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后，海外中國研究截然兩分。要言之，前此重古代和文獻學(或語文學)方法，后此則重近現代和社會科學(含人類學)方法。這一變化自有其必然與進步，但上升的螺旋之下，也不免曲折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打斷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國研究重歸舊途。由此帶來的四裔偏向，既表現為研究方面，更在于研究方法 ，從而導致該領域的表面繁榮與潛伏隱憂。從具體的人脈關系探討其變化的脈絡，以及中外學術界的相互影響與隔膜，不僅有助于把握未來趨向，更為建立中國研究的學術大道所不可或缺。

　　第一節　　由域外到本部

　　如果說戰后美國的中國研究后來居上，戰前的國際漢學界卻幾乎是法國的一統天下。1920年代留學法國的李思純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國學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本世紀初的國際漢學泰斗沙畹(Edouard　chavannes)認為，中國學是由法國傳教士所開創，并由法國學者雷慕薩(Abel Remusat)與儒蓮(Stanislas Julien)等人所組成的一門科學。傅斯年則稱：中國學在西洋之演進，到沙畹君始成一種系統的專門學問。 沙畹以后，西洋中國學的大師分為巴黎與瑞典兩派，而后一派的臺柱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學術淵源仍是師承沙畹。此外，在蘇俄、美國漢學界位居顯要的阿列克(V.M.Alexeif)和葉理綏(S.Eliseeff)，也是巴黎學派的弟子門生。因此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說：中國學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門法國的科學。留法社會學者楊　　亦稱：‘中國學‘不僅是一門西洋的科學，而且還幾乎可以說：它是一門法國的科學。 領導巴黎學派正統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自然成為國際漢學界的祭酒。

　　漢學在歐洲登堂入室，成為本國學術的一部分，得益及體現于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其一，學者的專門化。從前歐洲研究東方學的人，大半是‘海關上的客卿‘、‘外交機關的通事翻譯‘或‘傳教師‘出身，本人既不是嚴格的科學家，也不是素來即有志研究東方學問，所以他們初期的著作，比較本國的學者，往往稍欠精確。比方史料來源的批評，鑒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國自尼博爾(B.C.Nibuhr)、欒克(L.von.Ranke)以后，史學家對史料的來源、記載、口傳、與古物的分別，清清楚楚，一毫不茍。對于記載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評)，著作人是否愿意報告實事(內部的批評)，都是慎加選擇，寧缺疑，不愿輕信。 而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F.Richthofen)不懂漢語，竟寫成多卷本巨著《中國》(China，Ergebnisse eih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對中國地礦學研究貢獻甚大，但引據謬誤極多，對德國漢學反有不良影響，投機作品，如雨后春筍，一似漢學著書為不學而能者。 這種狀況到沙畹時開始轉變，用伯希和的話說：夫中國有史三十世紀而迄未間斷，其雄偉深奧，確可成一獨立學科而有余，蓋非久涉獵之士，不經訓練所能操觚者矣。 西洋正統學術方法被運用于中國研究。因而與一般情況相比，近來法國‘河內派‘-法國的沙畹、伯希和、馬斯柏樓(Henri Maspero，通譯馬伯樂)等都在安南河內久任教職-自然比較算是例外 。1919年1月，法國總統在商業地理協會印度支那部演說時稱：法國研究中國，已自從來之散漫狀態中成為一般學術上之正統，而認為一科;是故研究中國者，正所以為法國之學術。 視漢學為法國的國學 。

　　其二，重視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與之同時，不少的西洋漢學家，每但以西洋的漢學為全個范域，無視中國前賢及當代學者的成果。而巴黎學派諸大師的態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認為：中外漢學大師之造就，堪稱殊途而同歸，尤以清初康熙以來，經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輩出，觀其刈獲，良足驚吾歐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運用與批評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見成說。其達到真理之情形，實與西方學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對繼承前輩學者的當代中國學人，也寄有無限之敬重與希望 。高本漢則責成自己追隨清代學者的開路工作，而把現代西方語言學方法應用于所整理過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國音韻學研究》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40年)序言中說：高本漢先生之成此大業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討接受吾國音韻學家之結論，實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時他還認真收集中國當代學術書刊，以追蹤中國同行的研究。 高氏晚年稱：我畢生從事中國文化的著述，只有愛護本國文物歷史而從事研究的中國學者是真正的知音。

　　受此影響，國際漢學的研究趨向由單純四裔進而溝通中外，表現有三：一、對中國文獻的理解力提高，重視程度加強，中外資料會通比勘。二、與中國學者的聯系交往增多。三、開始研究純粹中國問題。本來中國學在中國在西洋原有不同的憑藉，自當有不同的趨勢。中國學人經籍之訓練本精，故治純粹中國之問題易于制勝，而談及所謂四裔，每以無比較材料而隔膜。外國學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較材料，故善談中國之四裔，而純粹的漢學題目，或不易捉住。這種情形到沙畹-伯希和時期大為改觀，沙畹因在中國實地研究的經驗，深感到中國文化須與中國實際社會相接觸，須能利用中國近代學者的研究結果以作參考，并須視中國文化為一活的文化，而非一死的文化，然后中國學方能真正成為一門科學。 其譯注《史記》，廣征博引中外典籍，堪稱范本。伯希和則對純粹中國材料認識之多，在北平學界亦大可驚人。 他進而提出：治‘中國學‘須有三方面的預備：1、目錄學與藏書。2、實物的收集。3、與中國學者的接近。 希望嗣后研究中國學問，須中外學者合作，以補以前各自埋頭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國文化之真價值 。

　　同時，伯希和還扮演了國際漢學界警察的角色，沙畹逝世后，他參與《通報》(T‘ong bao)的編輯，1925年起成為主編，他把這份雜志辦成了類似漢學界的法庭 。在其主導下，巴黎學派不滿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勵深入中國內部。當時歐洲漢學家的態度有二，一是將中國文明作為與印度、埃及、希臘羅馬文明并駕齊驅的世界文明之一，視為純粹學問的智的對象，以法國為代表;一是從本國的政治、貿易等實際利益出發，英、德、俄為典型。 研究中國古代之文化，而能實地接觸當今代表中國之人，此種幸運，絕非傾慕埃及或希臘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運而能親來享受者，沙畹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國學，有幾點絕不與多數西洋之治中國學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錄學知識真可驚人，舊的新的無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見材料，如有此樣材料，他絕不漠視;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國學人之成績，而接受人。有鑒于伯希和溝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國學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國學者仿此典型，以擴充吾人之范圍 。日本京都學派與巴黎學派相呼應，是時塞外民族史料層出迭現，西域研究盛極一時，狩野直喜在宮崎市定赴歐留學之際告誡道：敦煌研究也要適可而止。或許西方學者以為日本人只對敦煌有興趣。一般應先入中國本部，有余力再及于塞外。

　　尤為難能可貴的是，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更進而提倡師法清學，按照當代中國學者同樣的方法與觀念治中國學術。伯希和時代西方漢學的成熟，以整個歐洲學術的發展為背景和依托。19世紀下半葉以來，實證史學在歐洲占據主導，受科學化傾向的制約，考古和文獻考證日益成為史學的要項。法國勢力最大的寫實派史學家古朗日(Fustel de Coularges)聲稱：在最細密處去直接解析遺文，只相信遺文所指出的意義 。這種重視文獻與考古的研究，使漢學逐漸脫離以往的兩種偏向，即不通中文只據西文的道聽途說，和雖識中文卻不加分析的以訛傳訛，與清學頗為接近，但核心仍是西方近代科學思想，用以研究中國，往往有失文化本色。以中國固有方法整理文化遺傳，不可或缺。受導師的影響，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學北京，實地學習中國的學術方法。

　　第二節　　方法與文獻

　　然而，西洋漢學正統的語文學方法引起一些學者的不滿，在巴黎學派內部，率先起來糾偏的便是葛蘭言(Marcel Granet)。葛氏是漢學家沙畹和社會學家涂爾干(Emile Durkhim)的學生，并深受社會學家莫斯(Marcel Mauss)的影響。他批評一般舊派的史學家或中國學家，不是僅以考證為能事，就是雖有解釋而仍是以主觀的心理的意見為主，故貌似科學而實極不正確，極不徹底，故遠不如杜氏所倡的社會學分析法為高明。 對于清代考據學的成就，其評價也低于伯希和等人，認為所致力于上古遺留經傳的考訂，進步甚大，但是中國學者向考據這條路一直往前走去，不免往往太走遠了一點。中國考據的進步，好像都認為這是批評的精神在那里生出影響。雖然已有如此煊赫的結果，我該當立刻的說：引起這種考據批評的精神一點也不是實證的精神，并且不能真正算得是批評。這種批評的缺點是：專心于作品而不大留意其中故實。他的原則都是一種用理智眼光來考究圣經的原則，而從來便未嘗致疑于這種理智眼光的前提是否適當的。 因此，他倡行將社會學分析法引入中國研究領域，撰寫了《中國古代節令與歌謠》、《中國人之宗教》、《中國古代舞蹈與傳說》、《中國古代之婚姻范疇》等著作，開創了西方漢學嶄新的社會學派。

　　葛蘭言的新方法，有人概括為偽里尋真或偽中求真，乃是將歷史學的內在批評、社會學的同類比較和事實分析三法并用。對于古代文獻記載，其看法是：這件故事未必存在，而用筆寫這件事的人的心理是確定存在的。他從文獻中所搜尋的事實，便是后一類型的社會事實，然后應用社會學觀點，對于事實作一精細的、比較的與全體的分析，以便從中自然而然呈現出一種說明來。 依照楊　　的看法，其《中國古代舞蹈與傳說》一書的緒論，不僅是葛蘭言方法論中一個很好的說明書，而且是他向整個的中國學界一種革命的宣言。而首當其沖的對象，便是伯希和、高本漢等人所代表的正統語文學派。這一派從沙畹以至于伯希和與馬伯樂，可謂登峰造極。其特長與弱點，已均暴露無遺。……社會學派的最大貢獻即在乎方法。亦正是這樣的方法，乃最能濟語文學之窮而補其短。

　　王靜如的分析略有不同，結論要旨則完全一致。他將法國漢學分為三期，興隆期用語文考據法，儒蓮為代表;大成期為史語方法(含考古、語言、宗教、民族、藝術及科學等輔助學科)，沙畹創始，伯希和走到顛峰。發揚期以史語方法加社會學方法，葛蘭言獨放異彩。由于沙畹、伯希和等人全力用于寫史以前的工作，無法寫出完全美備且理論精透的中國歷史，葛蘭言以社會學方法理董中國史語文獻，便可由考史進而寫史。此說似得到法國學術界的印證，葛蘭言的《中國古代節令與歌謠》、《中國人之宗教》、《中國古代舞蹈與傳說》等書，連獲法國漢學研究最高榮譽的儒蓮獎，而所著《中國上古文明論》、《中國思想論》，則由法國新史學運動大師白爾(Henri Berr)主編的人類演化叢書出版。白氏倡導綜合史學，同人多為《社會學年刊》的合作者，可以說是影響本世紀史學最大的法國年鑒學派的源頭之一。因此楊、王二人均預言葛蘭言所開創的社會學派，將起而取代語文學派成為西方漢學的代表。

　　與伯希和、高本漢、馬伯樂等人久為中國學者所稱道的情形相反，葛蘭言以社會學方法解析中國古史的創新，在中國本土卻長時間反應平平。1929年其《中國上古文明論》出版后，更引起強烈批評。1931年，丁文江在英文《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第15卷第2期發表長篇評論，對葛蘭言的著作乃至人品予以嚴厲抨擊和諷刺。丁氏雖不是史學專家，但是地質學家兼通文化人類學，對中國上古史頗有研究，而且此文如果不是與傅斯年等人討論的結果，至少編寫過程中得到后者在文獻等方面的幫助。后來傅斯年稱贊道：凡外國人抹殺了中國的事實而加菲薄，他總奮起抵抗，……論學如他評葛蘭內的文，都是很有精彩的。 可見此文代表當時中國史學主流派的觀點。王靜如說葛的觀念很有些和國內大學者意見不同，或即指此。此后直到1939年，楊　　才在英文《燕京社會學界》(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撰文介紹葛氏的學歷師承方法，并對丁文江的批評有所回應。1940年代，楊　 又在北京的中文《社會科學季刊》連載內容更為詳盡的《葛蘭言研究導論》。王靜如于1943年在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演講《二十世紀之法國漢學及其對于中國學術之影響》，也重點介紹了葛蘭言的學術方法。但是代辯諸文發表于日本占領時期，與大后方的學術聯系基本隔絕，遠不及丁文的影響深遠。所以楊　　不無認真地稱葛蘭言之名不顯于中國，是不幸遇到了丁文江這樣的對手。

　　個人的作用還應乎時勢。中國學術界對葛蘭言感到生疏，除了他后來不到中國，與中國學者缺少聯絡，著作譯成中英文的少而且晚，以及治學方法與中國新舊兩派史學家和國學家俱不相合，而中國的社會學者對于國學和西洋漢學一向不大注意，不能打通之外， 更重要的還在于其方法與中國史學的特性不盡吻合。此點于近代以來中外學術的相互關系至為重要。

　　在歐洲，社會科學興起于社會發展造成傳統的人文方法力所不及之際，如與戰后史學變化密切相關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若干分支，主要由研究已歿的上古社會和尚存的初民社會生成。傳統人文學科尤其是歷史學，以文獻研究為主，輔以其他手段，目的仍在更好地通過文獻研究歷史。此一特征，中外一律，而中國尤為突出。因為中國有始終一貫的文字文化，保存傳播的技術手段又相對發達，文獻的留存極為豐富廣泛。這不僅造成中國學術傳統中史學特盛的局面，而且竟能影響近代新興學科的引進發展。考古學長期以發現和印證文獻為要項，文化研究則多由文史哲學界兼祧，與歐美各國反差明顯，也令行內人莫名所以。 葛蘭言的趨新嘗試，同樣受此制約。當時法蘭西史學界頗有欲以社會背景之研討代替舊派之著重個人心理之解釋者 ，葛氏因此想以歐洲封建社會為研究對象，后發現史料不足，才轉學中文，因為中國文化乃世界文化中最古老并最富有連續性，適宜此類課題。可見其問題意識來自法國本身的歷史研究個人心理解釋法已經發揮到極致。而歐洲漢學界包括成就最高的巴黎學派，只有極少數人開始進入中國文史學的個人心理之解釋階段，如沙畹對《史記》的看法。同時，葛蘭言所屬的法國社會學派的社會學并非一般而言，反而與我們所叫做的民族學或文化人類學，頗為相近。其社會學分析法在骨子里，原是一種實際調查與田野研究的方法。 葛氏曾主張以中國的鄉村文化為中心，并選擇受都市文化影響最少，最能保存舊日文化形態(如河南鄭州一帶)的一個鄉村為研究對象。如果照此而行，他得到公認的機會可能更大。后來費孝通即首先避開文獻的困擾，開創鄉土社會研究的先例，然后回頭再適應中國學術，結合文獻解釋皇權與紳權。葛蘭言卻將社會分析即對社會事實的分析直接用于歷史研究，盡管他對從文獻中發現史實已經十分慎重，在史家看來依然破綻百出。

　　丁文江的批評與楊　 等人的辯護，分歧的關鍵在于如何看待方法與文獻的關系，即以發現事實為目的的葛氏新法，是否有助于正確地從文獻中發現事實。前者指責葛蘭言對文獻誤引錯解，所稱事實并非歷史真相，因而懷疑其方法的適用性;后者則由介紹方法而闡明其發現事實的不同路徑以及事實的不同類型。兩相比較，丁文江確有誤會方法之處，但所指出的事實真偽問題，并未得到正面解答。葛蘭言不重視文獻的真偽，而重視傳說，認為文獻所出時代或者較晚，所記載的傳說(事實)卻很古。這顯然并非一概而論的通則。依據丁文江的批評，葛著至少有三類錯誤不容置辯：一、將理想誤認為事實，如以男女分隔制為古代普遍實行，殊不知只是儒家的理念。二、誤讀文獻而得出與自己方法相合的錯誤事實觀念。三、先入為主地曲意取證，尤其認為《詩經》盡屬農民青年男女唱和。事實一錯，立論根據全失，用以發現事實的方法自然無效。所以王靜如也不能不承認：顧此失彼之事亦不能避免，故葛氏書中亦頗多誤點。惟氏所用法，方在開始，史語方法訓練或有未精。然如繼起之人，能有沙、伯史語方法之深刻，再有葛氏社會學法之通達，則其著作必如葛氏諸書之言理持故左右逢源，且無葛氏之小訾，則混圓如一，自然顛撲不破了。

　　照代辯者之見，似乎沙畹、伯希和等人不能出大著作是為方法所囿。此節大有商討余地。據楊　 《葛蘭言研究導論》，沙畹對于近代歷史科學中一切新的方法全能運用，對于史學的一切輔助科學又全是內行，并主張以整個中國文化與整個活動的中國社會為研究對象，其附于《泰山志》(Le T‘ai-Chan )一書的論文《中國古代的社神》，實為西洋中國學界空前的杰作。王靜如更認為：此文重要之點，乃在啟發后之學者，走上以社會學法研究漢學之途徑。而1908年伯希和在關于敦煌遺書的報告中稱：此類卷本，在東方學上，實含二重新義。一是增加大批寫本，據此可考寫本印本流變沿革，二是自此以往，可籍文書真跡以研究東方學也。吾嘗以之從事鄉土之學，恒獲效益。然此類效益，一經數種書籍之比勘，往往矛盾。于是有是非之分。顧藉以比勘者，不外書本而已，從未有運用碎雜未編之文書原本以從事探討者。今則私家記錄，契約狀牒，燦然大備，于是此中國西陲行省，往昔僅展數種流行之載籍以窺概略者，今則七世紀至十世紀間宗教社會之真實生涯，涌現目前矣。 巴黎學派另一代表馬伯樂在為法國歷史評論叢書之一的《最近五十年的歷史與歷史家》所寫的中國及中亞研究述評結語處也說：眾所周知，從來漢學研究主要致力于古代、宗教、美術及蒙古帝國時代前后的中亞，因此這些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現在，用真正科學的方法敘述中國社會歷史還為時尚早，希望歐洲、日本和中國人緊密協作，盡力將我們的智識投向這一最重要的空間。 可見沙畹等人均已意識到社會研究之必要，或者說，歷史研究本來就以人類社會為對象。只是史家治史須依據史料，而上古史料遺留不足或魚龍混雜，不得不闕疑以待，首先進行史料的發掘收集整理。

　　另一方面，掌握并貫通古今中外的材料，本身必需絕頂聰明加長期功夫，非一般人力所能及。沙畹、伯希和以不世出的天才所達到的史語方法的深刻，幾乎窮盡人力。如果葛蘭言照此辦法，至多與伯希和齊頭并進，或猶不及。誠然，在一定的條件下，新方法的運用能夠貫通若干舊史料，或擴展史料的利用。但如果脫離相關語境，一味格義附會，強作解釋，則不免呼廬喝雉，圖畫鬼物之弊，解釋愈有條理系統，則距事實真相愈遠。葛蘭言批評中國的漢學家不從神話中去求真的歷史事實，而反一味的因為有神話而便去疑及古書，結果令西方人自知漢學考據以來，便不敢再相信秦以前的書，而從此便結論到秦以前的中國史事都是假的，更從此而稱中國史的古文化大都從埃及和巴比倫去的，連馬伯樂也聲稱秦以前中國還是史前時代 ，希望用既有資料尋求中國文化的淵源和原始形式，立意甚佳，運用方法也極為嚴謹系統，遠非時下濫用者可比(如慎用同類比較法)。但他懷疑甲骨卜辭，又不通金銘文，且不能等待考古事業的發展，面對材料不足以征信的上古史，自然難免捉襟見肘。

　　更為重要的是，葛蘭言在兩方面從巴黎漢學研究的進展中倒退回去，一是運用文獻資料的范圍大為縮小，能力也有所降低。本世紀以來中國研究長足進步的要因之一，在于史料向三方面豐富擴展，即中國與外國，地上與地下，經史與一切文字資料乃至器物。同時涌現出一批能夠綜合運用各種資料的優秀學者。而葛蘭言則局限于幾種問題甚多的古籍，似乎單靠方法的改善就能發現歷史事實并形成對社會的系統解釋。而且盡管他提倡直接閱讀原文，可是丁文江證實其大量依靠顧賽芬(Seraphan Coureur)的譯文，且未與中文原本印證。而顧雖號稱漢籍歐譯三大師之一，所譯《詩經》卻是所有譯本中最糟的一種。因為沙畹和理雅格(J.Legge)都有中國人幫助，顧賽芬則獨力進行。此外葛氏中文能力似乎不足，一旦自己動手翻譯，較顧氏尤遜一籌。二是幾乎無視近代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沒有一位做過文本批評的中國學者之名被提及。而他對中國傳統學術的反復指責，又早已是眾所周知的陳言，形同無的放矢。因此丁文江說，如果葛蘭言注意到王國維等人的著作，許多錯誤本來不難避免。

　　第三節　　歐風美雨論高下

　　丁文江批評的影響不限于禹域之內，石田干之助將此文譯登于日本《民俗學》雜志，該國東洋學界以其評Granet多知其名，謂其將葛氏誤讀謬解中國文獻指摘得體無完膚 。盡管后來慶應大學教授松本信廣著《古代文化論》為葛辯護，又在撰文介紹法國漢學研究時強調現在輿論雖然對葛蘭言毀譽褒貶參半，自己卻確認其功績并看好將來發展， 但勢難挽回。京都學派對伯希和以下的法國漢學家多傾向于馬伯樂，只有留法的小島　 馬主張師法葛蘭言 。他認為其著作對于全面考察和理解中國古代社會有重要啟示，不能以方法的瑕疵完全否認結論的正當，同時對葛氏將不同時代的中國文獻同樣看待以及天馬行空式的推斷亦不以為然。 東京大學的和田清也不贊成學生以葛著《中國文明論》為讀本，指示用馬伯樂的《中國上古史》。 在法國，對葛蘭言似乎抑揚互見，他始終未成為法蘭西學院院士，可見對其學術創新多少有所保留。

　　不過，楊　 、王靜如等人的預言戰后卻變成現實。照戴密微和貝冢茂樹所說，葛蘭言所用方法，其實就是后來對民族學影響極大的結構主義。隨著戰后社會學和人類學對歷史學的滲透日益加強，以及法國年鑒史學主導地位的確立，此法盛行一時。而漢學研究在西方的獨立地位，只有在本國學術正統承認的前提下才能獲得，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國社會與人文科學發展總體趨勢的制約。更有甚者，當整個人類社會的思維仍處于歐洲主導時代之際，其他文化體系的認知方式都將由此左右。京都大學的貝冢茂樹后來便認為小島　 馬當年選擇葛蘭言有先見之明，因為此時在法國葛的身價已經超過馬伯樂。

　　葛蘭言身后的成功，除方法本身日臻完善，重要原因是應用范圍有所變化和擴展，或用于初民及鄉村社會，或施諸近現代歷史。前者對文獻的依賴較小，后者則利用文獻相對粗疏，給新方法提供了較大的回旋空間。

　　使戰后國際中國研究發生重大變化的關鍵人物，是被稱為美國中國研究開山祖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歐風美雨經過一輪對壘，顯出后來居上之勢。然而，如果說葛蘭言只是研究方法脫離中國歷史及史學，費正清則在將漢學研究重心由古代下移到近現代并應用社會科學方法的同時，本質上有全面退回沙畹以前歐洲傳統漢學的弊端，盡管表面看來更具現實感。

　　費正清以前美國的中國研究，可謂歐洲漢學的延伸或移植。其間足以為斯學生色而放大光明者，二三十年來惟三人耳：一為哥倫比亞教授夏德(F.Hirth)，二為加利佛尼亞教授阜克(A.Forke)，三即洛佛爾(K.B.Laufer)氏也。此三人者皆條頓種，生于德國，學成于德國。 他們顯然感到美國的學術風氣與漢學研究多少有些格格不入，所撰論著，多送往歐洲發表出版。夏德、阜克后來回到德國，洛佛爾則墜樓身亡。 1920年代初美國學者賴德烈(K.S.Latourette)承認：中國史包藏之浩博，吾國學者稀能見之。通常僅研究近代史而兼及數十年之變遷，其或深思遠矚，知中國民族有其三千年繼續之歷史，有浩富精美之史籍，足供西方學者研究之良好資料者，殆寥寥無幾人焉。 1928年，費正清所在的哈佛大學成立遠東語學部時，想請伯希和，后者表示謝絕，認為沒有人愿意離開法國的優良學術環境，去到窮鄉僻壤的哈佛，于是推薦尚無正式職位的法籍俄國人葉理綏。 葉在哈佛繼續法國式的漢學教育，因難度過大，令從學者望而卻步。這從一個側面證明歐洲漢學家的感覺并非偏見。巴黎學派的形成發展，建立在聚集若干兼備語言和社會人文科學天賦的絕頂聰明人才之上，其來源范圍后來更擴展到整個世界。但這同時也就意味著難以普及。伯希和對于巴黎學派的中衰早有預見，他對即將歸國的王靜如愴然道：君來時法國漢學可謂極盛，君去后恐未必如此矣。 后進的美國更加缺乏相應條件。在當時美國學生眼中，伯希和宛如神祗。洪業指出其今古文《尚書》章節對照的錯誤，學生竟說：伯希和從來不會弄錯的。 費正清面臨的問題，與其說是將漢學研究推進一步，不如說是如何使少數天才的事業變成多數凡人的職業。批量培養標準化的學位獲得者，正是其方法的成功標志與應用價值。

　　在某種意義上，費正清是逃離漢學正統智慧考驗的佼幸者。他在不懂漢語的情況下著手研究中外關系，又有意選擇漢學研究比較薄弱的牛津大學留學，而避開巴黎、萊頓等歐洲漢學中心。他指責歐洲漢學家普遍拘泥于一種成見，他們認為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必須要求能夠嫻熟地閱讀中國經典原著，必須全靠自己大量利用中文工具書和文獻資料。這一來顯然看不到在中國沿海地區的傳教士和領事們所作的漢學研究的價值。這些人在遇上困難時總可以在屋后找到可靠的老師提供指導，就象我們曾經做過的一樣。 實際上，歐洲漢學家特別是巴黎學派的所謂成見，是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設法擺脫掉非專家式研究，走上學院化正軌的體現。

　　費正清留學中國時，因原來選題的機緣，主要受教于蔣廷黻。后者專攻近代外交史，對中國傳統治史方法也很不滿意，認為中國史學家往往是‘治史書而不是治歷史‘，以致一個人熟讀許多史書，或專治一部史書，費了很大精力，對于版本訓詁也許有所發明，但到頭來對于史實本身反而沒有多少知識，這根本不是學歷史的正當途徑。 他主持清華大學歷史系時即貫徹上述宗旨，主張學生多掌握社會科學工具，少兼修文獻課程，名為考據與綜合共存并重，實則偏向于為綜合史學鳴鑼開道。他請執教武漢的雷海宗回校，借重在歐洲爭議極大的斯賓格勒(Spengler)的文化形態史觀， 而同系的陳寅恪對雷海宗式的國史初步綜合的容忍度是很低的。為此蔣廷黻不得不一再公開捧陳，以換取兩派間的武裝和平。 陳、雷之間的分別，絕非考據與綜合的輕重取舍，而是在什么基礎上進行綜合的差異。即盡可能讀懂全部相關文獻，掌握史實及其相互聯系，發現內在規則，還是以外在觀念模式從能讀懂的文獻片段中斷章取義，脫離原有語境重新拼裝。而蔣廷黻的平衡政策，背后也有費正清所面臨的類似問題，即曲高和寡與從之者眾的取舍。陳寅恪任教清華之初，遵循地道的歐洲漢學及東方學方法，講授歐洲東方學研究之目錄學，從佛經翻譯講起，無奈學生難以接受，不得不一再調整。他先后在清華研究院、北大國學館以及清華文史兩系所開課程，已經逐漸降低標準，學生仍然不能聽懂。1934年，代理清華文學院長的蔣廷黻在總結歷史系近三年概況時，一方面承認陳寅恪現在所任國史高級課程為最重要，一方面又說明陳三年前所開課程多向極專門者，學生程度不足，頗難引進，只得繼續更改。 而雷海宗的綜合史觀，無疑較易引起學生的共鳴。

　　在華期間，費正清并未致力于《籌辦夷務始末》等中文文獻和檔案的閱讀收集整理，他關于中國海關總署與英國政策的博士論文，主要依據英國檔案寫成。所附中國文獻目錄，實際上盡其所知。他自述答辯時的表現：我已經學會了如何成為歷史學家中的漢學家，以及稍加變化，又成為漢學家中的歷史學家。很像一個不易被抓住的中國土匪，處在兩省轄地的邊緣，一邊來抓便逃到另一邊。我通過了答辯。 這種在歐洲漢學界的邊緣地帶仍須 溜邊的行為，正是退回歐洲傳統漢學四裔偏向的極好寫照。

　　不僅如此，費正清地位的上升，同樣有四裔化的背景。1930年代，美國對中國問題的學術研究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具有足夠資金，坦然緊隨歐洲模式的哈佛-燕京研究會，另一個則是純粹美國陣營，這一陣營散布各處，缺乏基金，而且大都接受從中國回來的傳教士的影響和指導。費氏稱這兩個陣營在一定程度上屬于風格問題，其實所謂風格差異，乃是歐洲漢學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之別。有人統計，當時漢學西書作者共145人，美國為23人，其中一半不識中文 。落后的美國風格在近現代中國研究群體中更為突出。1936年費正清赴倫敦途中對全美各地的中國或遠東研究中心進行考察，發現研究方面進展不大，在職的少數研究人員中鮮有懂漢語者，對社會科學概念無知，無人是按照后來的7年制培養出來的。在此情況下，純粹美國陣營發揮組織優勢，一方面通過委員會聚合隊伍，壯大聲勢，如國會圖書館東方文物部的恒慕義(A.W.Hummel)和美國學部委員會合作，召集眾多學人乃至業余愛好者編撰《清代名人傳略》，另一方面則利用宗派情緒和排外傾向，排擠按歐洲方式專心研究和培養助手，不愿在遍及全國的各種委員會中浪費時間的葉理綏。1948年美國學部委員會決定將遠東研究會擴展為學會，葉理綏等12人被推薦為首屆理事。但有人提出增補加拿大的明義士(J.M.Menzies)進行差額選舉，結果唯一落選者正是公認水準最高的葉理綏。

　　集團協作和組織管理是美國中國學與歐洲漢學的重要區別，也是其優勢所在，至今仍為不少人所稱道，認為超越歐洲漢學的秘訣。然而，協作往往否認獨創，量的擴張有余，質的提高不足。費正清本人也承認，在《清代名人傳略》的編撰中，事實證明，我們這些外來者以及那些得到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受訓的特別研究生共約50人所作的貢獻，尚遠遠遜于恒慕義博士請來的兩位高級助理，即房兆楹、杜聯　 夫婦。 而組織管理則往往出現曲高和寡的局面，導致有術無學者排擠有學無術之人。

　　上述絕非全盤否認美國中國學脫離歐洲漢學走向獨立的意義，而旨在說明這一轉變并非全是凱歌式行進。其積極意義主要表現為：在分科研究的基礎上，政治、經濟、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人文學科的相關領域均出現一批中國研究專家，從而使研究更加專門化;各學科間的分工合作;重視與中國學者的交流合作;近現代成為研究重心。況且倒退受到兩種因素的抑制，其一，隨著美國經濟力量的增長和與亞洲聯系的密切，關注東方者日益增多，公私機構乃至個人陸續來華搜購文物文獻。后來中日關系緊張，戰云密布之中，大批文獻流往大洋彼岸。1941年3月8日上海各報所載恒慕義的講話稱：中國珍貴圖書，現正源源流入美國，舉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遺著，品類畢備。……月以千計，大都索價不昂，且有贈予美國各圖書館者，蓋不甘為日本人所攫，流入東土也。若干年前，北平有文化城之目，各方學者，薈萃于此，誠以中國四千余年以來之典章文物，集中北平各圖書館，應有盡有。自今而后，或將以華盛頓及美國各學府為研究所矣。 見多自然蔽少，畫鬼易畫人難，依據增加，論述反而無法隨心所欲。其二，為數不少的中國學術精英，因戰爭政局而滯留美國，相當程度上起了學術警察的作用，彌補了其本土學者的不足。為費正清所推重的楊聯升說：稍有識見的西人，已知治中國文史之學不與中國同行學人商量參閱而一意獨行者，只是膽大妄為而已。受此影響，美國學者的中文水準也相應提高。費正清后來即對近代中國的知識，中西文獻確是淵博 。

　　盡管如此，與巴黎漢學相比，美國中國學仍有兩方面根本倒退，其一是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的認識重新回到封閉與停滯的觀念。封閉論與停滯論是歐洲傳統漢學的典型特征，經過巴黎學派的艱辛努力，這一陋見根本轉變。伯希和說：居今日而言中國文化為純屬關閉，為從未接受外來影響，已人人知其非。然外來影響為一事，而中國能于外來影響之上，另表其獨特之標記，則又為一事也。中國之文化，不僅與其他古代文化并駕媲美，且能支持發揚，維數千年而不墜，蓋同時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現代之文化也。 繼夏德之后成為美國漢學泰斗的洛佛爾也持同樣觀念，他的興趣不限于過去和現在，用他自己的典型表述來說：‘我到處看見活力和進步，并寄希望于中國的未來。我相信她的文化將產生新事實和新思想，那時中國引起世界普遍關注的時代將到來。‘ 而費正清的沖擊-反應模式，很大程度上以中國傳統社會的封閉和停滯為前提。

　　其二，將中國研究由對人類文化的認識，重新降為功利目的的工具。學術當然具有功利作用，但并非研究目的，否則難求精深。美國的中國研究恰以功利性見長。其繁榮因此，其附庸同樣因此。在表面的獨立之下，長期存在簡單移植和模仿歐洲社會人文科學理論模式的弊端。19世紀以來，歐洲即為人類智慧發展的支配之源，至今沒有根本改變。巴黎學派能夠進入本國學術正統的殿堂，正因為它在發展人類智慧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不僅僅是追隨或享用其結晶。即使葛蘭言，至少在法國社會學派的宗教社會學發展史上，為第三階段的代表。 而美國的中國研究中，極少有以此成名的人物，使用的新理論，多為幾度轉手的陳貨，且未充分考慮生成和應用系統的文化差異，并做必要的調適。加上本世紀歐洲一般漢學家自詡為秘訣獨擅的運用類書法的影響， 多依賴索引找材料而非讀書，弊端之一是先入為主，弊端之二是見木不見林。結果，隨著研究陣容的日益擴大，對中國的認識反而越來越外在和支離。柯恩(P.A.Cohen)提出從中國內部發現歷史，或為隱約察覺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可惜藥不對癥，不從方法著眼，還會導致進一步的偏離。

　　第四節　　發現與發明

　　受國際漢學的影響，中國本部的學術也出現了四裔偏向，表現之一，研究領域偏重邊疆史地及中外交通。表現之二，胡適倡導的整理國故和傅斯年主張的史料學，不僅有歐美學術背景，還是歐洲漢學的影子。表現之三，釋古及社會性質論戰，都有以中國史實填充外來系統之嫌。這三方面現象，實有內在邏輯聯系。

　　道咸以來，海通大開，中外交涉增多，邊疆史地之學日見興盛，加以西方考古重心逐漸東移，中國邊疆及域外民族文物史料大量發現，刺激了相關研究的深入拓展。但更重要的背景原因，當是西學東漸，中體動搖，歐洲漢學挾此余威，由四裔而侵入腹心。近代學術史上的知名學者，鮮有不涉足相關領域。章炳麟、張爾田、鄧之誠、吳芳吉等人譏為趨時，固有正統衛道的偏見，但其中的合理因素是，中國學的核心主干仍應為純粹中國問題，或者說就中國學者而言，此較四裔更為重要，且為研究之歸宿，通四裔適以說明本部。狩野直喜主張先通曉本土再及域外，與此有一定程度的共識。 同時治學不僅在考證具體事物，更須顯現民族精神文化。由研究領域偏重四裔進而一味使用外來方法，反而有令固有文化失真的危險。胡適的整理國故，明白說來，即是以西洋人的‘漢學‘方法整理中國古書。傅斯年反對使用國學的含糊概念，其《史語所工作旨趣》聲明設所目的為使東方學中心從巴黎或京都移回北京。 1923年梁啟超指出國故學復活的原因，蓋由吾儕受外來學術之影響，采彼都治學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絕未注意之資料，映吾眼而忽瑩;昔人認為不可理之系統，經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語句，旋吾腦而忽暢。質言之，則吾儕所恃之利器，實‘洋貨‘也。坐是之故，吾儕每喜以歐美現代名物訓釋古書;甚或以歐美現代思想衡量古人。 然而，將國故以科學方法索引條理，令王國維擔心誤導后人一味找材料而不讀書，京都學派則感到如同讓峽谷風光沉沒于大壩之中。他們主張按照天然景色加以愛護并體會其韻味。 至于不同派別的釋古，以及熱鬧一時的社會性質論戰，更加削足適履地取舍史實以適應外來解釋框架。流風所被，等而下之者名為史觀實乃史抄。陳寅恪斷言外來理論若不與中國國情調適，必然難以持久，即指上述傾向。

　　四裔偏向也與中國學術的內在變化有關。梁啟超論及光宣以后學術復興的趨向，對于正統考據學這樣評價：但普通經學史學的考證，多已被前人做盡，因此他們要走偏鋒，為局部的研究。其時最流行的有幾種學問：一金石學;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學;三諸子學。這都是從漢學家門庭孳衍出來。 入民國后，這種狀況愈演愈烈。章炳麟譏諷道：近人言國學，于經則喜說《周易》，于文字則喜談龜甲，于子則喜解《墨辨》，以三者往往其義不可猝識，乃可任以己意穿鑿附會之，其韙非人與己皆不可為正，故無所不可，此所謂罔兩易圖狗馬難效也。 1934年2月，趙萬里對朱自清談論學術界大勢，認為材料不多而又思突過古人，所以時人皆不免鉆牛角尖之病。大抵吾輩生也晚，已無多門路可開矣。日本人則甚聰慧，不論上古史而獨埋首唐宋元諸史，故創獲獨多也。 這番話頗值得玩味。誠如傅斯年所說：學問之道不限國界，誠欲后來居上，理無固步自封。 但材料不足而欲突過前人，實乃近代學人愛走險道偏鋒的要因。治學一旦失去軌道，只求標新立異，則知稗販而不知深研，知捷獲而不知錯綜。以此求異前輩，而不知適為前輩所唾棄。

　　其實，中外學術，互有所長，本應各自揚長避短，優勢互補。巴黎漢學雖由四裔而溝通禹域，畢竟仍堅守四裔長技。如沙畹深用遜抑，自限于書本功夫與中外關系 ，伯希和更遠及中亞。日本發揚讀西書能力強于中國，讀漢文能力強于西洋 的特長，一面選擇歐美漢學鞭長莫及的所謂滿蒙、滿鮮，一面緣清學而深入腹心。中國學術所長，如1930年黃侃對來訪的吉川幸次郎所說：中國之學，不在發見，而在發明。 黃侃雖被譏為溫故不知新，此論卻不失為卓見。二者的區別，大體如王國維所說：一由細心苦讀以發現問題，一懸問題以覓材料。 而二者的關系，即新舊材料的關系。王國維、陳寅恪、伯希和、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中外前賢均主張盡量吸收新材料，但必須熟悉多數之匯集，才能利用少數脫離之片斷。 沒有發見，難以發明，不以發明為目的，則發見不過雜碎。不知新材料或不通舊材料而強作發明，更難免妄臆之弊。更為重要的是，發明者之極致，不專賴材料以征實，而是貫通古今中外，以實證虛。所以吉川幸次郎認為，即使被日本學者奉為權威的羅振玉、王國維，也不免有資料主義傾向。歐美乃至日本漢學家難以達到的化境，即陳寅恪所謂育于環境，本于遺傳的精神之學。留法三年的李思純說：法之治中國學者，其攻中國之事物凡兩途，其一探討古物，而為古物學之搜求，其一探討政制禮俗，而為社會學之搜求，然決未聞有專咀嚼唐詩宋詞以求其神味者。此無他，彼非鄙唐詩宋詞為不足道，彼實深知文學為物，有賴于民族之環境遺傳者至深，非可一蹴而幾也。 女作家陳學昭留法，在葛蘭言指導下撰寫關于中國詞的博士論文，陳本不懂詞，搜尋文獻后，明白葛氏所以要我寫關于中國的詞的論文，因為他自己不了解中國的詞。其論文連詞牌八聲甘州誤為入聲的常識錯誤都未予指正，便得到很好的評語而獲通過。 文學研究最易見外來方法的不適合。浦江清曾對朱自清談及：今日治中國學問皆用外國模型，此事無所謂優劣。惟如講中國文學史，必須用中國間架，不然則古人苦心俱抹殺矣。即如比興一端，無論合乎真實與否，其影響實大，許多詩人之作，皆著眼政治，此以西方間架論之，即當抹殺矣。

　　這種局限不僅在文學專科，更在于思維。擅長譯事的理雅格深得其中真味，認為中國文字不是字的代表，而是思想的符號，其于文中的結合不是來表現作者要說的，而是作者所思想的。 盡管沙畹于漢學及東方學，不但博覽旁通，知識淵博，且能明解中國禮教道德之精義，為其他西方學者之所不及 ，巴黎學派對于純粹中國問題依然難以深入堂奧。1931年2月吳宓訪歐與伯希和交談后慨嘆：然彼之工夫，純屬有形的研究，難以言精神文藝。 日本文學家長與善郎曾問長期在華的漢學名家小柳司氣太：關于漢學與一般中國文化之精密的科學的研究調查，是否日本比較中國本國猶其發達?是否漢學學者也是以日本的杰碩之士為多?小柳斷然答道：不，沒有那事。我已經七十歲了，直到今年一向是專攻這一門學問的，但像我這樣的人即使架上梯子也不能望其項背的偉大的學者，在中國還很多呢。只是那樣的人，都深居簡出而已。長與因而領悟到：關于中國一國知識的深邃、詳盡的地方，無論如何，自有其本土人的獨擅。在一件調查上，關于文獻，大抵不外既有之物，但每每在他國人不得寓目的事物里，卻含有那民族性格之文化的真面目與時代相的神髓的。假令歐美有篤學研究日本的人，關于日本的故事古典，即或較之日本一般學者知道的多，但我們也不能認為他比我們自己還能正確地全面地理解日本的。由于那種‘研究‘得到的知識，是會有想像與架空的地方的。同樣，某一土地上的事物，不是那土地上生長的人，總有學問所不及的地方。而且這也常是最緊要的地方。 那時日本學界已經意識到單純檢討素材的實證研究不能綜括中國學的全貌，待望著溶化進去富于人情氣息的東西 。

　　然而，在正統崩壞，中體動搖之下，中國學人陷入文化夾心狀態，大都偏于溫故不能知新與不溫故而求知新 ，或舍己從人，或抱殘守缺。如何超越保與棄的兩極，調適發揚，成為一大難題。清末以來的國學研究，在承繼清代樸學基礎上佐以歐洲漢學新法，創獲不少，弊亦隨之。邯鄲學步，反失其本。因為西洋學者受過各種史學輔助學科的專門訓練，是以他們對于中國民間故事、語言、禮制生活及歷史的特殊現象，比較中國本國的學者容易明白認識，這種現象在考古學、人類學、佛教、及中國周圍民族的語言各方面處處可見 。而批評者或持義理，或標通儒，責人雖中時弊，自己卻不免墨守與粗疏。結果，嘩眾取寵之士蔽于今和淺，而老師宿儒又不免蔽于古與博。 在京都學派看來，當今中國，因受西洋學問的影響而在中國學中提出新見解的學者決非少數，可是這種新涌現的學者往往在中國學基礎的經學方面根柢不堅，學殖不厚，而傳統的學者雖說知識淵博，因為不通最新的學術方法，在精巧的表達方面往往無法讓世界學者接受。 無本可據、無所適從的中國學人日益失去學術自信，處于世界學術邊緣的歐美漢學反而形成主導中國本土研究之勢。

　　時至今日，中國文史之學的最大隱患即為支離，表現一是發見多于發明。今人所見史料，超過近代學者，而讀懂史料的能力則遠不如之。因而治史一味追求方法模式，忽略文獻本身的解讀，從中發現史實及其內在聯系，往往以格義法解讀文本，并將自以為讀懂的部分史實抽出，甚至按圖索驥地找材料，附會于現成的解釋框架，大量未讀懂的部分則棄置不顧。于是，清代經學末流的字未識完而微言大義已出之弊變相盛行于近代史學，史實脫離相關語境，歷史和文化的內在聯系被割裂，格義附會而成的東西愈是自為系統，就愈是肢解真實系統。中國學者方法上不能跟隨幾經轉手的歐美中國學變化的頻率幅度，而以后來外在觀念斷章取義文獻，則有過之無不及。

　　二是分解中國文化的統一性。中國社會長期大小傳統并存互滲，小傳統往往由大傳統推演而成，不知其大，焉能識小?社會學人類學方法，受生成系統(無大傳統)和方法本身(重調查輕文獻)的制約，極易脫離大傳統而專就小傳統立論。結果，中國文化的統一性被人為肢解，精華難以充分展示。這勢必導致貶低其發展程度。葛蘭言的理論方法，之所以更容易在人類學和神話學范圍內產生影響，然后再反作用于漢學，原因在于其方法適用于前者，而與后者不相鑿納。當年松本信廣為葛蘭言辯護的依據，是認為葛氏的中國研究與杜爾干派的社會學者對世界各地的蒙昧民族研究結果一致，批評前者必須批評后者，反之，承認后者就必須承認前者。這正是將中國文化與所謂未開民族等同的典型表現。 欲救其弊，不僅視野應從四裔轉向內部，更重要的是方法須與對象吻合。

　　第五節　　同情式考述

　　從1920年代后半起，上述偏向引起越來越多的不滿。中國學術，本守中道，清中葉漢宋之爭大起，雖有統治者人為作祟，根源還在方法本身。歷史以人為中心，其發展包括人的有意識活動與社會有規律運動，歐洲學術因此分為人本與科學兩大派，相互競進，卻將本來統一的兩面割裂。漢宋之爭類此，言義理者鑿空，談考據則瑣碎。但歷史本身是兩位一體。清代考據正統，與歐西近代科學主義暗合，反而偏離中國學術傳統的大道。晚清各家因而多主調和漢宋。自歐化思潮風行，科學主義大行其道，而考據再興。1921年梁啟超演講中國歷史研究法，著重于史料的收輯和別擇，以致有許多人跟著往捷徑走 。后作補編，即突出廣，強調大規模的做史，想挽救已弊的風氣。錢穆、蒙文通、張蔭麟、蕭一山等人批評近人治史，群趨雜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節;否則空言史觀，游談無根 ，指責整理國故盲目的迷信外人，襲取皮毛，吐棄故籍，以考訂破壞為學，而譏博約者為粗疏 ，重提調和漢宋，主張通專并重，以專求通。與前此章炳麟、張爾田等人不同，他們吸取西學的研究和表述新法，與宋儒及清初學者的觀念方法融合，實際寫出作品。不過，具通識和著通史并非一事，通與不通，分別不在對象而在見識，加上變通經致用為通史致用，形通而實疏，則仍為蔽而不通，因而所獲承認有限。梁啟超的粗淺博雜，自認不諱。漸居主流的傅斯年等人，對成就較著的錢穆的著述主張也白眼相加。但同時史學二陳有意無意起而矯正時弊。陳垣以其治宗教史的嚴密轉治傳統正史政治史。主張用一時代之新材料治一時代之學問以預流的陳寅恪，則宣稱平生所知，仍限于禹域之內。所撰《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兩書，空論少而發明多，建設多而破壞少，推究淵源，明述系統，不具成見，實事求是，被評為異于時人所譏之瑣碎考據，亦異于剪裁陳言纂輯成書之史鈔，更大異于具有成見與含有宣傳性之史論，可一洗當時治史者喜稱專家，不識制度損益演變，多穿鑿附會一二事之流弊，為抗戰期間公認的佳作。有人因而以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稱贊二書。

　　在推重宋代學術一點上，陳寅恪與錢穆所見略同。他對錢著《先秦諸子系年》的評價遠較時流為高。此書寫成不久，顧頡剛代為申請列入《清華叢書》。列席審查三人中，馮友蘭主張改變體裁以便人閱，陳寅恪則認為自王國維后未見此等著作。雖因居少數而未獲通過，卻屢屢對人稱道推許此書稿。 不過，陳、錢二人所指宋代學術又有分別，治學路徑也不同。后者重在義理之學即一般所謂宋學，先以史證子治經，繼以經馭史，后來更偏于義理一端，形同以史注經，有違非碎無以立通以及義理自故實生 的初衷。義理之學，難以目驗，功夫不到，見識愈高，愈易逞臆玄談，似是而非。陳寅恪則推崇宋代學術的總體成就，尤其認為中國長于史學，歐洲長于哲學，且由宋代史學發掘出相應方法，由史見經(禮樂)。 他特重《資治通鑒》、《通鑒考異》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三書，由前者知著史須通古往今來大勢，不能僅見于個別史實;其次則明選擇取舍史料即由史料見史實真相的方法;后者為治史不僅了解故實，更須會通社會常情變態及個人心境，以顯現把握民族精神文化。其上溯宋代學術精義所創同情式考述史學，溝通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超越乾嘉考據和域外漢學，解文本以通史實，由史實以明語境，因語境而知人心，揚各家之長而抑其弊，且與中國史學特性相合，最宜于匡正中國研究的時弊。

　　中國歷來文獻遺留多而且連續一貫，文史之學的特征與特長均受此制約。清代學術詳于經史文本而忽略輔料故實，近人矯枉過正，每有脫離文本和正史的趨向。史料為史學基礎，所謂發明，即貫通新舊史料，揭示所含之事實、聯系與意義。欲通史料文獻，須知字義、故實及寓意。就此而論，治史有三重境界，一為從史料外面看，曰望文生義，格義附會。二為從史料里面看，曰信而有征，實事求是。三為從史料上面看，曰虛實互證，了解同情。后者須處處由第二重演進，最忌憑義理鑿空演繹。近代以來，文獻范圍大為擴展，地下遺文，域外文書，雜著實物，都入于治學正道，但仍有時間、主次之別。公認于史料最精博的陳寅恪，對此體會極深。他認為上古史料遺留不足，確證不易，反證亦難，加以所受訓練主要不在小學，因而一反潮流，自稱生平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雖然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提出了解移情，神游古人相同境界之說，實有寓貶于褒之意，而且其本人在史料不足處慎用此法。至于中古史，立論不難，反證亦易，于此一面主治制度文化，注意古人言行與社會生活制度的關系，從條文與實際的差異見社會常情與變態， 一面以詩文證史，虛實互證，既擴大史料范圍，更由事實深入人心。

　　最適宜同情式考述法的還在明清以降的近世和近代。史料愈近愈繁，不僅可辨事實真偽，更能洞悉具體語境。近代學者擁擠于古史狹境，忽視晚近歷史。或以為輕視考據治古代史固然不行，治近代史尚無大礙，實為謬見。對此陳寅恪的看法前后有所變化。本來他認為近世資料易得，立論不難，只是收集完整不易。但后來研究陳端升，特別是傾全力編寫《柳如是別傳》，則自稱將一生方法盡注于其中，而悵然于無人為之總結張大。解析此書，為一專門事業，得失見仁見智。惟前賢本意在于展現方法，而方法大要，與近來所謂語境法不無契合，即由前后左右書與前后左右事相互參證發明。其一，將合本子注法由單純比勘文獻進為揭示史實，讀通所有相關文獻的全部情節含義與了解相關人事的上下左右關系相輔相成。而且聯系并非就事論事，須通達古今中外，所謂治一字即一部文化史(歐美漢學家運用類書法之弊，在于脫離具體語境強引前后聯系，不免曲解原意)。其二，通曉文獻的情節含義和有關人事的語境，則歷史人物言行所由生的心境逐漸顯露，而文獻背后的潛意即作者的思想也將透出紙背。由此可見，虛實往往相對而言，實事未必實意，而實意常無實事直接表現。欲達此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之境，至關重要的一是解今典(魯迅亦稱為新典)，若純解古典，則只知字義，不明語境，不免望文生義，失之毫厘，謬之千里;二是注意具體殊境與社會常情變態的聯系和區別，若二者相混，或以后者代前者，則容易流于比附;三是所揭示的人心，與民族文化的一貫精神密切相關，而非一己隱私。 此法精要，在于讀史書與治史事相統一，證有形之事實與顯無形之精神相聯系，究個別人事與曉民族大義相貫通。

　　治學無成法，而有定規。此一靈魂之冒險事業，須發心自救 。而人的秉賦有別，往往難以兼具專精與博通。梁啟超和胡適在大刀闊斧與拿繡花針之間均不免臨歧徘徊，余者多隨性之所近，各執一端。唯有秉賦特異而天緣巧合者能夠既博且精，溝通兩面。梁啟超曾經感嘆：中國學問，本來是由幾位天才絕特的人‘妙手偶得‘，不如西方科學能夠傳承普及。 一般而言，固然如此，若論學術的高妙境界，則東西同理，所以古今中外學術之興替，與生理之傳承異，后來者未必居上。各領風騷數百年的大師，往往照遠不照近，只能高山仰止，無法代代相繼，更不必說長江后浪，青勝于藍。其原因不在有人無人，而是那種天才本為不世出，正所謂一線單傳，不絕如縷，非人多勢眾所能彌補。但其所昭示的軌則，懸空而實在，雖時為社會動蕩所牽引，仍然萬變不離其宗，后來者不能不受此無形制約。岡崎文夫在悼念王國維時說，中國學界的新傾向本應以王一派為指導，當然中國學界的現狀違背了這一預想。不過與其說我的預想是不對的，勿寧說混亂的中國現狀使學問的大潮流不能朝正常的方向發展。 其實，除了客觀原因，學術本身的性質更具有決定意義。近代中外學術發展變化的軌跡，便是最佳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