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民族價值觀是以“忠孝”為核心，民間故事《孟姜女》中的女主人公因冤死的丈夫而哭倒象征王權的萬里長城，而北魏時民歌《花木蘭》卻完美塑造了一個替父從軍，為國征戰的女英雄花木蘭形象，這兩個人物形象生動有趣地反映了截然不同的中華民族價值觀。

　　關鍵詞：民族價值觀 變奏 孟姜女 花木蘭

　　中國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是以血緣、宗法關系為紐帶而建構起來的。在家庭內部，首先要確立父親的絕對地位，以父親為中心，確定上下貴賤、尊卑長幼秩序，任何一級不得逾越。國家是家庭的擴大化，君主作為一國之主，是權力的化身和象征。統治者為了達到永享國嗣的目的，竭力向百姓灌輸封建道德意識，道德原則被進一步國家化在中國傳統道德規范系統中。黑格爾指出：“在中國人那里，道德義務的本身就是法律、規律、命令的規定，這道德包含有臣對君的義務，子對父、父對子的義務以及兄弟姐妹間的義務。”

　　擁有兩千年封建統治的中華民族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建立了與政治和社會特征相適應的價值觀，始終把謀求人與自然、社會的和諧統一作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對人的獨立意念和銳意進取，培養人的群體意識、順從誠敬意識等。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藍圖是以家庭為本位，又將齊家的根本、實現仁和社會的理想落實在孝道上，認為孝德是一切仁德的基礎和保障，一個人在家中的孝行可以延伸拓展到社會中，由家至國、家國相連，血脈相親，從而形成中國人特有的凝聚力和極強的家國觀念。

　　以“忠孝”為核心的中華傳統價值觀在歷史長河里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會驚訝地發現在某個歷史階段，會發生有趣的變奏現象。在此，本文以民間故事《孟姜女》和北魏時期的民歌《花木蘭》為例，闡述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傳統價值觀的雙重變奏。

　　一

　　民間故事《孟姜女》廣泛流傳于中華各地，兩千多年來，它口耳相授、著之典籍、被之管弦、演于戲劇，直至今天搬上屏幕，幾乎是婦孺皆知?，F在我們從《孟姜女》故事的起源、發展直至定型的演變過程來感受中華民族價值觀在特定歷史階段的變奏。

　　由民俗學家顧頡剛的考察來看，孟姜女故事最早的史實來源是《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記載的杞梁之妻，“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齊侯吊諸其室。”襄公二十三年，即齊莊公四年，杞梁是齊國大夫，伐莒陣亡。戰爭結束，莊公歸國，途中遇杞梁之妻，莊公欲就地吊唁，杞梁妻以不合禮儀，婉言相拒，莊公只得到杞梁家中舉行正式的吊唁。這段歷史記述比較簡略，很多細節語焉不詳。后在《禮記•檀弓下》和西漢劉向的《說苑•立節》、《列女傳•貞順》出現過杞梁之妻的故事。從春秋到西漢末杞梁妻哭夫城崩，故事框架形成，其中心是贊揚杞梁妻“知禮”和“貞”的品質，既維護了自己和丈夫的名份和地位，又表現了對丈夫的忠貞。后自東漢至南北朝，故事情節沒有明顯增損。

　　然而到了隋唐時期，《孟姜女》的故事發生了極大變化，唐代時期的代表作是敦煌寫本《雕玉集》卷二十引《同賢記》中的記載：“杞良，秦始皇時，北筑長城，避苦逃走，因入孟超后園樹上，超女仲姿，浴于池中，仰見杞良而喚之……良返于服役之處，主典怒其逃走，乃打殺之，并筑城內。……仲姿既知，悲哽而往，向城啼哭，其城當面一進崩倒。死人白骨交橫，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滴白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便將歸葬之也。”另外，唐末五代詩人貫休《杞梁妻》詩，寫得比較概括：“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筑長城兮遮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牮嚻窍嘀饸w，陌上少年莫相非。”

　　隋唐時的故事有兩點應當引起我們的關注：一是故事情節從初始的知禮的杞梁之妻不受齊侯郊吊到隋唐時孟姜女千里尋夫“向城啼哭，其城當面一進崩倒。”的變化。二是長城地點的變化，在故事剛剛形成的春秋到西漢末，杞梁之妻哭倒的長城是齊國的長城，而隋唐時期故事的女主人公哭倒的是秦朝時修筑的萬里長城。

　　據民俗學家顧頡剛的考證，唐代的故事之所以有了秦始皇筑長城的內容，其原因“至少有二種：一是樂府中《飲馬長城窟行》與《杞梁妻歌》的合流;二是唐代時勢的反映”，更主要的是因為唐代國勢強大，對外擴張，濫用徭役，百姓不堪其苦。民俗學者鐘敬文也認為，“這種新形態和相應的新情節，是社會的重大現實反映在群眾的意志、感情和志向上的結果。”

　　秦朝民歌云，“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真實闡釋萬里長城是勞動人民用血汗和尸骨鑄造出來的，表明了廣大民眾為長城付出的莫大犧牲，因此，“長城”也就成了傷痛的文化符號，連接著文人心底最薄弱的環節。唐代的東征西伐，士兵終年鎮守邊境，他們的妻子夜夢中系戀的是“玉門關”、“漁陽”、“馬邑”，這些地方就在綿延數千里的長城一帶，長城成為閨中少婦的怨恨所歸，于是假借“杞梁妻哭倒長城”的故事來消除心中的怨氣，杞梁妻的故事實際上成為“曠婦懷征夫”，憑借一女子的力量哭倒象征王權的萬里長城，旨在集中反映了封建社會繁重徭役對下層百姓的致命摧殘。

　　二

　　北朝樂府民歌《木蘭詩》是我國古典詩歌中膾炙人口的著名詩篇，它敘述的是女英雄花木蘭代父從軍，浴血奮戰，立下戰功，最終辭官還鄉與家人團聚的故事。我們可以從《木蘭詩》敘述內容和敘事方式來理解其所體現的漢民族與少數民族大融合時的民族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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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蘭詩》一開始就以木蘭停機“嘆息”引出“可汗大點兵”的事由。“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極寫國家局勢之嚴峻，前線形勢之吃緊，急需補充大量兵員，可是家庭的現狀卻是“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讓年邁的“阿爺”走上慘烈撕殺的戰場，木蘭實在不放心也不忍心，可家中實在沒有能夠頂替“阿爺”的男兒，怎不叫人煩惱?“可汗大點兵”的背景為木蘭代父從軍、發揮其潛在智慧與才能提供了契機。

　　在國家安危面前，木蘭經過一番激烈的思想斗爭，毅然作出抉擇：“愿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在沉重的“嘆息”中做出這一決定，既表現出木蘭孝順父母、關心體貼年邁的“阿爺”的兒女柔情，又昭示出木蘭深明大義、顧全國家大局、敢于浴血衛國的赤子情懷。

　　“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旦辭爺娘去，暮至黑山頭……”的排比句式，極寫征途的遙遠、軍情的緊急、行軍的匆忙神速。“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的反復詠嘆，則是真切刻畫木蘭在生活的驟然變化中產生的微妙心理。這里既有她熱血沸騰、氣概豪邁的一面，渴望奔赴沙場，殺敵衛國，也有她緊張擔憂、思親戀家的一面，更加讓讀者覺得木蘭的形象真實感人。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她矯健豪邁氣概奔赴戰場，“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是作者特意為歷經漫長邊地生活的女英雄留下的一幅星夜巡邏的剪影，在紛飛戰火中，木蘭與她的伙伴們一道守邊御敵，沖鋒陷陣，經受了各種摔打錘煉，她的智慧與作戰才能發揮。

　　“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漫漫征戰中木蘭立下赫赫戰功，終于凱旋受到天子隆重接見。這是她受到天子特別嘉獎，木蘭最終坦然辭官謝賞，一心只想回歸故里，依舊過自己樸實的農家生活。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云鬢，對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這段詩句描寫的是木蘭與家人團聚的動人場面，這里既有家中爺娘“相扶將”、阿姊“理紅妝”、小弟“磨刀霍霍向豬羊”歡樂氣氛的渲染，又有木蘭歸家后喜不自禁地開東閣門、坐西閣床、著舊時裳、理云鬢、貼花黃的激情流露，更有同伴“皆驚忙”的烘托。“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的伙伴們的“驚忙”更增添了故事的戲劇性?；锇閭兊?ldquo;驚忙”既是對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那么長時間而未被發現破綻的謹慎、機敏的驚奇，也是對木蘭敢于代父從軍的過人膽識與無畏勇氣的欽佩，更是對女兒身的木蘭在漫長征戰生涯中表現出來的杰出智慧、非凡身手、卓越才能的由衷贊嘆。

　　這首民歌創作于北魏時期，自魏太武帝統一北方，至孝文改制，北方民族大融合迅速發展，它必然給北方人民心理上感情上留下深深的印跡，這種歷史的意識反映到文學作品中，正如稱“胡”的同時又稱君主為“可汗”，成為這一歷史進程的最好留影。以鮮卑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很快完成了封建化過程，與漢族融合為一體。

　　縱觀《木蘭詩》，我們發現這既不是一首控訴戰爭罪惡的詩，又不只是一首謳歌女英雄抗敵愛國的詩，它是一首展示中華民族優秀精神特征的頌歌，女英雄花木蘭就明顯帶有北方游牧民族精神的痕跡，又有漢民族優質文化的烙印。她既孝順父母，又效忠祖國，把中華傳統價值觀中最完美的“忠孝”兩個方面融為一體，表現的是胸懷天下的民族大義，對骨肉親人的真摯愛心，木蘭精神已經凝結成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

　　三

　　中華傳統價值觀最重視道德修養和大公無私的精神，“為國盡忠，為父盡孝”自古便植入普通百姓的心中，形成為中國人普遍的人性意識和倫理道德價值取向，進化為一種全民族發自內心的道德自覺，因此《木蘭詩》中的替父從軍，驍勇善戰的木蘭形象深受華夏子孫喜愛而得以千古流芳。

　　但過分強調群體意識和順從意識的中華傳統價值觀肯定會對中國人的心理結構產生反作用，長期以來，封建社會以三綱五常來統治老百姓，原本親密的父子、夫妻的人倫之愛變形為“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嚴重扼殺了人的情感需求，因而才會有重情講義的孟姜女出現，她不畏殘暴的秦始皇，以驚天動地的方式對抗黑暗的王權——哭倒萬里長城，以感天動地的方式表達對逝去丈夫的愛，因而民間故事《孟姜女》在群眾中間具有持久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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