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土地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也是農民生產生活的重要保障。如何讓土地這個“金飯碗”在現代化進程中給農民帶來更多福祉，是解決“三農”問題關鍵點之一。該文在梳理國內有關農村土地流轉與農民福祉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從指標體系、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等方面綜述了其研究現狀，梳理了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并展望了未來的發展趨勢。
關鍵詞：農村土地流轉;農民福祉;研究綜述
《農村實用技術》(月刊)創刊于1998年，是由云南省科學技術廳主管、云南省科技情報研究所主辦的農業技術類刊物。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多次在講話中提及“人民福祉”，“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三農”問題是關乎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因此，201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今明兩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期，必須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優化農村土地資源配置，保障農民利益，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點之一，因此，關于農村土地流轉與農民福祉關系的研究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本文系統梳理其研究現狀，找出研究不足，展望未來研究趨勢，以期提高研究水平，為農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理論支撐。
1 研究現狀
土地作為農業生產的根本，事關億萬農民的福祉。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村土地流轉已愈發普遍。其原因：一是經濟因素。農民收入愈加多元化，農村勞動力越來越向城市轉移，農民轉出自有土地的意愿較大[1，2]。二是政策因素。近年來我國城鎮化進程不斷推進，大量農地轉化為城鎮用地。農村土地流轉包括農地城市流轉、農地內部流轉等內容。農地城市流轉是將農民集體土地轉化為城市國有土地的行為，也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必然結果。而農地內部流轉則不改變農地所有權和基本用途，其目的是發展規模經營和現代化農業，提升農業經營效益，使農業生產資源配置更加合理。無論是哪種，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人民福祉。而土地流轉政策會使農民的可支配土地發生改變，如何保證農民在土地流轉后的總體福祉水平不低于土地流轉前的福祉水平就顯得至關重要。農村土地流轉與農民福祉研究主要涉及指標體系、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等內容。
1.1 指標體系
1.1.1 農地城市流轉指標 目前學者們研究中所設置的農村土地內部流轉指標情況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從1級指標來看，5篇文獻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學者們都考慮了家庭經濟、居住條件、生活環境(包括住房和環境)、社會保障、心理或情感等5個方面。其中，朱珊等還設置了參與自由及合理性指標，旨在考量農戶在農地流轉過程中的參與情況及對此政策的評價。不同于其他學者在研究時分別計算農地流轉前和流轉后農戶的福祉水平，朱珊等在研究時僅計算農戶在失地后的福祉水平。在以上學者中，僅有丁琳琳等未考慮教育或職業發展方面的指標;胡動剛等則考慮了農民健康狀況，無論何時，一個人的生活質量的好壞應該與其健康與否緊密相關。從2級指標來看，除生活環境方面，學者們觀點比較一致，都考慮了空氣、噪音等生態因素外，其他1級指標下的2級指標則有所差別。在經濟狀況中，丁琳琳等設置了恩格爾系數，其他學者則設置收入、支出等絕對數指標，但絕對數可能會因受到經濟社會發展等其他外部條件的影響而降低其科學性。在居住條件方面，學者們設置的指標差異較大，趙秀君等和朱珊等學者設置了關于交通、治安等指標，而丁琳琳等和尹奇等學者則從房屋本身進行考量，設置了居住面積、房屋結構等指標。在社會保障方面，朱珊等設置了社保政策變化指標，而其他學者都設置了農戶社保參與情況的相關指標，此外，丁琳琳等設置了農地面積指標，朱珊和黃朝禧將就業狀況指標和子女受教育指標也放在社會保障維度下。
1.1.2 農地內部流轉指標 學者們設置的農村土地內部流轉指標情況具體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從指標分級來看，只有張珂等設置了2級指標，其余學者都只設置了1級指標。從指標內容看，5篇文獻都包括家庭收入情況，除此之外，張珂等設置了就業方面的指標，陳飛等和毛加強等設置的指標涉及貧困線或貧困發生率，陳治國等和侯建昀等設置了家庭消費支出指標，張珂等和毛加強等設置的指標還涉及社會保障方面的指標。另外，張珂等的社會保障指標采用的是現在相比過去的變化量，而毛加強等的社會保障指標采用的是社保繳納金額。總的來說，張珂等設置的指標內容更為豐富、涉及面更廣。
學者們在研究農地城市流轉和農地內部流轉時設置的指標差別較大，對以上文獻中設置的指標進行分析，不難發現：第1，在研究農地流轉對農民的福祉影響時，核心指標是經濟狀況指標，如家庭純收入、可支配收入、人均收入等。由于諸多原因，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與城市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部分地區尚未完全脫貧，所以從農村和農民的實際出發，收入指標無疑成為衡量農民生存質量的關鍵。第2，相比農地城市流轉，研究農地內部流轉對農民福祉影響時設置的指標較為簡單，這是因為農地內部流轉一般直接影響到農戶的收入情況，而不會促進農民的快速市民化，也不涉及農民的就業、住房的安置和社會保障政策變動等方面的問題。
1.2 研究方法 在研究農民失去土地前后的福祉變化時，較多學者以阿馬蒂亞·森“可行能力”框架理論為基礎，運用模糊評價法來研究農地流轉對農戶福祉的影響，具體情況見表3。此外，陳飛等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中的農村家庭數據，利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農戶土地流轉行為的福祉效應，并分別對土地租入戶和租出戶的福祉進行分解，發現土地流出有利于提升農民收入并減少貧困，且其凈收入效應主要來自于非農收入的增加[10]。胡動剛等采用層次分析法和改進的庇古福利效應測算方法，具體測度了武漢市江夏、洪山等4個區農地城市流轉前后的農戶福祉變化，認為從長期看，農戶福祉水平的提高需要政府完善農村基本社會保障體系[3]。聶鑫等基于“可行性能力”理論框架，運用結構方程模型檢驗影響失地農民多維福祉的因素，認為土地城市流轉后，對農民福祉影響最大的2個指標是：工作狀態和補償公平[13]。袁東波等基于河南、江西等四省實地調查問卷，采用對比分析法和有序響應模型，具體分析農地轉出前后不同類型農戶的主觀福祉變化及其影響因素，進而對政府層面提出政策性的建議[14]。
2 研究結果
諸多學者對土地流轉前后的農民福祉進行了研究，得到了眾多相異的結論，部分結果如表3所示。此外，毛加強等運用GBM的傾向評分加權法與傳統的 PSM模型，基于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2013年的數據，評估農地流轉對相關農民福祉指標的影響，發現參與流轉都提高了收入，并更加遠離貧困線，但流出方提升幅度更大，提高了市民化程度，流入方市民化程度有所降低，但不明顯[12]。陳治國等基于中國家庭收入調查2013的數據，利用廣義傾向得分匹配法的劑量-反應函數模型研究土地流轉對于農戶的福利影響，得到結論：農地轉出使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增加，農戶福利得到提高，農地轉入短期內使家庭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支出減少，但隨著年數的增加，農戶福利會得到改善[9]。侯建昀等基于蘋果主產區12個樣本縣的農戶調研數據，利用OLS 模型對專業化農戶流轉農地的福利進行研究，發現與為流入土地的農戶相比，參與土地流轉的農戶的家庭純收入的家庭消費支出都大幅增加[11]。趙秀君和高進云基于“可行性能力”理論，以天津市的4個區域為例，采用結構方程模型研究了農村土地城市流轉對農民福祉的影響，發現最影響農民福祉的功能性活動是情感、生活環境和防護性保障，且老年人和年輕人關心的因素不一樣，前者更關注生活環境和防護性保障，后者則關心情感和就業[4]。
從以上研究人員的研究結果來看，無論是農地城市流轉還是農地內部流轉都可能提高農民福祉水平也可能降低農民福祉水平，且農民內部福祉水平差距的擴大或縮小也不確定。這是因為研究區域不同，其經濟發展水平、農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農地流轉政策、社會保障制度等可能對農民福祉水平造成影響的因素也不同。總的來說，對于農地城市流轉，政府部門應因地制宜、綜合考量和施策，不能將失地補償簡單理解為一次性的經濟補償，應該從就業安置、社會保障、補償公平性等方面著手保障農民福祉;對于農地內部流轉，政府應該培育各級土地流轉市場，建立公開、透明的土地流轉制度[18]，也需要在農民就業、技能培訓和生活保障方面給予幫助，保證農民流轉土地后福祉水平不降低。
3 問題與展望
可以看出，近年來學者們對農村土地流轉與農民福祉問題愈加關注，主要集中在對農民福祉問題的實證研究，但還存在著一些薄弱之處。
(1)對于農民福祉的概念研究較少，從諸多文獻的研究中看，學者們大多只是寬泛地使用了人類福祉的定義對農民福祉進行研究，并沒有對農民福祉進行界定和深入探討。
(2)研究方法有局限性。對于同一領域問題的研究，學者們大多采取同一種研究方法，如在研究失地農民福祉時使用模糊評價法，對于其他方法則應用較少，如層次分析法、傾向得分匹配法等。
(3)關于福祉度量指標的設置。一是諸多學者在研究農民福祉問題時，選擇以阿瑪蒂亞·森的可行性能力理論為基礎，但森的框架并未指出應選擇哪些“功能”或“能力”及如何量化福祉，所以學者們選擇的具體指標差別較大，這不利于在同一個角度或層面上得出可供比較的結論。二是對于主觀福祉的測量不足。學者在研究農戶福祉時大多采用客觀的經濟福祉指標，主觀福祉則使用較少，在所有指標中占比較低，這可能無法完整體現出農民的生存狀態。上述這些問題，需要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1]李成友，李銳，李慶海.農戶農地經營權流轉及其行為效果分析——基于2003-2009年10省區835個農戶的面板數據[J].統計與信息論壇，2014，29(12)：6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