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是以非農業產業和非農業人口集聚形成的較大居民點(包括按國家行政建制設立的市、鎮)。一般而言，人口較稠密的地區稱為城市(city)，一般包括了住宅區、工業區和商業區并且具備行政管轄功能。城市的行政管轄功能可能涉及較其本身更廣泛的區域，其中有居民區、街道、醫院、學校、寫字樓、商業賣場、廣場、公園等公共設施。文章發表在《新西部》上，是社科職稱論文發表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城市欲望,城市管理,底層想像
城市的出現，是人類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標志，也是人類群居生活的高級形式。城市的起源從根本上來說，有因“城”而“市”和因“市”而“城”兩種類型，因“城”而“市”就是城市的形成先有城后有市，市是在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種類型的城市多見于戰略要地和邊疆城市。
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改革的強勁推動激發各地之間的經濟競爭，城市逐漸成為評估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坐標。在這一宏觀背景下，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成為一種具有城市個性特色之間的品牌競爭。每個城市，只要具備一定的文化特色和經濟特色，都試圖在通過一種自身文化特色的宣揚來成為被欲望的對象，并由此贏得資本的青睞。這種城市形象的媒介化過程在資本和權力的雙重誘導下，借助發展的名義和傳媒的光環，不斷釋放城市的欲望，這不僅僅是一種城市的自我認同的人格化方式，更是投資開發商和行政管理官員一起合力打造的現代化景觀。
一、《新周刊》的城市意象
城市是現代化的標志，匯聚大量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是大眾傳媒的對象和土壤，其傳播價值在現代性過程中扶搖直上：“城市已成為一門顯學，政府的政策和雄心、民間的智慧與熱愛都圍繞著它旋轉;它無視各個學科各個專業的領地瘋長，它在各種人群的不同嗜好里共同蔓延，它是大眾情人以致人們現在說話時不提它如同女人沒化妝就出門。”2 當旅游成為工業，文化成為品牌，規劃成為政績的時候，作為地方政府的形象公關手段，從視聽廣告到形象大使，從城市標志到城市雕塑，城市正在把自己納入一個越來越媒介化的視野當中。3 有關城市的規劃發展和日常生活的網絡論壇沸沸揚揚，愛與恨，希望與建議，形成各種言論大戰，而各種各樣官方的、學院的以及民間的城市排行榜不斷出爐，4 城市從未像現在這樣在意自己在所有這些名目繁多、標準混亂的排名中的起伏。在城市形象的主體化過程中，欲望是一種癥候：“對得到承認的欲望說到底就是對欲望的欲望。因為，想被承認為一種價值也就是希望被別人所‘欲望’，就這個詞寬泛的意義而言(例如‘被贊美’)。”5 顯然，城市的發展形象直接牽涉到各種級別和規格的政府中心主義的命運和普通居民的生活態度。
我們在這里感興趣的問題是，為什么城市會聚焦大眾傳媒?為什么大眾傳媒要雕刻城市形象?為什么要把城市形象明星化?總之，城市的媒介化的動機是什么?
通過文獻整理和調研訪談，我們對《新周刊》的個案研究主要通過對它的城市敘事進行分析，試圖說明城市化與媒體運作之間的內在關聯，媒體對于城市化的影響，媒體為何始終熱衷于城市話題的報道，其間的利益關系何在?以及如何評價在各種利益的裹挾之下的媒體話語的公共性?從而揭示城市化的媒介化所展現的傳播特征。
一.機遇
《新周刊》與城市的關系凸現出中國城市化發展的現實脈絡。據統計，1990-2001年這11年間，中國大陸地級城市數量由188個增加到269個，人口超百萬的特大城市由31個增加到41個，城市覆蓋的面積占全國國土面積的比重由1990年的20%增加到42.6%。2001年城鎮總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比重達37.7%，比1990年提高了10.3個百分點。6 在第三產業成為經濟主要增長點的時代，城市的影響力來自城市在現代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媒介作用，如優越的地理位置，強大的經濟實力，發達的交通運輸和郵電通訊條件，完善的市場體系和有效的貿易、金融、技術、信息等社會服務手段等，換言之，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媒介，城市的媒介化蘊藏著極大的市場價值。
《新周刊》創刊于1996年8月18日，以雙周刊的節奏保持對社會潮流動態的高度敏感，每期的大型封面專題以15到40頁的篇幅全方位報道具潮流性和趨勢性的內容，而“城市”欄目作為有意經營的一個品牌，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自1998年推出《城市魅力排行榜》(1998年8月1日，No.45)一鳴驚人之后，關于城市的話語鋪天蓋地，舉凡城市規劃、命名排行、發展策略、城市移民都在《新周刊》組織的若干個城市專題中展開討論，同時借助其它媒介文本如攝影日記、流行歌曲、電影和文學，把城市搬上版面。7 總之，從通俗文化敘事的層面來延伸城市概念和城市形象的可傳播性逐漸成為《新周刊》的不變主題，特別是“要如何經營一座城市”的懸念與媒介影響力平行推進。8
二.話語
《新周刊》的城市敘事從排榜、命名、搖旗吶喊開始，逐漸轉入不斷循環的反思與批判，以后再把報道的重點擴展到整個城市生活方式。這首三步曲并不截然分離，相對自成體系，思考路徑與表達方式都各有特點。
1、排榜、命名與搖旗吶喊
《新周刊》是以城市命名者的身份卷入媒體競爭，這是一個非常貼切當下發展欲望的傳播支點：“在大眾旅游和文化工業的市場上，城市在自身定位上的競爭引起了城市形象制造者的強烈興趣。人們越來越多地把城市當作某種形象集合來展示或者出售。在某些時候，它們甚至成了自己現在或過去的幻影或是反映。”13 這種幻影最重要的傳播特征就是自反性：通過注視他人來反觀自己。1998年刊布的“城市魅力排行榜”把17座城市打上標簽：最大氣的城市：北京，最奢華的城市：上海，最傷感的城市：南京，最說不清的城市：廣州，最具流動感的城市：武漢，最古樸的城市：西安，最男性的城市：大連，最精致的城市：蘇州，最溫馨的城市：廈門，最女性化的城市：杭州，最浪漫的城市：珠海，最悠閑的城市：成都，最火爆的城市：重慶，最神秘的城市: 拉薩，最有欲望的城市：深圳，最辛苦的城市: 香港，最陌生的城市：臺北。把城市的文化個性用一種個體感知的方式來闡釋，自然是把信息簡化到極點而爆發出傳播的能量。
2、表象的反思
經濟全球化的普遍想象，使得上個世紀末期開始的城市化浪潮獲得了巨大的動力。借助資本流動以及隱藏于其后的規則和制度的擴散，城市框架擴展的發展理想逐步呈現其光環效應，使得城市的廣告化成為發展意識形態的樣本。權力和資本的布局，不僅是一種支配手段，更是一種現實動力，全面啟動城市欲望的釋放。中國的城市化正處于一部完全陌生的歷史之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城市規劃的弊病，尤其是城市化過程中的“攤大餅”，不僅農村沒有變富，城市反而變窮而淪為“城市鄉村化”。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少數大中城市沒有實現相應的職業轉換，城市建設的步伐趕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和必要的生活條件，造成嚴重的‘城市病’：“撤縣改市的換牌運動和城市圈的圈城運動是否另一場‘大躍進’”?顯然，修建被寬闊的高速路串起來的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不過是權力美學的泛濫，從根本上說，是資本導向下城市產業利益集團自我膨脹和各種利益相互作用的結果。20 在地方政府和開發商那里，空間資源和生態環境是一種必須盡量予以壓縮的成本，而對普通人來說，空間和環境則是一種必須盡量維持的生存條件，最后的結果其實就是兩種力量的博弈結果。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過程，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發展過程。
3、確認“城市復興”，關注城市生活
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制造話語是制造注意力的基本手段。在話題成為人們關注點之后，延展話題和調整視角就成為必要的策略。“在題材選擇上，《新周刊》有一個階段性的市場策略。最初幾年，《新周刊》的形象是批判者——特別批判，特別愛說不。這是因為那時的市場空間決定的。我這么做，我才能拿到市場。那時整個社會就是這樣的姿態，先破，但還談不上立。但在2000年的第一期就發生巨大變化，主動采取了“立”的姿態——這一年從批判者開始轉型為生活潮流的引領者。我找到一個詞，叫‘生活方式’。”24 當然，這種轉向也與“政治正確性”的輿論導向要求相關，《新周刊》因為一期“20年備忘”專題而遭到停刊整頓三個月。“‘生活方式創意榜’，是我們轉向對生活方式關注的開始。”25 城市作為文化認同的對象，需要媒體話語來支撐。從這個意義上講，除了政治經濟功能以外，媒體還有強大的文化認同功能，它創造具有地方色彩的都市文化，提供身份認同、價值認同和文化認同的意義。這往往就需要把傳播的有效性轉換為信息的冗余度，信息的重復調度甚至成為程序。《新周刊》的成就在于制造城市的排名，而這種排名又需要不斷的循環。1988年,《新周刊》把成都評為“中國最休閑的城市”，2000年以“第四城”為成都命名，2004年再看第四城。關于北京的專題至少有兩期(“不一樣的北京”和“回到北京”)。關于上海的則有“外灘及其倡導的生活”和“上海不是榜樣”。關于戶口的專題也有兩期(“戶口里的中國人”和“狗日的戶口”)。城市的感性排名則越來越動詞，如2004年城市排行榜的內容是“最忙城市排行榜”與“最懶城市排行榜”;而報道內容則越來越名詞，“某某城市的十張名片”幾乎是常規模式。
城市發展因產業結構的更新水平不一或因為利益格局的調整時差往往導致城市形象需要媒體來重新定位，從而“發起了我們時代的城市復興運動。”。“城市復興”26 的出現就是這類敘事，沈陽、石家莊、常德、汕頭、三亞等一系列因曾經面臨城市形象危機的城市在講述他們如何重塑形象，樹立政府公信力和重新打造城市魅力。“最說不清的城市”的廣州在2002年9月1日的《新周刊》上再次登場：“就這樣愛上了廣州”。城市生活的流體狀態轉化為新的話題，比如“不一樣的北京”“回到北京|”(2001年8月15日)等關注城市移民的專題。“戶口里的中國人”則把矛頭指向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所帶來的戶籍制度。《新周刊》也關注新興的社會群體，最先提出“飄一代”概念，“特指那些內心迷惘躁動不安喜歡從一個城市游走到另一個城市尋找一種特立獨行的快感卻被鋪天蓋地的孤獨和無所適從的驚恐所湮沒的另類生存者”。而2001年11月的專題《忽然中產》以及同年12月1日專題《中國一個新興階層的誕生》，則全面宣告一個全新階層在中國的形成。從消費主義出發，全球化意識形態的交響在中國奏響，中產階級首先成為民族國家內部的世界公民。
三.策略
今天的媒體成敗與否，用市場觀點來衡量就是要看能否創新產品營銷的模式。《新周刊》是在辦刊22期后面臨資金困境而絕地反擊，逐步形成自己的經營之道，即在觀點和視覺的開發之外把媒介行為整合到能夠與廣告、發行、活動等資源兌換的流程中。對此，主筆兼《新周刊》廣告總代理新銳貳千廣告有限公司總經理的閆肖鋒這樣說：“其實，《新周刊》有著其他媒體并不具備的長處與營利模式，大家太看重廣告的作用后，忽略了別的要素。”28 這個沒有點名的要素就在于啟動了觀看和被觀看、欣賞和被欣賞的欲望，這可以從每年《新周刊》發布的四大榜表現出來，即中國電視節目榜、中國城市魅力指數榜、生活方式創意榜和中國年度新銳榜，在制造注意力的同時引爆競爭的欲望，從而為媒體運作本身提供源源不斷的素材資源。
做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比如“第四城”引發的傳播效益就一直在推動一個定義重慶的策劃：“我必須要把這把火燒得更旺，讓這個話題繼續。這次我們找到的點火的時機就是今年在重慶的‘亞太市長峰會’，這個時候整個城市呈現出一種躁動，這是需要一種表現力的時刻，有沖動，有自我需要反思和構想的時候，這個階段非常的熱，所以我們可以從我們的角度來找一個點。”29 但是，僅有一個支店是不夠的，還要從支點上啟動新的想像。在“重慶專題‘第N城’首發式上，封新城一上來就跟重慶人說：“我們錯了!”這意思是說，不應該當初把成都選為第四城。封新城還有一種套中套的說辭：“城市競爭所導致的城市排序一直是社會公眾及媒體感興趣的話題，將重慶定位為‘第N城’，固然與5年前對成都的“第四城”命名有關，但是，不同于‘第四城’的是，‘第N城’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城市排名，對于重慶這樣一個最具想象力空間的城市，其中包含著巨大的發展懸念和可能性，而這一點，是其他任何中國城市所不能比擬的。《新周刊》的‘第N城’，與其說是一個命名，不如說是一種前瞻性的預言。‘N’這個字母所蘊涵的無限可能性而言，重慶甚至是‘第一城’。”通過未知數的命名所銷售的話語平衡在這里成為赤裸裸的商業競價。
二、大柵欄的媒介氣息
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興盛起來的發展主義潮流下，發展傳播學曾經把社會發展和媒介發展之間的數量關系考察定義為現代化的指標。在轟轟烈烈的全球城市化運動推動下，城市的景觀成為發展的名片。但是，城市化本身所產生的新的社會區隔往往被有意無意地遮擋。這種區隔來自于社會分化過程中的社會分層，在把階級換為階層的公共語境轉換中，階層的分類不過是社會等級的空間再生產。定義社會階層分類的指標可以有很多，如生產資料的擁有、財富和收入、組織權力、社會聲望、知識技能、受教育程度、社會網絡關系、消費水平、信息資源占有、職業等等。按照韋伯的定義，主要表現在社會聲望(文化資本)、經濟收入(經濟資本)和權力地位(政治資本)，如在這三者的綜合考察中基本上處于被支配地位的社會人群當屬于社會底層。經濟增長往往伴隨著社會流動的加速，這種流動不僅僅是向上的流動，也有向下的流動，并在城市的角落聚合邊緣人群，北京大柵欄地區是這一現象的一個縮影。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具有一定的后現代都市特征，即社會意義上的邊緣不再與地理意義上的邊緣重疊。
一、印象
社會學家認為，“當代城市是移民運動的擴展和共存文化的異質性的代表，是一個強化社會不公平的因素和連帶系統功能不足的標志，同時也是不斷增加的公共服務的場所和日常生活不斷制度化的場所，所以當代城市根據其擴大和多樣化的情況創造出三個范疇的陌生人和三種層次上的陌生，即國家的陌生人、城市的陌生人和組織的陌生人。”37 當我們以普通身份深入研究對象的地理環境時，我們也成為陌生人。總體而言，除了作為商業街的大柵欄街的繁華景象之外，大柵欄區域的其它大部分區域都處于一種凋敝和灰色之中。即使是廊坊頭條這樣的傳統商業街巷，由于年久失修、風雨銷蝕，也顯得過分擁擠、狹窄，混亂不堪，更遑論街區內部的其他街巷了。往西不遠處的媒市街正處于拆除的狀態，整個南北沿線一片狼藉。在廢墟、煙塵和機器的轟鳴聲中，挺立著一些殘垣斷壁，依稀可見當年四合院院落中老式宅屋的輪廓。在廊坊二條與媒市街相交的路口，有報攤售賣各種報刊(以都市報、雜牌刊物為主)和版面聳人聽聞的小報(賣報小販叫到：趙忠祥被判刑、劉德華自殺!)，書攤上賣著顯然是盜版的《哈利•波特》。全球化的故事文本、現代化的幻想敘事，就這樣與黑白的歷史和落魄的傳統，在轟鳴、嘈雜的煙塵和廢墟中不期而遇。這種的社會景觀不是電影鏡頭，而是現實的社會縱深和底色本真。
初次進入大柵欄的街區，從街頭即景和當地干部近乎一致的敘述中，就感受到那種局促和煎熬的生活。那些已經歷經滄桑，并在時代的洪流中被不斷整飭、拓展的變形了的四合院，灰鴉鴉一片，靜默地蔓延在一條條逶迤的胡同周遭，構成了一個錯綜復雜的迷宮。這些房子有新有舊，大多數都是上百年的老房。大部分胡同是很安靜的，與前門一帶的喧囂形成鮮明的對比。偶爾可以看到居民坐在門口讀報(幾乎都是《北京晚報》)，但更多的，是緊閉大門，有的甚至還寫上“謝絕來訪”、“禁止串門”這樣的字句。后來進行問卷調查時的遭遇告訴我們，這不是一句戲言，而是一種心態的宣言，一種群體氛圍的標示：整個街區的社會心態是保守的、懷疑的、不信任的、警惕的、防守的、排外的。那種打量的疑慮眼神、那種不容解釋的拒絕的語氣，讓人觸目驚心。這種隔膜和不可溝通性是如此強烈，隨機性的入戶問卷調查無法進行，顯然是感覺到社會排斥之后的一種拒絕交流的集體無意識。聯想到整個區域現狀的不確定性、未來命運的飄搖對人們的信任感和安全感的無情摧殘，聯想到現實孤獨、絕望、遭遇排斥的處境對于人的善良、友好和進取心的消磨和嘲諷，足以理解這種社區的封閉性。這種冷漠的外觀標志著這個社區在某種意義上的社會退化，意味著某種意義上的社會整體性的缺失。
二、情境
傳播媒介的使用是創造、修飾和改變社會人群描寫的方式。對于傳媒媒介的社會使用行為，按照英國學者約翰·B·湯普森提出一種區位性行動的分析方法，分析單元可包括時空特征(誰在什么地方接收多久什么樣的節目)、權力關系(誰控制節目接收)、互動形式(接收與日常生活的關系)、受眾關系(性別、年齡之間的差異)、技術規格(傳媒媒介的技術分類)等，41 我們對傳播情境的調查主要考慮到主要的社會特征，即從社會空間的差異格局出發，把整個大柵欄地區的媒介使用者和使用方式分為三種類型：
公務類型：政府及其下屬機構。使用的媒介樣式包括：電視、報紙、電腦網絡、板報、宣傳欄、傳單等。主要目的：辦公系統的信息傳遞(如文件、通知等信息的傳遞，不少社區的辦公室，人們使用網絡聊天工具傳遞這些文件)、對群眾的政策宣教(最常見的方式是組織群眾觀看電視專題片，如計劃生育知識宣講、消防安全法規宣講等)、對公眾和媒體的公關(策劃報道、影響媒體的議程設置，提高政府形象，常見的形式包括出版宣傳冊、開辦政府網站、聯系媒體進行典型人物和事跡的報道)、掌握信息資源(通過媒體掌握行政工作必需的社會信息、通過黨報、黨刊等了解方針政策等)。
商務類型：這些店鋪因其規模和實力不同，使用媒介的樣式和介入媒介運作的程度差異很大。一般的小店鋪對媒介的使用主要目的是借此來營造一種商業氛圍，如常見的大多數小飯館和小發廊都會在角落安裝一臺電視機，以此制造氣氛，為顧客在等待的時候消磨時間提供便利。而實力雄厚的大店鋪，則可能會利用資本等手段策劃一些社區的新聞事件，以此來達到其商業目的，如張一元茶莊資助失學兒童的社區新聞(見下面的《開學了，讓特困孩子高興上學》)。
三、回音
當代英國學者約翰·B·湯普森在對法蘭克福批判學派進行批評的時候指出：“他們所共同具有的缺點：根據傳媒機構的特征或功能和傳媒信息的特點來解釋大眾傳播的意識形態性質的傾向。這是一個缺點，因為，不能設想，由傳媒機構傳布的信息，依靠這些機構的組織或者這些信息本身的性質，當信息被人們在日常生活過程中接收和收用時將具有一個已知的結果。不能設想，接收傳媒信息的人，由于接收了它們，就會被迫以模仿性和適應性方式行動，從而被束縛于他們的行動和據稱強迫他們的信息所復制的社會秩序。”47 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傳播效果研究的新發現就指出“媒介對人做什么”的命題正在轉化為“人對媒介做什么”。我們通過調查的一個重要感受就是，低估基層民眾的智慧是很無效的。用當地官員的話說，“認為老百姓是愚昧的想法是非常可笑的，他們心里比誰都清楚”，“老百姓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只可惜我們聽不到這樣的聲音”，“群眾反映心聲的渠道太少了”。我們有的只是想當然的所謂專家建議和把持著資源的利益既得者的聲音。基層民眾對媒體同樣有自己的看法，不少人對媒體的話語方式和報道的公正性提出了質疑。這種立場來自于他們希望改變信息傳播的權利不平等的訴求。
首先，他們對大眾傳媒參與社會管理有較高的期望值，認為基層和上層之間的信息溝通是解決問題的前提。例如，有居民表示，“現在政府與群眾的分歧就在于，上頭不了解民情民意，不與群眾溝通，致使問題越來越嚴重”。如果“專家們也來我們生活一段時間”，他們就知道“什么叫水深火熱”，就不會“清談空談什么保護”，就不會“站著說話不腰疼”。有官員說：“要是媒體早點報道大柵欄地區的困境，能夠早點引起上頭足夠的重視，或許問題不會像今天這樣嚴重”。
第二，他們對大眾傳媒的社會代表性不足表示不滿，認為媒體的立場和主流話語是背離底層人的實績生活。有被訪者認為，現在媒體上“除了車子，就是房子”，離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相差千萬里，讓人看了“很不舒服”，“壓力很大”，“感覺社會差距太大了，令人難以忍受”。通過大眾傳播所塑造的生活方式與自身生活處境的反差形成一種心理距離。
早期，人類居無定所。隨遇而棲，三五成群，漁獵而食。但是，在對付個體龐大的兇猛的動物時，三五個人的力量顯得單薄，只有聯合其他群體，才能獲得勝利。隨著群體的力量強大，收獲也就豐富起來，抓獲的獵物不便攜帶，找地方貯藏起來，久而久之便在那地方定居下來。
社科職稱論文發表價格須知：《新西部》雜志是由陜西省社會科學院于2000年6月創辦的國內首份以西部大開發為主題的刊物。伴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的步伐，《新西部》堅持“以平民視角關注人的生存，以紀實風格展示西部風物”，將國家有關西部開發的政策及其變化和涉及西部發展的重大事件、焦點人物、熱點話題、權威資訊，及時而又多角度地呈現給讀者，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好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