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我國制定了大量與野生動物保護有關的法律法規，散見于《憲法》、《刑法》、《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多部法律規定中，并在《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等行政法規及各地依據自身實際專門制定的有關野生動物保護的規定、辦法、通知等地方性法規及規章和中央部委頒布的部門規章中皆有涉及，甚至在一些程序性法規中仍能找到與野生動物保護相關的規定。但法條的繁多并不意味著野生動物保護法律體系的完備。與此相反的是，現有野生動物保護法律制度中還存在保護范圍有限、立法思維錯位、立法體系缺乏系統性，行政色彩過于濃厚等弊端。對此，應當擴大現行野生動物的立法保護范圍，扭轉“重利用，輕保護”的立法思維。完善現行法律體系，推動野生動物保護社會共治環境的形成。借以促進我國野生動物保護工作朝著更光明的未來前行。

　　關鍵詞：野生動物保護;法律制度;立法不足;完善建議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謀劃開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開創性、長遠性工作，推動生態環境保護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

　　野生動物是生態環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保護野生動物實質上就是在保護人類自己。目前，我國制定了大量與野生動物保護有關的法律法規，散見于《憲法》、《刑法》、《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多部法律規定中，并在《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等行政法規及各地依據自身實際專門制定的有關野生動物保護的規定、辦法、通知等地方性法規及規章和中央部委頒布的部門規章中皆有涉及，甚至在一些程序性法規中仍能找到與野生動物保護相關的規定。可見，我國已初步形成了較為全面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律體系。但相關法條的繁多并不意味著野生動物保護法律制度的已趨于完美無缺。與此相反的是，現有野生動物保護法律制度還存在諸如法條多而不精、繁而不細等問題。

　　野生動物保護體系建設是一項牽涉面廣、涉及要素多、包容物種廣，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性工程。通過完善的法律制度，嚴密的監管體系，約束和控制任何侵害野生動物權益的違法行為，在野生動物產業鏈的源頭鎖死違法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我們必須認清，野生動物所面臨的最大風險由人類被貪婪所支配的欲望。而法律恰恰是控制人類貪欲最有效的手段，法律如同籠子，欲望如同猛獸。習近平同志強調：“堅持生態興則文明興。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而保護野生動物對于維護生態平衡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必須給予足夠的重視。從這點來說，對野生動物保護法律制度的研究就顯得極為重要和緊迫。

　　一、現行立法的不足

　　(一)保護范圍有限

　　依據國際標準定義，野生動物是指所有非經人工飼養而生活于自然環境下的各種動物。而我國學界一般將野生動物界定為凡生存在天然自由狀態下，或者來源于天然自由狀態的雖已經短期馴養但還沒有產生進化變異的各種動物。

　　與國際寬泛性界定不相一致的是，我國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對野生動物的范圍界定相對狹隘，2016年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條規定：“本法規定保護的野生動物，是指珍貴、瀕危的陸生、水生野生動物和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珍貴、瀕危的水生野生動物以外的其他水生野生動物的保護，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業法》等有關法律的規定。”可見，我國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對野生動物的保護并不全面，而是有選擇的將保護范圍限定于珍貴、瀕危和有科研及經濟價值的層面。這不僅透露著濃厚的功利化傾向，還有違客觀現實的要求。從生態環境保護的角度看，自然生態的完整性和生物的多樣性有賴于整區域生物種群保持相對平衡，而不僅僅是對部分瀕危、珍貴及有價值的生活進行傾斜性保護。此種保護方式，缺乏科學性與合理性。一般而言，哪些野生動物需要納入保護范圍，要充分考慮其種群的數量、對人的價值以及生態價值。并且其范圍具有階段性，隨著某種野生動物種群的數量的變化，其對人以及生態的影響也將變化，是否納入保護的范圍需以實際情況而定。現行立法實質上是對經濟發展所作的妥協，并不利于生態環境的治理與可持續發展，亟待修正。

　　(二)立法思維錯位

　　2016年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對將《野生動物保護法》總則第一條：“為保護、拯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保護、發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維護生態平衡，制定本法。”的規定修改為：“為了保護野生動物，拯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制定本法。”刪除了原有條款中利用野生動物的語詞。這意味著在野生動物保護領域一直固存的“重利用、輕保護”的立法思維有所改善，不再完全以利益價值作為保護力度的衡量指標。

　　但總則第一條的規定只能視作抽象化的立法宗旨，僅能夠成為原則性的指引，而不能充當規范化的運作程序。對野生動物的保護仍有賴于精細化的法律規定予以詳細規制。但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在具體規范性條文上仍暴露出嚴重的利用傾向。比如，《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經科學論證，納入國務院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制定的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對列入名錄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可以憑人工繁育許可證，按照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核驗的年度生產數量直接取得專用標識，憑專用標識出售和利用。”這就意味著“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一旦被列入相應名錄，將不再享有與“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相同的管控力度。這無疑會助長野生動物人工飼養與繁殖現象的。再者，新版《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因科學研究、人工繁育、公眾展示展演、文物保護或者其他特殊情況，需要出售、購買、利用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應當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批準，并按照規定取得和使用專用標識，保證可追溯，但國務院對批準機關另有規定的除外。”這等于變相將動物表演合法化，并將原法“需要出售、收購、利用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或者其產品的，必須經國務院野生動物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授權的單位批準。”的審批權限下放給了地方。相較于原有規定，新修訂的條文反而使得對野生動物的利用變得更加簡單，這極易使得對野生動物的使用出現泛濫化與隨意化的現象。

　　推薦閱讀：《中國草食動物科學》簡介 《中國草食動物科學》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主管，中國農業科學院蘭州畜牧與獸藥研究所主辦的國家級科技核心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