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人民出版社和商務印書館分別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譯者翻譯了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的《儒教與道教》一書。僅從兩書一些章節標題翻譯文字的差異就可想象其內容的大相徑庭。第5章第4節，江蘇版譯為“儒家教育在社會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商務版則為“ 儒家教育在社會學教育類型中的地位”，兩書所提概念絕對不屬于同一學科范疇。又如第6章第12節前者譯為“早期儒學的激越”;后者為“ 早期儒學的悲歌”，孰是孰非難以明確，且會令讀者啼笑皆非。

　　中國學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進入更深層次的表現。對世界范圍內漢學研究論著的關注、介紹乃至翻譯，正是所有人文學者不能回避，且應積極參與之事，如此方可預學術之流。近些年伴隨著《世界漢學》、《法國漢學》等?？Ｍ庵袊鴮W論著等叢書的相繼出版，一批位于學術前沿的，用新理論、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國外研究成果開始得到相應地重視和有系統地引進，借此 “翻譯”之橋，中外學者關于“國學”諸種問題的討論有了質的飛躍。

　　但伴隨著這種交流，“漢學論著翻譯”作為一種不同以往的翻譯的新內容，面臨考驗，有進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亟待解決。在我看來問題出于兩方面：一，漢學論著翻譯著作既非文藝作品，也不是科技論文，但它兼具藝術性和科學性。對它的翻譯要求譯者的專業功力和外語水平同樣不凡。而目前我們的一些譯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滿腹經綸但譯文晦澀，全失原作的風格;或者行文流暢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樣，不免貽笑大方。二，由于這項工作方興未艾，既缺乏經驗的累積，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規范和原則，因而出現翻譯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齊，譯、校等編輯、出版流程較為混亂等問題。以下就我所見漢學論著翻譯作品中的一些情狀，尤其是審讀美國學者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一書的中譯稿時發現的一些問題，談談自己對翻譯原則和規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還原

　　尋根溯源是漢學論著翻譯中不可忽視的技術問題之一。漢籍本身浩如煙海，文化內涵又廣博精深，海外學者對它的征引宛若隨意采擷，典故難尋;對它的解釋或體認有時推陳出新，有時又似是而非，因此譯文難于處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漢文人名、中文史料、歷史背景的還原就成了首要問題被提了出來。

　　漢文人名的還原。例如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馬克斯·韋伯所著《儒教與道教》一書在描述漢代儒士反對司馬遷的重商思想時，把反對者“Pen Piao”譯為“彭彪”(第193頁，注2)，但實際上此人當為“班彪”。

　　又《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艾爾曼著，趙剛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頁，倒數第1行：“儲同舒(音譯，Ch’u Tung-Tsu)《清代中國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3”。此處把“Ch’u Tung-Tsu”誤譯為“儲同舒”，實際應為中國著名的社會學、歷史學專家，著有《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47年)一書的“瞿同祖”先生。

　　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的法國學者勒內·格魯塞的《草原帝國》(1998年)一書中第172頁有語：“可敦盡管還保留著這些野蠻的生活風俗，但她很信任中國大臣漢延惠，后者使契丹人開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遼國蕭后，那么中國大臣當為“韓延徽”，不知譯成“漢延惠”的史料來源是什么?

　　又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原文頁765，注9，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中國的城鄉生活》)著者為Y.K.Leong 和L.K.Tao。此處的原著者顯然是中國人名的簡寫，譯者僅譯為Y.K.Leong(郎)。筆者作為此書的責編之一先查到《中國的城鄉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寫成T\‘ao Li Kung和Liang Yu-kao。又閱讀此書的《序言》得知，兩人均為留學英國倫敦大學的中國學者，此書是從人類學的角度分析中國的社會生活。此書出版之后，T\‘ao Li Kung回國任教，而Liang Yu-kao則留在英倫。既然.T\‘ao Li Kung已回到本國，那么《社會科學大辭典》中應該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 Li Kung即是中國社會科學家北大著名社會人類學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譯。查找Liang Yu-kao更加困難，因為其始終旅居國外，本國很可能沒有介紹他的專文。只好仍以陶氏為線索，終于在多卷本的辭書《北大人》中查到《中國的城鄉生活》另一作者Liang Yu-kao的中文名為“梁宇皋”。

　　類似情況還有何兆武、何冰兩位先生所譯狄百瑞《東亞的文明——五個階段的對話》(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頁，文下注②：“見于君芳《Chung-fen Ming-pen與禪》，載陳學霖與狄百瑞編《元代思想：蒙古統治下的中國思想與宗教》(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2年)”。此處未譯的“Chung-fen Ming-pen”應為元代禪師“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寫成“中峰明本”。有關資料可參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峰和尚行錄》和《天目中峰廣錄》。(見《磧砂藏》589-591冊;或參見《天目明本禪師雜錄》三卷，《續藏經》2-27-4，商務印書館，民國初年。)

　　同人名的還原一樣，中文書刊名稱的還原也需要謹慎核對。如《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譯者把“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譯為《京華中國研究學刊》。在遍查材料未獲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論文為線索查知此刊應該是《清華學報》。

　　材料的還原。劉東先生所譯《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會中流行一種習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為官員們歸休不視事政事的借口。……而有關洗浴的中文詞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義，‘起先的洗浴日’、‘中間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別意指著一個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譯注：此詞中文出處不詳，權且直譯出來，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處典故可以在《初學記》、《唐會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楊慎《丹鉛總錄》卷3《時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為沐滌，故一月有三澣。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稱一個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劉東先生這樣的知名學者在譯文中尚且出現此種擱置情況，可見史實還原之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