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工業革命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由“多次”革命組成的集合。把工業革命看成一個不斷發展的演化過程，從而以動態的視角觀察工業革命的新發展，能夠更加客觀地看待現實中工業革命新發展的現象，也能夠更加準確地把握其中的規律，進而能夠更好地把握工業革命新發展的走勢。即：“工業4.0”是推動工業革命新發展的技術革命，“智能制造——工業結構轉型——工業革命——產業革命”是工業革命新發展的基本演進路徑，完整的工業革命新發展周期的完成需要很長時間。
[關鍵詞]工業革命;新發展;線索;預期
近現代以來，人類展開了現代化的畫卷，其中的主線就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事實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不是一個個斷續的階段。因此要以演化的視角觀察工業革命，特別是對于當前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更應如此。
一、研究工業革命發展的主要線索
(一)線索一：產業革命
“產業革命”的定義在《辭海》中包括兩個條目：(1)亦稱“工業革命”，是以手工技術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過渡到采用機器的資本主義工廠制度的過程。(2)產業革命是國民經濟各部門廣泛采用新技術，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根本變革。這一定義實際上是工業組織學派、技術學派、宏觀經濟學派觀點綜合的產物。關于產業革命一般意義上的定義，1984年錢學森理解為：生產體系組織結構以及經濟結構的飛躍變化就是產業革命。[1]對比上述兩個概念可以看出，《辭海》中關于工業革命的定義，描述的變革的鏈條、基礎動力、最終結果都比一般意義上的產業革命更為全面、深入和透徹。其中的差異并不代表“產業革命”變革的相關鏈條及最終結果等不夠豐富和不具顛覆性，而是更多地反饋了學者在研究這“兩種”革命時關注的重點和目標不同。其中，對工業革命的研究，更加關注技術的進步和創新在推動變革中的重大價值，以及歷次變革的根本標志是什么。對產業革命關注的學者，則對引起產業革命的基礎動力、標志等給予默認(等價于假定無論農業革命、工業革命，還是服務業革命的發生，已經得到基本清晰的確認)。在此基礎上，相關學者更加關注的是：假定無論哪個產業(哪怕是國標中細分的中類、小類行業)產生了具有實質性的變革后，產業革命變遷的模式、表現，乃至對整個經濟社會的影響。
根據以上研究，工業革命和產業革命至少在三個層面可以進行區分：第一，產業革命包括了工業革命。產業革命是三次產業及其細分行業革命的統稱，包括工業革命、農業革命和服務業革命等。第二，產業革命和工業革命關注的重點不同。工業革命側重關注如何促進引起變革的技術進步以及工業內部相關行業生產范式(制造范式和標準化范式)的優化，根本目標在于推行“再工業化”或“新型工業化”。而產業革命關注的重點是，一旦某個細分的行業或產業發生了質的改變所引起的整個社會生產組織體系、產業結構體系甚至是經濟結構體系的變化和進展。第三，產業革命與工業革命是相互促進的螺旋式發展進程。這一點在以大數據、智能制造等為標志的工業革命新發展背景下，將表現得更為突出。產業間的融合發展，促使工業革命與產業革命之間相互促進的螺旋式發展進程更加順暢，從而使得單一的工業革命上升到整個產業革命的歷程在時間上大大縮短。
因此，我們在預測未來工業革命新發展的趨勢以及分析工業革命新發展對經濟社會帶來的影響時，都應盡量避免就工業革命而論工業革命，而應在產業革命這一個更為廣闊的背景下，科學審慎地看待和研究工業革命新發展。
(二)線索二：技術革命
錢學森指出，人改造客觀世界的飛躍，就是技術革命。[1]據此，結合目前學者對技術革命的研究，可以將一般意義上的技術革命理解為：在技術上帶根本性的、有廣泛影響的、能引起客觀世界發生飛躍變化的技術創新及進步，可稱之為技術革命。這一定義，與工業革命研究中技術學派的觀點有異曲同工的意義，也代表了對工業革命內涵中技術層面的強調和關注。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技術革命是工業革命的技術層面的特征，單次技術革命的發生并不一定會引發工業革命，只有相關技術革命累積或進展到一定深度，進而引起工業內部生產方式發生改變后，真正意義的工業革命才會發生，并最終引起全部產業的變革和革新(見表1)。在研究新產業革命的產生、歷程及其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時，也需要結合技術革命的進程綜合加以研判。
二、工業革命新發展的兩大展現
(一)新發展之“再工業化”
1.“去工業化”之后的“再工業化”。“再工業化”是相對于“去工業化”的概念。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國家的土地和勞動力等生產成本不斷提高，自然資源漸趨枯竭，因此，這些國家不得不開始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主要是加工裝配)，向外轉移到人工成本低廉和資源豐富的國家、地區，本國則專攻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產業鏈環節，主要向國外出口先進技術以及資本密集型的產品和服務，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進程。在這期間，世界制造業格局發生了系統性變化：一方面，發達國家制造業不斷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制造業占本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持續下降，勞動力迅速從農業、工業向服務業轉移。另一方面，隨著新興市場國家制造業快速崛起，傳統發達國家在汽車、鋼鐵、消費類電子產品等產業的比較優勢逐步喪失。
客觀而言，發達國家的“去工業化”戰略，一定程度上優化了本國內資源衰竭地區(特別是傳統產業衰退相對集中的老工業基地)產業結構升級的路徑，有利于這些地區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其更加廣義的價值在于，發達國家利用發展中國家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和資源成本，通過擴張產品市場占有，獲取了巨額收益。與此同時，在這種普遍的“去工業化”進程中，雖然歐美國家仍在工業領域占據技術高位，但以轉移低端產業為主的結構調整，卻引發了發達國家產業的加速“空心化”和“全球競爭力”的下降，產業結構失衡、失業率上升、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也進一步凸顯。近年來，美國爆發金融危機，老牌發達國家聚集的歐洲緊隨其后陷入主權債務危機之中，其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更是失業率高企，經濟發展缺少動力，境遇艱難，所有這些都是過度“去工業化”負面效應的直觀表現。而一些發展中國家，以及韓國等新興市場國家，有效利用了發達國家“去工業化”產生的機遇，快速推進本國“工業化”進程，與西方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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