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國家高新區已邁入“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文中基于中國2003—2017年280個地級市的面板數據，將綠色工藝創新分為清潔生產技術創新和末端治理技術創新，采用雙重差分法評估了國家高新區的設立對綠色工藝創新能力的影響，并通過了反事實檢驗。研究結果顯示：國家高新區的設立能顯著促進綠色工藝創新;國家高新區的設立，對綠色工藝創新的影響存在區域異質性。具體而言，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國家高新區，能顯著促進清潔生產技術創新，而未促進末端治理技術創新，中部地區的國家高新區，對清潔生產技術創新和末端治理技術創新，都能帶來顯著的推動作用;從城市規模角度而言，中等規模的城市設立國家高新區，對綠色工藝創新無明顯作用，而大規模城市效果顯著，隨著城市規模進一步擴大，作用效果呈現逐漸減弱的狀態。

　　關鍵詞：國家高新區;綠色工藝創新;雙重差分法;反事實檢驗;異質性分析

　　0 引言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但環境污染問題卻日益嚴重。為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黨的十八大提出了綠色發展理念，黨的十九大報告也進一步提出“構建以市場為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要在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之間做到“雙贏”，實現高質量發展，綠色工藝創新是一

　　種有效的手段。綠色工藝創新是綠色創新的一個類別，指的是在產品生產流程中對生產工藝進行改良以達到低能耗、低污染的環保型技術。根據現有文獻，綠色工藝創新可以細分為2類，一類是清潔生產技術創新(cti)，指產品工藝本身技術含量的提高，以減少污染物排放，另一類則是末端治理技術創新(eti)，可以定義為對已排放污染物進行最后凈化，以減少污染排放強度[1]。通過清潔生產技術創新和末端治理技術創新，能夠有效地降低在生產流程上所排放的污染物，使產品更加綠色環保。國家高新技術產業園區(以下簡稱高新區)的建設，已經成為新時代落實“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戰略決策的重要抓手。1988年經國務院批準，設立了我國首個高新區——北京中關村，它設立的最初目的，就是將其建設成推動科技經濟一體化的示范區，通過園區建設引領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成為新的科技——經濟增長極。此后，高新區設立的數量不斷增多，并散發到全國各地。經過30多年的發展，至2018年，我國設立的高新區已經達到169家;至2017年，入駐高新區的高新技術企業已經達到52 000家，占全國的38%;共設立境外研發機構994家;同年園區研發投入共計6 163.9億元，園區GDP總和達9.52萬億元，占據國內生產總值的11.5%。因此，高新區在創新驅動發展的新時代下，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擔負著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引領傳統企業轉型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的重任。同時，國家高新區也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的新道路，成為帶動我國經濟科技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引擎。然而，我國高新區在發展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問題：政策模式趨同與目標行為差異[2];產業園區機制體制創新能力未能有效促進園區產業發展環境的優化;企業生產工藝高耗能、高污染的問題依然嚴重，未能達到“低碳環保”的標準，園區發展的可持續動力依然薄弱;出現了明顯的投入規模不經濟[3]、產業研發投入水平不高、科技競爭能力較低以及政府大規模干預等，這些問題都制約了高新區的綠色健康發展。因此，研究國家高新區的設立對綠色工藝創新能力的影響，對降低環境污染[4]、實現園區可持續發展、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1 文獻綜述及理論分析

　　1.1 文獻綜述隨著高新區的興起與發展，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其展開了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高新區自身績效的影響因素以及設立高新區的效果評估上。與文中密切相關的，體現在高新區的建設效果評價方面。Siegel et al.(2003)[5]以英國大學科技園區為樣本，發現位于大學科學園內的公司比不在大學科學園的同類公司具有更高的生產力;劉瑞明和趙仁杰(2015)[6]認為，設立國家高新區能顯著促進地區生產總值和人均生產總值的增長;周彩云和葛星(2020)[7]采用雙重差分傾向匹配得分模型，研究了高新區對綠色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發現，高新區的設立，能顯著促進綠色經濟增長;袁航和朱承亮(2018)[8]研究發現，國家高新區的設立，能顯著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的量，但對

　　產業結構高度化的質和產業結構合理化作用不明顯。除此之外，高新區作為眾多高新技術企業的聚集地，擔負著引領技術創新的重任，因此，也有眾多文獻探析了設立高新區的創新效應。Squicciarini(2008)[9]以及江兵(2018)[10]指出：企業入駐高新區，會顯著促進自身的創新水平;熊波和金麗雯(2019)[11]通過雙重差分法，研究我國高新區對城市創新能力的影響，結果發現，高新區的設立，能顯著提高城市的創新能力，并且城市創新能力受地區要素稟賦的影響;李政和楊思瑩(2019)[12]認為，設立高新區能顯著促進城市創新能力，并且由高新區帶動的投資集聚，是促進城市創新的主要原因。更進一步地，有文獻細入探究了高新區設立與綠色創新的關系。佘碩等(2019)

　　[13]從理論方面揭示了設立高新區是通過集聚驅動、結構驅動和規模約束驅動來提高省域綠色創新能力的，并進一步通過省域面板數據驗證了高新區對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高新區的設立，能顯著促進區域綠色創新水平;王巧等(2020)[14]通過雙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國家高新區對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結果發現，高新區的設立，能顯著提高城市綠色創新效率，同時作用效果存在區域異質性。綜上可知，高新區經過30多年的發展，為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然而，迄今為止，鮮有文獻細入關注高新區設立與綠色工藝創新的關系，因此，文中創新性地將高新區的設立看作一項政策沖擊，采用雙重差分法探究高新區的設立是否對綠色工藝創新帶來影響。 文中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將高新區的設立看作一項政策實驗，評估了其對綠色工藝創新的影響，豐富了關于綠色工藝創新因素方面的文獻。 以中國280個地級市樣本，構建基于實驗組和控制組對比分析的雙重差分模型，驗證高新區設立對綠色工藝創新的驅動效應，并通過反事實檢驗，驗證了結果的穩健性。 檢驗了高新區對綠色工藝創新影響的區域以及規模異質性。

　　1.2 影響機制高新區影響綠色工藝創新能力是通過以下三個途徑來實現的。其一，高新區很大程度上享受了國家的政策優惠。我國于1991年頒布的《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若干政策暫行規定》和《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稅收政策規定》，明確提出了入駐高新區的企業享有稅收優惠和資金信貸優惠，重點支持中小科技企業的發展;享有多種形式的風險投資基金引進的實施優惠細則;享有綜合性激勵政策，吸引更多的人力資源，以解決人才的后顧之憂;享有整合資源，吸引科技成果在高新區轉化政策，以及專利保護和科技獎勵優惠等。這些政策既鼓勵了企業進行創新，又縮減了企業的成本，使企業有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創新活動之中;近年來，隨著環保呼聲不斷高漲，政府頒布的環境保護政策和環境規制越發嚴格，迫使企業在生產工藝上進行創新，以做到更加低污染、低耗能[15-16]。因此，政府政策會對綠色工藝創新產生重要影響。其二，高新區的設立，不僅會使眾多高新技術企業在地理上形成集聚，同時也會促進高素質人才、研發資本、信息技術等創新資本的集聚，而這種集聚現象不僅會產生無意識知識外溢，即知識外部性，同時也會使入駐高新區的企業產生有意識的合作與競爭，處于“下風”的企業，便會被漸漸角逐掉，促使企業不得不進行創新，來提高自己的競爭力[17-21]。其三，高新區得天獨厚的產業環境、政策環境，使大量外資企業紛紛涌入，外資企業擁有的更先進、更環保的清潔生產技術和末端治理技術，被直接帶入到東道國，加劇了內資企業競爭，提高了企業的綠色工藝創新能力[22-25]。具體引導機制如圖1所示。

　　2 研究設計與數據

　　2.1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文中將高新區設立政策看作是一次準自然實驗，以中國2003—2017年間280個地級市數據為樣本，采用雙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評估國家高新區設立對綠色工藝創新能力的政策效果。根據雙重差分法模型設立的基本步驟，需要構建虛擬變量：①實驗組和控制組虛擬變量(treated)。在280個地級市樣本中，存在一個市設立多個高新區的現象，因此，根據國家高新區設立名單，將高新區與地級市進行匹配與篩選，最終確立至2017年已設立的高新區對應有143個地級市。因此，在280個地級市樣本中，這143個城市就構成“實驗組”，賦值為1(treated=1)，其余137個未設立國家高新區的城市，自然就構成“控制組”，賦值為0(treated=0);②政策時間虛擬變量(period)。在實驗組中，將受政策當年及以后影響賦值為1(period=1)，對政策實施之前賦值為0(period=0);據此，可將樣本分為四個組：不受政策影響的控制組(treated=0，period=0);受政策影響的控制組(treated=0，period=1);不受政策影響的實驗組(treated=1，period=0)以及受政策影響的實驗組(treated=1，period=1)。其中，2個虛擬變量的交乘項

　　treated×period便是政策實施所帶來的真實效應。由于高新區的設立不是集中批復的，故文中在變量的設置上與上述雙重差分法的普遍做法略有差異：將實驗組設立高新區當年及以后賦值為1，設立之前賦值為0，據此直接生成的虛擬變量did。同時，文中借鑒劉瑞明和趙仁杰(2015)[6]的做法，利用高新區虛擬變量did構造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雙重差分估計，檢驗國家高新區設立對綠色工藝創新能力的凈效應。具體回歸模型設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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