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早期的京師同文館“雖然是奉官調學生，但有人情可托者，誰也不去，所挑選者，大多數都是沒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學生。因為這種的學生，向來功課成績不好”。入學后，他們不但以敷衍塞責的態度學習英(外)語，把主要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漢語學習上，而且經常曠課，上英(外)語課的學生不到50%，認真聽英(外)語課的學生更不足20%～30%;包爾騰(J.S.Burdon)等傳教士教習以“混混日子，撈上一筆可觀的俸銀”的態度對待教學，敷衍了事;月課、季考、歲試等考試制度形同虛設，“請人代作，或通融抄錄，草率了卷”的情況時常發生。結果，京師同文館創辦三年，學生“語言未必嫻熟”，翻譯“究屬一知半解，于西洋文字未必全局貫通”。論文發表：《天文學進展》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正式批準公開發行的優秀期刊。自創刊以來，以新觀點、新方法、新材料為主題，堅持"期期精彩、篇篇可讀"的理念。天文學進展內容詳實、觀點新穎、文章可讀性強、信息量大，眾多的欄目設置，天文學進展公認譽為具有業內影響力的雜志之一。天文學進展并獲中國優秀期刊獎，現中國期刊網數據庫全文收錄期刊。

　　論文關鍵詞：京師同文館;英(外)語教學;科學課程;改革

　　一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列強進駐北京，閉關自守的清政府被拖上國際交往的舞臺，創辦學校培養對外交涉翻譯人才刻不容緩。怵于《中英天津條約》“嗣后英國文書俱用英字書寫……遇有文字難辯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義”等強行規定，鑒于兩次鴉片戰爭失敗的痛苦教訓，主持對外交涉事務的奕訢等人以與西人交涉必先識其語言文字為由，奏請從廣東、上海“專習英、佛、米三國文字語言之人”中“挑選誠實可靠者……攜帶各國書籍來京。并于八旗中挑選天資聰慧”者“俾資學習”。1862年，總理衙門正式創辦近代中國第一所外語學堂——京師同文館，京師同文館首先開設英文館，肇始中國官辦英(外)語教學。

　　1866年，總理衙門大臣奕訢等人有感于洋務形勢的迅速發展，以天文、算學是西人“制器之根本”為由，奏請京師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聘請西人教習，擴大招生范圍，用英(外)語講求天文、算學等西學，邁出了中國英(外)語教學改革的第一步。

　　二

　　改革的目的京師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引入科學的英(外)語教學改革，旨在滿足洋務“求強”運動對“制器”、“造船”等軍政人才的迫切需求。

　　京師同文館1862年創辦時，其“初意僅僅在于培訓中外外交所需要的翻譯人才”，并無教學科學的計劃。三年后，如果接受培訓的對外交涉翻譯人才于西人的“文字言語悉能通曉”，京師同文館“即行停止”。

　　從“求和”到“求強”社會需求的急劇發展是京師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引入科學課程英(外)語教學改革的直接動因。幾乎在創辦英文館的同時，總理衙門委托總稅務司李泰國(H.N.Lay)幫助購買兵船，夢想建立自己的海軍。總理衙門在白白浪費了100多萬兩銀子而一無所獲后，決定自己創建海軍。以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等為代表的早期洋務派便在通商口岸城市從事制造槍炮、建造兵船等洋務活動。1863年，李鴻章分別在蘇州和上海設立洋炮局，1865年又在南京設立金陵制造局;1865年，曾國藩和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局，優先創辦“求是堂藝局”，以“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學，堪任駕駛”為辦學宗旨。早期洋務派試圖通過制造槍炮、建造兵船，學習西人“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增強自己的武裝力量，以此作為“求和”的后盾。制器、造船等軍事“求強”活動迫切需要與之相適應的人才。

　　社會需求的變化發展使早期洋務派對西學的認識發生變化。早期洋務派曾有“西語即西學的看法”，但洋務實踐以及他們與西人打交道的經驗使他們明白，西方國家除了語言文字之外，還有別的東西可以學習。西學不僅指西語，更指西方制造“堅船利炮”的科學技術。與西人交涉必先識其語言文字，與列強抗衡必須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要“自強”，就必須學習西人制器、造船等根本技術，要“盡其制造駕駛之技耳”。如果只學西人的語言，不學西人的技術，中國的駕船、制造等“自強”所急需的技術就得不到提高，即便是模仿，也不會仿造好。鑒于西人“制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從天文、算學”等西學中來，學西學“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習學皮毛，仍無俾于實用”，以奕訢為代表的洋務派于1866年奏請在京師同文館學習西語的基礎上增設天文算學館，學習西人推算、格致、制器、尚象等制器、造船之長技，探求中國富強之道。

　　改革的基礎 京師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講求天文、算學等西學，奉調優秀生源，擴大招生范圍，為英(外)語教學改革“俾于實用”建立基礎。

　　鑒于京師同文館早期學生不但英(外)語“未必嫻熟”，而且“漢文文義尚難貫串”，如果再讓他們“講求天文、算學等事，轉恐博而不專”。因此，總理衙門奏請擴大招生范圍，將“滿漢舉人及恩、拔、歲、副、優貢，漢文業已通順，年在二十以外”以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滿漢京外各官，年少聰慧，愿人館學習者”一并招人，以便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使天文、算學等科學教學“俾于實用”。

　　上海同文館和廣州同文館分別于1863年和1864年開館，學習“語言文字者諒不乏人”，如果“擇其已有成效者咨送來京考試”，京師同文館的科學教學“必可得力”。總理衙門在奏請擴大招生范圍的同時，奏請令上海同文館和廣州同文館挑選優秀畢業生送京師同文館學習科學。廣州同文館和上海同文館分別從1867年和1868年開始將優秀畢業生送京師同文館學習科學。這些赴京師同文館學習科學的學生參加中文條約翻譯英文、英文照會翻譯中文以及算學等入學考試，結果“文理俱各明順，登答均無舛錯”。上海同文館和廣州同文館從此成了京師同文館學習科學優秀生源的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