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小城鎮建設是小城鎮的各種要素的創立或組合以及一定區域內小城鎮體系的設置、改造和發展的過程。立足于我國的國情和現有的城鄉二元結構，陜西省中際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在長期研究鉆研中，CUDI院院長、學者王超在《新農村建設中的小城鎮發展》一書中提出小城鎮建設的新內涵。文章發表在《調研世界》上，是城市管理論文發表范文，供同行參考。
關鍵詞：中國農村,小城鎮建設
1995年4月，中國國家體改委、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財政部、建設部、農業部、民政部、公安部、統計局、國土局等11個部委聯合發布了農村小城鎮建設的指導性文件，并于當年11月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小城鎮建設高級國際研討會”;1996年，該11部委又得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約180萬美元的研究資助，還與各省協商確定了首批57個國家級試點城鎮。到1997年末，國家級試點城鎮已經擴大到100個。
然而近年來大量的調查研究已經使我們意識到：在本世紀末中國城市化加速發展的進程中，地方政府資本原始積累導致城鎮建設大規模占地已經不可逆轉。而且人們不得不承認，目前這種制度軟約束條件下的行政控制，實際上不能有效抑制各級地方政府在財政嚴重虧損壓力下，對耕地“農轉非(從農業用地轉為非農業)”巨額增殖收益的渴求。
為此，編寫本文之目的在于立此存照，并再次提醒各方面政策制定者應承擔的歷史責任：長期受制于資源短缺之苦的中國人，必須能夠找到一種相對較低成本的制度類型，以便在不可遏制的現代“圈地運動”中，得以說服地方政府采用某種既對國家、集體、農民三者都有利，又能有效地促進地方城鎮化和二三產業發展的新辦法。
一、中國農業發展面臨的資源緊約束
1、基本國情矛盾──人地關系的高度緊張
上下5千年的中國歷史上，農業長期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幾千年來農業生產技術發達，在土地資源被高度開發的同時，也客觀上支撐了中國人口的高速增長。自明朝(1303年)中國人口突破6000萬。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國人口已達4.2億。其后數百年人口數量居世界第一，因此形成了中國最基本的國情矛盾──人地關系的高度緊張。
從中國歷代人口與耕地變化表中可以清楚看出，人均耕地面積由盛唐時期的17.8畝不斷下降到1949年的2.7畝,下降了7倍。
歷朝歷代的開國之君大多以墾荒、屯田來振興國力。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雖然也大面積墾荒造田，而且一度使耕地面積大幅度增加;但在人口政策一度失誤而且人口基數過大的作用下，已經不可能扭轉人均耕地面積不斷下降的趨勢。
2、耕地資源的橫向比較
我國雖然國土面積略大于美國，但屬于人均耕地資源最少的國家之一。橫向比較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3%，美國的11.2%，巴西的24.5%;即使與同樣屬于人口大國的印度相比，也僅相當于印度的42.2%。
據國家土地局新近的調查匯總，1990-94年平均每年減少耕地面積940萬畝，約相當于每年新增的耕地。而據宋健和于景元的研究，中國人口到2050年人口達到15～16億時才可能停止增長( 宋健、于景元《人口控制論》.科學出版社.1985.P238-240)。在當前經濟和技術條件下我國可開發利用的后備耕地資源只有約10.6億畝;更為嚴峻的是其中可開發成耕地的極其有限，僅為1.94億畝。 因此,人地高度緊張將一直是中國在其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最基本國情矛盾。
3、小農經濟條件下人口過剩危機的必然性
在基本國情矛盾制約下，形成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的小農經濟結構和傳統的子嗣間平分財產的制度，使農村人口增長的同時農地規模越來越小，土地不斷析分細化。
小農經濟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資本的平均利潤和地租都不會表現為經營的界限,只有在他扣除實際成本之后,付給自己的工資才是絕對的界限。這使得在小農經濟條件下農民習慣以大量不計報酬的家庭勞動投入替代資本投入，在維持了中國農業土地生產率不斷提高的同時并不計算人口增加的成本。因此，我們這個傳統的農業國家所固有的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必然帶來人口過剩危機。
4、土地生產率高、勞動生產率低
如果耕地的擴大和生產技術的改進引起的糧食產量的增長速度，低于人口的增長速度，那就必然導致勞動生產率的顯著下降。戰國中晚期的糧食畝產量已達216斤，唐時達到334斤;到清代中葉糧食畝產為367斤。本世紀30年代的糧食單產，實際上比當時已經現代化的美國農業高得多。然而另一方面，早在戰國中晚期我國每個勞力產糧已經達到3318斤，唐時為歷史最高水平,每個勞力年產糧食4524斤。自唐以來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下降：明代保持在4027斤水平上;清代每一勞力生產糧食降為2262斤，而到1949年就只有1150斤，比唐時減少3374斤;減少的比例是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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