨報·詩鐫》, 提倡“詩的格律”, 無疑是對初期新詩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 造成了新詩形式重建的氛圍。然而聞一多所說的“格律”, 是英文form 的譯意, 具體指“視覺方面的格律有節的勻稱, 有句的均齊”, “聽覺方面的格式, 有音尺, 有平仄, 有韻腳”瑏瑡。

  十四行詩(Sonnet), 作為從西方引進的特殊的格律體, 為不少詩人所喜歡、試驗著寫過。但真正能夠切入現代漢語的音節和詩意的方式、試驗出色者, 當數早年加盟沉鐘社的馮至。他的《十四行集》, 并不嚴格遵守十四行的傳統格律, 主要利用十四行體結構上的特點, 適當融入古典漢語詩詞格律的有益成分, 旨在追求現代漢語的音節和語調的自然, 體現了濃郁婉轉的東方抒情風格。

  在詩意表達上, 雖明顯受里爾克的影響, 卻完全從自身的藝術體驗出發, 以精妙含蓄的漢語, 抒寫內心真實。馮至的十四行詩, 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 而是不同詩歌語言之間的轉化, 是對西方十四行的一種變奏體。

  象征派詩歌藝術對于豐富新詩的藝術表現力, 拓深意境, 實現漢語詩歌的現代化進程, 具有重要的藝術實踐意義。在后來民族救亡和長期戰爭的背景下, 多數詩人轉向愛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馬》、艾青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等優秀詩篇, 仍以象征性而顯示出不同凡響的藝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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