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認為，國民政府時期的稅收彈性與經濟發展水平和稅率結構關系不大，稅收的增長是政府不斷完善稅制，多次提高稅率水平的結果，這樣的彈性稅制雖然也能增加稅收收入，但必不可免地增加了國民經濟的負擔，損傷了稅基。該文利用經濟學理論公式，研究近代稅務史，是個創新，但其中也不無矛盾之處，如謂國民政府的稅制增加了國民經濟的負擔，損傷了稅基，缺乏論證。就該文表1.稅收收入與稅收彈性系數表來看，1928年和1930年稅收彈性系數分別為2.63和4.41，都遠大于1，而GNP增長率分別為3.43和3.74，稅收彈性系數增大了0.677倍，GNP增長率反而增加了9%，很難說是國民經濟的負擔，損傷了稅基。

　　2000年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的論文約為250余篇[1]，較1999年有大幅度減少[2]，但整體水平有所提高。首先表現在創新意識有所增強;其次表現為較為注意理論與方法;第三表現為強調對于現實的干預作用。其研究重點移至財政金融[3]，也凸顯了經濟史既干預現實生活，也接受時代影響的特色。

　　一、學術的生命在于創新

　　多年以來，“創新”并未成為近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響亮口號，這是低水平重復和平庸之作屢屢出現的原因之一。近年以來，這種“粗放型的增長方式”開始引起一些學者的警惕，“精品意識”開始深入人心，使近代社會經濟史學論壇出現了一些喜人的新氣象。本年的學術創新主要體現在研究方法上。

　　王玉茹把新制度經濟學引入對中國工業化的研究[4]。她指出：在傳統經濟學完全競爭的模型中，前提是完全的私有財產制度，而非私有財產制度和私有財產受到限制的情況下人們的行為，則往往被排斥于經濟學的分析之外。但事實上，完全界定的單一的私有產權只不過是一種理論的假定，而不是一種現實的存在。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從現實來考察，一個國家或一個時期的產權結構往往都是多重的，而不是單一的。舊中國尤其是這樣。所以傳統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不適合于工業化過程中的中國，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認為，當所有者與其他有關人員，如經營者、勞動者對某一財產的權、責、利關系劃分不清時，就會使所有者的財產權利及收益在不同程度上淪為他們之間的“共同財產”，這就損害了所有者的權益，因此必須把產權界定清楚。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由于對產權立法的缺乏和不明確，所有人們通常的習慣是盡可能不把財產交給外人經營，而交由自己的親屬來經營;雇傭勞動者也盡可能由親屬、宗族、同鄉、朋友中選擇，以借助于倫理道德習慣來約束這些人的行為，從而保證自己對財產的權利不致受到損害。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使中國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遇到困難。這種選擇經營人材的機制是落后的。文章還指出：在西方的經濟制度，尤其是工廠制度傳入中國時，這種制度的弊病已十分明顯。進入20世紀以后，中國的很多政治精英，由于他們頭腦中潛在的中國傳統觀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原始平等思想，在烏托邦式的理想的大同社會觀念的掩蓋下，主張通過革命的手段，將這些由西方引進的資本主義制度與傳統的封建一齊廢除，以避免中國再走西方那種貧富不均的老路。因此可以說，近代經濟制度在引入中國后立足未穩，就已斗轉星移，成為明日黃花了。文章認為產權制度未能在中國生根，是近代中國工業化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無疑頗有新意，對現實也有借鑒作用，值得深入探討。

　　李一文、王仁才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公式研究近代中國對美國貿易的貿易條件[5]，其公式是：

　　其綜合貿易條件指數表達方式為N=Px/Pm,當Px=所有進口商品的綜合價格指數，Pm=等于所有出口商品的綜合價格指數，則N為所有出口商品對所有進口商品的貿易條件指數，即通常所說的綜合貿易條件指數。據此公式，文章首先計算出了主要進出口商品的單位平均價格和價格指數，然后對各種商品的平均價格和價格指數進行加權平均，進而算出了中國對美綜合出口價格指數和綜合進口價格指數，最后算出了中國對美綜合貿易條件指數。該指數顯示：從總的趨勢來看，近代中國對美貿易條件是逐漸有所改善的。以1920年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1902-1920年中國對美貿易條件總趨勢是惡化的，1921年以后至1936年，中國對美貿易條件逐漸有所改善。國際經濟學家多認為：在落后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中，貿易條件在通常的情況下對落后國家是不利的，因為落后國家工商業規模太小，缺乏組織，情報信息不靈;同時，落后國家的出口大部分是農、礦等初級產品，這類產品的價格和需求彈性相對較低，這樣便使落后國家的貿易條件在長時期內處于不利地位。

　　但根據作者的研究，中美貿易似乎不符合這種說法。中美貿易同中英、中日貿易一起是舊中國對外貿易的三個主要組成部分。但是，中英貿易帶有強權掠奪的性質，因此中英貿易的貿易條件不可能有利于中國。與中日貿易相比，中美貿易的背景也有很大不同。日本國內市場小，資源貧乏，工業興起后缺少海外市場。在日本人眼內，中國是最理想的傾銷商品的市場和獲得廉價原料的產地。日本頻頻發動對華戰爭，因此日本對華貿易的背景往往是軍國主義。在這種情況下的中日貿易，其貿易條件顯然不可能有利于中國。美國工農業發達，資源豐富，國內外市場均極廣闊。故在美國眼中，中國的市場地位并不是頭等重要的，遠在美洲、西歐等美國傳統市場之下。美國官方對中國的重視程度又遜于美國實業界。所以，中美貿易與中英、中日貿易相比，有較多的自由貿易色彩。在自由貿易的條件下，兩國貿易的商品構成和數量由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所確定。并且，除了鴉片之類絕對有害的商品以外，其他商品的貿易總會帶來一定的比較利益。中美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貿易條件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國一邊的。

　　這說明發展中國家在與發達國家的貿易中，其貿易條件并非一定處于不利地位。文章利用經濟學的理論公式研究中美貿易條件，其結論也有理論創新。但其斷定中英貿易帶有強權掠奪性質，似應展開說明。因在一次大戰之前，此說易于理解，而在一次大戰之后，世界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遭到極大削弱，作為和美國同樣實行自由貿易的國家，英國如何對中國進行強權掠奪，似有些令人費解。

　　趙新安的《稅收彈性與稅收增長—1927-1936年中國稅收增長的相關分析》[6]也是一篇利用經濟學理論公式研究經濟史的文章。文章指出，經濟學中，稅收彈性被定為稅收對經濟增長的反應程度，可以用稅收收入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來表示：

　　式中，Er-稅收彈性;△T/T-稅收收入增長率;△Y/Y-經濟增長率;Y表示國民生產總值。稅收彈性反映了稅收對經濟變化的靈敏程度，按上式計算Er>1表明稅收增長快于經濟增長，或者說稅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呈上升趨勢，這種稅制稱為富有彈性的稅制;當Er=1時，稅收與經濟同步增長;Er<1時，盡管稅收絕對量可能增長，但稅收增長速度慢于經濟增長速度，新增國民收入中稅收集中度下降，這種稅制稱為缺乏彈性的稅制。Er<0說明稅收增長與經濟增長呈反方向變動，這種情況最為嚴峻，這表明政府對整個宏觀經濟形勢處于失控狀態，也不利于組織財政收入。

　　稅制設計應當使稅收具有較好彈性。一般來說，應當使稅收彈性大于1，以保證國家財政收入能與日益增加的國民收入同步增長，而無需通過調整稅基和開征新的稅種來增加收入。但需要說明的是，稅收的彈性原則并不是說稅收的彈性越大政府的收入越多越好，而是說稅收收入應達到其應該具有的規模，以滿足政府的開支需要為準。如果稅收的彈性過高，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稅基薄弱的情況下，有可能會傷及稅本，阻礙經濟發展。作者通過計算，確定從1927年至1936年的平均稅收彈性系數為2.21，說明這一期間的稅收制度總體上是富有彈性的。稅收收入增長速度快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這是造成稅收總額的絕對值越來越大，宏觀稅負逐年提高的主要原因。但作者通過計算，卻發現稅收總量與國民生產總值總量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增量卻表現出弱相關甚至說是負相關，這說明經濟的增長不能帶來稅收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