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方言研究有悠久的歷史和實地調查的優良傳統。如東漢應劭《風俗通義·序》記述古人：“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輏軒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于秘室。”西漢揚雄《答劉歆書》記述自己：“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

　　《韓國語教學與研究》(季刊)創刊于2012年，由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主辦。按照辦刊宗旨，嚴格把握宣傳導向，暢想主旋律，爭取社會效益、經濟效益雙收。目前，已出刊(014)期，發表300多篇論文。

　　標志著我國現代方言學肇始的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是趙先生與其助教楊時逢于1927年10月到12月對吳語33個調查點調查的材料總結。此后，大型的調查還有《湖北方言調查變調報告》(趙元任、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湖南方言調查報告》(丁聲樹、楊時逢、董同龢)、《云南方言調查報告》(丁聲樹、楊時逢、董同龢)、《四川方言調查報告》(丁聲樹、楊時逢、董同龢、周法高、劉念和)等等。

　　新中國成立后，在上世紀50～60年代，全國進行了近2000點的方言普查。這些調查是貫徹國家語言政策的重要措施，是為推廣普通話服務而進行的。本世紀以來，為達到弘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的目的，史無前例的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正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收集記錄口頭語言文化實態，建立了大規模的可持續增長的資料庫。

　　以上可見：從秦漢時期的古典方言學到現當代方言學，都是以實地調查為基礎的。

　　1982年9月29日，李榮先生在復旦大學舉行的吳語研究首次學術會議上做了題為《方言研究的若干問題》的學術報告(見《吳語論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又見《方言存稿》，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其中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研究語言，研究方言，都需要采集資料。……調查方言就是搜集資料，這是研究方言的基本功。不會調查，怎么說得上研究。你不調查，就不會鑒別、使用別人的調查成果。”

　　方言學是一門極為嚴密的學科，漢語方言現象十分豐富復雜，往往為人們始料所不及。目前開展的語言資源保護工程，要求每一個點都須分別記錄老男、老女、青男、青女的音系及某些語料，這是很有道理的，因為方言不斷演變發展，存在著新派和老派的不同，而且男女的語言習慣也常有不同，例如北京有“女國音”。當然，也可以在異地找發音人，例如在北京找蘇州人調查蘇州話，但在有限的發音人中沒有條件全面了解新老、男女的不同，而且有的發音人往往有個人習慣，其某些字音與當地普遍讀音不相符，不在當地，不找其他當地人核實，也就沒法鑒別。在記錄單字音時，有人在了解一個點的音系規律之后就用這個規律推測記音，這很危險，因為雖然每一個方言都在按自身的規律發展，但是規律之外也有例外，一般之外還有個別，遇到例外的情況，如果還按規則記錄，那就肯定會出錯。所以，研究方言必須依賴全面客觀的實地調查，探尋語言事實，這樣下結論才能言之有據。

　　理論來源于實踐，方言學的理論，只有在大量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才能建立;也只有客觀存在的方言事實，才是檢驗方言研究真理的標準。不進行實地調查，方言學研究猶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流不遠，難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