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保守國家秘密法》第一條“為保守國家秘密，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保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制定本法”、第三條“一切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國家秘密的義務”等的立法宗旨與原則，從反方向指出國家情報及保密工作的重要性。

　　我國情報活動所涉及的法律法規由于情報活動涉及社會、科技、經濟、知識、管理等眾多社會因素，應遵守國家已有的有關刑法、民法、行政法規和國家締約簽字的國際條約。

　　從本質上說情報是一種知識范疇，因此情報活動應遵守《知識產權法》，受到《知識產權法》的約束。此外，情報活動通常也同時涉及到科學情報活動、經濟情報活動、安全情報活動與軍事情報活動等國家和社會眾多方面。因此情報活動也應遵守國家《著作權法》、《專利法》、《版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合同法》、《刑法》、《保密法》及《商標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制約。我們從以上相關的法規中均可看到有著制約、管理、指引情報信息活動的法律條文。

　　如我國《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有下列侵犯商業秘密行為之一，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一)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的權利人的商業秘密的;(三)違反約定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經營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商業秘密：(一)以盜竊、利誘、脅迫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以前項手段獲取權利人的商業秘密;(三)違反約定或者違反權利人有關保守商業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許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業秘密。第三人明知或者應知前款所列違法行為，獲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業秘密，視為商業秘密。”以上兩個例子，就是國家通過立法的形式對市場經濟中合法商業情報活動的肯定與支持、保護。

　　我國的《專利權法》也有著相應的法律條文規定，第二十條“中國單位或者個人將其在國內完成的發明創造向外國申請專利的，應當先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申請專利，委托其指定的專利代理機構辦理，并遵守本法第四條的規定”、第六十四條“違反本法第二十條規定向外國申請專利，泄露國家秘密的，由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充分表明了國家對涉及國家秘密、重大科技成果等的國家保護。

　　由此可見，我國的情報活動所涉及的法律法規尚未形成一個系統的專題法案，而是根據社會活動的不同分散在若干法律法規中。情報學是信息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屬于交叉學科。因此情報學隨著信息學的快速發展而發展，快速變化而變化。情報學的健康、快速發展離不開相關法律法規的發展與保障。因此從我國目前情報活動所存在的法律問題上思考，有必要進一步加快加強情報學的法律建設工作。

　　對情報活動相關法律建設工作的幾點思考.

　　加強情報活動者法律意識和法律觀念社會信息需求的逐步增大成為了情報學發展的持續動力。情報具有著獨占性、時間性、地域性等特性，情報活動是解決知識或信息的特定提供與特定需求的一種社會活動， 因而情報活動應重視法律管理，以保護情報活動中的各種權益。

　　信息經濟學是情報學與經濟學結合的產物，表明情報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因素。在當今尖銳復雜的國際商戰中，圍繞經濟技術情報，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之間正不間斷地較量著。可以說哪個國家占有經濟情報，就意味著哪個國家經濟就能繁榮，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實。但在現實的情報活動中，經常能發現主體的著作權、版權、專利權、商標權及商業競爭秘密等被他人侵權、盜用后，作為被侵權主體的單位和個人卻不知用何種法律來保護，也不知怎樣用法律來保護。往往己方的合法權利受到侵犯卻只能怨天尤人。這種現象反映了情報活動主體的法律意識尚需加強。

　　另外，情報活動者在情報工作中，也存在為了己方的工作或私利，無意或有意地違法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乃至國家、政府機關、社會團體的涉密情報的現象。這表明了我國目前的情報活動者的法律意識較淡薄，法律素質較低，與現代科技法制化、經濟市場化的客觀要求不相符。因此，從事情報活動的生產者、管理者、利用者必須要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識，具有較強的法律意識，才能在情報活動中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同時，也能明確法律法規中所規定的情報與非情報、合法情報與非法情報的界限，不使己方情報活動違規。

　　健全相應情報活動所涉及的法律法規，充分保護情報活動中涉及的合法權益我國目前相關法律法規保護意識比較薄弱。從法源上看，盡管我國現已有了《知識產權法》、《保密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成文法律法規和各部委所發行的為數不少的行政管理辦法、管理條例。

　　但是很多權益受損者只希望通過經濟賠償來解決情報活動中的權益受損問題，而不是通過《刑法》來保護。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目前《刑法》中有關的條款還不很明確，從《刑法》及附屬的三次修正案來看，均未全面、具體地涉及情報信息工作。國家現行的《刑法》中有關情報活動內容僅限定與對國家涉密事件、重大商業秘密等小范圍情報活動進行約束。另一方面，《刑法》對違法刑事處罰上量刑尺度欠細化，臺階較高，而其他法律對違法處罰卻又僅限于行政處罰和經濟處罰方面，明顯不適合于現在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情報活動的實際情況。如《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條規定“給商業秘密的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也就是意味著違法的最大成本就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于商業泄密所造成的最惡劣影響相比，處罰明顯偏低，不符合《刑法》的罪刑相適應原則。

　　90年代以來，計算機、通訊技術在情報工作中的應用，極大地拓寬了情報工作的范圍，豐富了情報學理論研究的內容。在情報采集、加工、處理方面，數字化技術取得較大進展。現代情報技術的飛速發展，使得計算機網絡迅速發展。計算機網絡的迅速發展，一方面給全球信息資源共享帶來了方便，另一方面也給計算機網絡中用戶權益的保護帶來了一些弊端。這是因為，信息網絡中的信息量龐大，信息源頭和信息流向難以控制，信息盜用、信息改寫、信息污染等違法行為很難查證。

　　因此，信息網絡在為情報活動帶來信息流通量大與信息自由度高的同時，計算機網絡中用戶的權益缺乏法律保護，計算機網絡中盜用、歪曲、誣蔑、誹謗用戶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等違法行為難以發現，難以取證，用戶在計算機網絡中使用和發行的文學作品、藝術作品、科技作品及專利作品等極易被他人復制、修改、演繹或歪曲，而這些違法行為又很難查證清楚，主要是因計算機網絡技術使得犯罪查證難度與偵破難度加大所致。根據民法舉證責任的規定，通常被侵權者主張權益的同時須承擔舉證責任。而在計算機網絡條件下單憑個人很難收集到舉證所需的充足的證據。

　　加強情報專題法案活動的立法工作目前我國情報活動所涉及的法律法規散布與眾多法律條文和行政條款中，沒有形成一部單獨的情報活動法，這使得情報活動的法律地位不明顯、情報工作人員定位不明確、情報工作流程不規范、情報活動范圍不明確、情報信息不靈敏、情報活動的發展與時代科技的發展不配套。

　　從現實的角度來思考，情報工作人員自身工作定位不合理。社會上不少情報所的工作人員就是從圖書館人員轉變而來，思維上還沒有形成由傳統“材料核心”轉變為“知識核心”上來，待遇上與其他技術部門工作人員相比偏低，情報部門屬于“冷板凳”、“冰箱”。自然工作人員在職業認同方面、工作服務與創新意識方面、自我學習與知識體系完善方面缺乏主動性，這也造成了社會對情報工作的日趨重視和各情報所的作用偏低之間的矛盾。國家可以參照軍委、各部委的行政條例，嘗試建立以專門的“情報法”來保護、支持、指引國家各行業情報信息工作的正常、健康、快速發展。

　　另一方面，通過補充已有法律體系來確定適合于情報活動的法律體系。情報是一種特定需求與特定提供條件下的知識或信息，比如情報活動可在遵守國際慣例、民法、刑法、行政法規和知識產權法的基礎上，通過補充知識產權法中的計算機軟件權益保護內容、計算機網絡中用戶權益保護內容，以及通過補充保密法中的部分情報權益保護等內容，建立適合于情報活動的法律體系，逐步建立起與情報工作相適應的法律法規體系。完善國家情報信息法庫，以便使情報活動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

　　結語隨著經濟與科技的發展，情報學已成為21世紀的重要學科之一。它將緊緊地與高新技術結合在一起，逐步形成更加充實的學科體系與研究規范。

　　在探討情報活動的法律地位與作用的時候。我們必須牢牢把握情報學中的兩個重要思想：一是情報所傳遞的內容是信息;二是情報所傳遞的信息的目的是參與情報使用者的決策。從這兩點出發，我們能深刻地理解到情報工作對國家各方面的重要性。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對情報工作的日益重視，加強對情報活動的法律法規建設，尤其是未來“情報法”的專項法律建設也日趨重要。這將對情報學及情報活動的健康、快速發展起到不可低估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