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農村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的基本國情之一。對我國農村發展不平衡現象進行正確評價，是制定有關區域、城鄉、階層政策的基礎。評價的出發點應當是客觀現實、國家的整體利益和我國所處的歷史地位以及在世界發展格局中的位置。

　　一、改革十幾年來，隨著需求增長和利益驅動，中國農村發展在經濟總量、人均產值、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生活質量等方面表現出較強的區域差異，并呈東、中、西地區梯度遞減趨勢。

　　1.社會總產值、經濟效益及增長幅度地區差距明顯。

　　從區域發展來看，自80年代至今全國基本上保持了東部地區經濟迅速發展和中西部地區依次相對滯后的格局。受三大地區經濟發展總體差距擴大的影響，三大地區農村社會總產值的差距不斷擴大。改革初期的1980年，全國農村社會總產值為2792.12億元，其中東、中、西部農村社會總產值分別為1378.96億元、933.74億元和479.4億元。三大地區農村社會總產值之比為2.88：1.95：1(以西部地區為1，以下同)，可見農村不同地區發展差異旱已有之。到1994年，全國農村社會總產值為61347.45億元(現價)，東、中、西三大地區分別為39140.95億元；15104.24億元；6229.26億元。三大地區農村社會總產值總量之比擴大為6.28：2.42：1，東西部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1993年，我國三大地區人均農村社會總產值的經率為2.97：1.37：1，其中農業人均總產值三地區的比率為1.47：1.16：1，非農產業人均產值比率為4.93：1.51：1，說明東西部大量家產業人均產值差距大于農業人均產值的差距。從農業生產效率看，東部也高于西部。1993年我國農業人口為92173萬人，東、中、西三大地區各占約53%、31%和16%；全國實有耕地面積共有9510.1萬公頃，東、中、西三大地區分別占41.32%、43.62%和15.06%；但是當年我國農村農牧漁業總產值為10995.5億元(按當年價格)，其中東部占了58.97%，中部占了28.54%，西部為12.67%。①

　　2.農村產業結構的不平衡性

　　十幾年來，我國一直處于農業結構調整時期。從目前三大地區農村產業結構發展現狀判斷，東部地區農村經濟基本跨越了由農業向非農業或農村戒嚴的轉換階段，進入了以農村非家產業為經濟發展主體的時期。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區尚處于以農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發展時期。1994年我國農村社會總產值中農業產值為15750.47億元，東、中、西三大地帶分別占7657.36億元、5282.25億元和2810.82億元，在全國所占比重分別為48.7%、33.5%、17.8%；農村社會總產值中非家產值為45623.98億元，三大地帶分別占了69%、21.53%和9.47%。②盡管1994年中西部地區農村非農產業總產值增速高出東部地區近20個百分點，在當年新增非農產業產值中，中西部所占比重上升，但東西差距還是很大。

　　3.農村三大地區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1980年以來，農村居民收和保持了一定的增長速度，但同時東、中、西三地區農村居民絕對收和差距在迅速擴大。1980年，東、中、西三大地區農村人均收入分別為218元、181元和171元，農民收入之比為1.29：1.11：1；1985年，農民純收入之比擴大為1.54：1.21：1；1994年東、中、西三地區農民人均收入分別是1617元、1087元和856元，人均收入之比進一步增大為1.89：1.27：1，③東西地區農民收入差距再次擴大。

　　4.農村就業結構的不平衡

　　農村勞動就業結構的調整總是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而變動。進入8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勞動力在農村勞動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區域情況也是如此。1978年在農村全部勞動力中的非農就業份額，東部地區為13.5%，中部地區為8.6%，西部地區為5.4%，東部地區比中部和西部地區分別高4.9個百分點和8.1個百分點。1992年，我國農村勞動力中非農業勞動者的比重仍然是東部地區最大，西部地區最小。在百農業勞動者中，流向鄉村集體企業的東部地區為31.8%，中西部地區分別為26.8%和26.8%；流向個體和私營經濟的企業主、個體或合伙工商業者和受雇勞動者，在東部地區合計占非農業勞動者的31.8%，中、西部分別為23.8%和26.8%。④可見，農村產業結構的不同決定地區間農民就業結構的差異；非農產業結構的不同，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程度就有很大的不同。

　　5.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生產水平決定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決定生活消費水平，我國農村居民地區收入水平差距必然導致生活消費水平的不平衡。據統計，1994年，東、中、西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分別為1285.1元、916.5元、789.4元，比1980年分別增長5倍、4倍和3.67倍。東、中、西部之比由1980年的1.27：1.07：1，擴大為1994年的1.63：1.16：1，農民生活消費水平地區差異明顯。1994年我國中西部地區恩格爾系數(指居民食品支出占全部生活費支出的比重，是反映消費結構和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分別為0.6121和0.6104，高于東部地區0.536的水平。⑤由此三大地區農村居民在一些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上就存有了差距，如東部地區農村每百戶擁有手表175只，自行車175輛，電視機84臺；而中部地區則是143只、109輛、59臺；西部地區為155只、77輛和43臺。

　　可見，農村發展的不平衡現象是普遍存在的，是我國的基本國情之一。

　　二、對我國農村發展不平衡現象進行正確評價，是制定有關區域、城鄉、階層政策的基礎。評價的出發點應當是客觀現實、國家的整體利益和我國所處的歷史地位以及在世界發展中的位置。

　　1.發展不平衡是發展中大國現代化過程的一般規律

　　經濟學家庫茲涅茨提出了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分配和經濟發展都具有差距先逐漸拉大，然后再穩定縮小這們一種“倒u字型曲線”變化特征的理論。其實這種特征在發展中的大國比較明顯。發展中的大國與發展中的小國或地區有很大的不同，發展中大國內部處個地區的地理位置、資源稟賦、人口密度和素質、技術水平以及原有的發展基礎等條件往往存有很大差異，因而必然導致不同區域在綜合實力、發展速度和人均水平上的差異，出現不平衡的現象。象新加坡、斯里蘭卡和韓國都是小國，臺灣也只是一個省，人口數量、土地面積都十分有限，具備均質發展的條件，故經濟發展就難以有“倒u字型”軌跡發生，發展與均等是一個同向的過程。

　　發展中大國這種現象的發生具有普遍性。如印度在19世紀上半葉，第一批近代工業主要集中在孟加拉灣恒河口的加爾各答、達卡和瀕臨阿拉伯海的孟買城郊；又如巴西，其東南部，尤其是圣保羅、貝洛奧里藏特和里約熱內盧所構成的三角帶，不僅是巴西國內的經濟中心，而且是南美洲最發達的地區。該地區國土面積僅占全國的11%，但卻聚集了全國45%的人口，生產了60%以上的國民生產總值。而占全國國土面積60%以上的北部和中西部地區則人煙稀少，生產落后，是南美洲最貧困的地區之一。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發展的歷史也經過了這樣不平衡發展的過程。區域發展有其生命周期，不同地區經歷某個特定發展階段所需時間的長短不同，社會經濟發展在一定時期內，遙地區遙遙領先，有的地區后來居上，有的則沒有什么起色，從而地區的發展就表現為不平衡性。在一定內餐部條件的作用下，欠發達地區可以縮短發達地區走過道路所需的時間，但是否定區域發展的階段性，從主觀善良的愿望出發，急于實現地區發展的平衡，只會事與愿違，欲速則不達。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旱在建國初期，就存在農村區域發展的差距。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我國基本解決了千百年來困擾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溫飽問題，但目前仍處在發展的初期。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這么廣大無限的農村地區，出現發展不平衡問題，當屬正常現象。更何況我國這種差距是建立在全國農村各地區都迅速發展基礎上的，就是發展速度最慢的西部地區，其農村經濟的增長率也在20%以上，大大超過改革開放前30年的平均增長速度。尤其是從1993年以來，我國出現了中西部地區在全國農村非農產業增量中的比重提高的局面，這使長期以來東西部地區差距拉大的情況開始好轉，可見，這種不平衡是一種發展中的不平衡。當然，這只是相對差距縮小的開始，并非意味著絕對差距的縮減。只要中國的發展尚未達到“倒u型曲線”的項端，不平衡性存在直至拉大就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必然出現。

　　2.發展不平衡性一定程度的存在，將有利于形成較高的發展效率。

　　有差距有才競爭，有競爭才有發展，發展的差別可以帶來發展的高效率。在發展經濟學中，效率是指資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在社會領域中，任何資源都是有限的，這些有限資源如果配置得當，就能發揮更大作用，從而帶來發展的高效率。反之，就會帶來發展的低效率。一般在基礎設施較好，市場機制健全，勞動力文化素質高的地區，相同的投入往往比那些條件差的地區有較多的產出，有更高的增長效率。解決資源配置中的效率問題，就是保證全社會的經濟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其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效率與公平都是實現這一最終目的的政策目標，到底如何排列效率與公平的順序呢?這一價值判斷是爭論已久的問題，經過我國幾十年改革實踐的摸索，得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答案。“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起來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差別似乎意味著某種程度上的不公平，但真正的公平是不能脫離生產力水平而單獨存在的，只有把效率放在優先的地位，才可以調動生產者的主動性、創造性，才可能有更高的投入產出比，有充足的產品和勞務供給，從而才能從根本上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否則，共同富裕就是“紙上談兵”。新中國成立后的幾十年里，我國曾為實現“公平優先”的目標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努力，但效果總是不理想，因為沒有物質基礎的地區均衡，只能是各地區的共同貧窮。80年代以來，政府改變了一方面抑制或削弱發達地區的經濟活力，一方面對欠發達地區拔苗助長，以求低水平均衡的截長補短的策略，讓綜合條件較好的地區，通過利用已有的優勢先富起來。這些富裕起來的地區，已產生出極大的示范效應，并帶動其他地區仿效，形成先富帶動未富的氛圍。可見，適當拉開差距，打破平均可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活力和動力，提高發展效率，從而可以較快、有效地增強農民個人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財力。反過來，增強了實力的中央政府無疑又會嗇對欠發達地區的扶植，率先發展的地區也會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發揮自己的勢能，支援欠發達地區，命名之在不同起點上向前邁進，縮小相互之間的差距。

　　3.縮小差距要有一個過程，不能強行超越發展階段

　　我國農村發展進靠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帶動起來的，農村社會總產值的快速增長是靠發展鄉鎮企業和其它非農產業帶動起來的。回顧歷史，我國鄉鎮企業是從蘇南、江浙和珠江三角洲農村逐漸發展并推廣開來的，是靠城市大工業的幅射力發展起來的。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那些曾率先發展鄉鎮工業的地區，由于普遍重視發展外向型經濟，重視企業素質的提高，注意企業向集團化、規模化、高級化發展，使許多鄉鎮企業群已成為當地農村經濟發展新的生長點，幅射面越來越廣，帶動起周邊農村甚至更遠地區農村相關產業的發展。中西部農村的鄉鎮企業在不平衡發展中起步晚，近幾年，一是由于有東西聯營的作用，東部鄉鎮企業在向技術與資本密集型過渡時，把勞動替帶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其發展的觸角已經開始擴大到中西部地區；二是由于中西部鄉鎮企業的發展注重利用當地潛在技術、人才和資源優勢，從高起點入手，嘗試跳躍式發展，以建立新的鄉鎮企業生長點，所以發展速度明顯加快。因此，從我國現實情況看，由于農村工業發展最初發動因素十分有限，不可能存在于各個地區所有生長點域，只能存在于具有“發展極”意義睛的關鍵點域，即經濟條件優越的區位，這些關鍵點域優先發展，衍生出主導部門或行業，形成一種技術、資本集中，具有一定規模，具有向心力和離散力的“勢力范圍”的經濟地理空間，通過“發展極”吸引力和擴散力的作用，更多地帶動鄰近地區或更遠地區的發展。地區發展中出現的慢的更慢，快的更快的“回波效應”并非是“發展級”所派生的，而是商品交換中比例利益在起作用，并且僅僅與發展的初期階段相聯系。我國的鄉村工業正是走了這樣一條路，大城市工業的發展帶動了東部鄉鎮工業的發展，產生東部鄉鎮工業新的“發展極”，然后，城市工業和東部工業一起帶動中西部鄉鎮工業的發展。在農村工業化過程中，某些帶有必然性特征的環節是超越不了的。那種人為超前在欠發達中西部農村鉗入“發展極”的作法，只能事與愿違，造成更大的浪費。

　　總之，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先后順序性，是以發展中國家的資源存量有限性和稀缺性為前提的，“發展極”的存在與效應傳導，以不同地區產業體系在客觀上的不平衡性為前提，從區域發展水平極化，到產業體系擴張延伸，必將使發展極的“擴散效應”大于“回波效應”，從而縮小地區差異。

　　4.社會需求結構層次的合理性與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有關

　　在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在逐漸增長的前提下，不同農村居民之間收入分配存在一定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需求結構的層次性，進而影響生產的供給結構和產業結構轉換。收入的多少決定了人們購買消費口量的多少和檔次的高低。一般是先在高收入層中產生新的需求形式，因為高收入階層必然會相對甚至絕對地減少對必需品的消費支出，增加對非必需品的消費支出，從而引起新的需求擴張和形成新的消費層次。然后按收入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普及，逐漸使全社會消費結構發生變化，進而促進農村仍至全國產業結構的演進。我國農村人均收入水平雖然遠低于城市人均收入的水平，但總人口多，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市場，其消費總額已超過城市。隨著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普遍提高，一代新產品在向人數最多的農村中低收入層擴張時，將形成較大規模的生產，獲得較大的經濟效益，但它的必要條件就是要求社會成員的收入分布也要有相應的相對豐富的層次結構。因此，現階段農村形成的有梯度的收入層次和起伏的增長過程，將有助于形成我國的消費品市場的梯度需求，并加快受消費品結構影響的國家工業生產結構向高層次演進。

　　三、承認地區差距在一定時期內存在的必然性乃至合理性，并不意味著必須坐等東部地區擴散效應的帶動，也不意味著對發展差距無限拉大不加控制。因為伴隨著不平衡趨勢的加大，將使農村總體經濟效率的提高漸趨邊際，同時也使固有矛盾逐步突出，以至差距過了“度”，將會影響整個社會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健康的發展。

　　1.引發“移民潮”，給各地區發展帶來許多社會問題。

　　“種地一年，不如打工三月，”預期收入差距的存在是人口區域遷移的主要原因。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稀，歸根結底表現為人民群眾之間收入分配和生活質量差距的擴大，從而誘發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資金、技術、人才等資源流向發達地區。這些年我國出現的由內地到東部沿海地區的“民工潮”現象證實了這一點。據調查，大批輸出勞動力的地區主要是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河南、貴州、河北等省區，四川流向全國各地的民工人數高達1000萬，約占全國的10%，貴州省也有100萬發工去全國各地打工⑦。而大量吸收勞動力的地區主要是廣東、上海、北京、天津、海南等省區，其中廣東省每年吸收外地勞動力有600多萬。

　　盡管“民工潮”從客觀上解決了經濟發達地區勞動力緊張的狀況，并且給勞務輸出地區帶來了較大的經濟收益，但出現的問題也不少。首要問題是“民工潮”的膨脹超出了發達地區基礎設施和交通運輸條件所能承受的限度。“民工潮”的地域差異在交通運輸客運量上有明顯的體現，無論是鐵路客運、公路客運，還是水路客運、空中客運，最擁擠的都是在發達省市到不發達省區必經的干線上。時間性也非常明顯，主要集中在春節前后40天，這期間造成所有交通主干道擁擠不堪，秩序混亂。

　　其次，高質量高素質勞動力的大量輸出，影響了輸出地的農業生產。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發達地區對其它地區勞動力的吸收是有選擇的，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勞動力，而是有一定技術的管理人才以及有勞動技能的質量較高的勞動力；從欠發達地區看，往往只有受過教育的人和有一家技能的勞動者才能付得起向發達地區遷移的費用。在這個意義上，實際上外流的農村勞動力不一定就是“剩余”勞動力，因為留在農村尤其是從事種植業的勞動力很大一部分是婦女和老弱病殘者。再加上農業的比較利益低，勢必使那些發展農業的地區放棄農業，對我國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必須造成嚴重損害。據統計，8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與人口流動速度成正比，即凡是人口流動量增長速度最快的年份(如1985年、1988年、1991年)，都是國民經濟綜合指標和工業總產值增長速度較快的年份，但在這些年份中農業產量的增長卻不高。以糧食產量為例，1985年(-7%)、1988年(-2.2%)、1991年(-2.5%)都是負增長。十幾年來，我國各地伴隨著勞動力外出的浪潮，糧食生產萎縮現象有增無減。

　　第三，大量民工流入地區的社會治安問題增多。由于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能力減弱，我國農民的流動形式由就地消化逐漸轉為進大中城市。但大中城市除了建筑、餐飲、服務等行業之外，其他行業勞力都已經飽和，加上城鎮失業人口的存在，求職非常困難。為了賺錢，許多地下經濟滋生，假冒偽劣產品成災，其中不乏流動的民工所為。許多在中城市外來人口犯罪案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不斷上升，據光明日報報道：北京占43%，上海占53%，深圳達97%；外來人口犯罪，又為多進城農民犯罪，外來農民犯罪占犯罪比例，北京占70%，石家莊占61.7%⑧。

　　2.損害不發達地區和低收入群眾對改革的心理預期，影響社會的安全與穩定。

　　作為一般農村居民對地區發展差距和階層生活差異的直接感受，主要體現在收入分配的差距上。雖然這幾年，社會成員在對待收入分配差距問題上的態度開始成熟，心理隨力有了提高，然而我國人均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日益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如果社會上越來越多的人對自己收入與他人收入比較的滿意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就會削弱人們對改革的信心，減少對改革支持的廣泛度，影響社會的安定，進而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農村仍有7000萬絕對貧困人口，其中多數為少數民族人口，他們大部分分布在西部農村。西部是我國少數民族的聚集區，其人口占全國少數民族人口的69%，其中有20多個少數民族與相鄰國家跨界而居，地區間發展差距過份懸殊，將成為引發民族矛盾的根源。

　　3.發展差距的持續，容易形成既得利益集團。

　　經濟實力不平衡的長期持續，全使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口的穩定收入處于增長快于其他地區和其他階層勞動者的優越境況中，作為既得利益一方，就有了更多生活方式選擇的自由度，他們會千方百計維持這種格局，努力使社會經濟約束規則的執行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當政府為統籌兼顧的目的，試圖調整收入再分配政策時，則會受到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搞的不好會引起社會經濟的失控。為了不損害欠發達地區農民對改革的心理預期和對改革的信心，為了避免抵觸情緒擴大，同時也為了穩定和平衡地區關系，國家又不得不將一部分財政收入投到貧困地區。由于收入差距所體現的獎懲效果存在遞減趨勢，加之有些貧困地區迫于環境惡劣，交通不便，難以利用國家的投入改變困境，因此無法從根本上激勵落后者的奮斗精神，他們有可能自暴自棄，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以致最終破壞效率。

　　綜上所述，我國農村發展不平衡現象是適度存在有利，過度存在不利，縮小差距需要有個過程。因此，采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區域發展策略是正確的。

　　注：

　　①參見《1994年中國發展報告》，中國統計出版社。

　　②參見《中國農村統計年鑒1995》《1994年中國發展報告》。

　　③參見《1994年中國發展報告》，中國統計出版社，第61頁。

　　④參見《中國統計年鑒1995》，《中國農村經濟》1994年，第3期。

　　⑤據《1995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推算。

　　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頁。

　　⑦參見《人民日報》1994年3月28日。

　　⑧《光明日報》1994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