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以人權保障為指導思想，對刑事訴訟的模式進行改造。新刑訴法通過引進、移植當事人主義訴訟中的對抗制因素，增強庭審中控辯雙方的對抗性，減少法官的職權因素;通過加強和擴充被告人的訴訟權利，使被告人的訴訟地位和防御能力得以提升。

　　在人民法院的刑事審判工作中，證人證言是一種使用頻率比較高、運用比較廣泛的重要證據。證人出庭作證是我國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制度，但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切實執行。證人出庭陳述證言，是我國刑事證據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人民法院處理刑事案件最普遍最常用的一種證據，它具有不可指定、不可替代的特點，在刑事證據法制體系中占有

　　重要地位。這是因為證人證言必須在法院上經過公訴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辯護人雙方詢問、質證，聽取各方證人的證言并且經過查實以后，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沒有證人出庭作證，詢問與質證就無法進行，不經過在法庭上控辯雙方的詢問與質證的證言，就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即使在法庭開庭前偵查人員和檢察人員搜集和掌握了大量的證人證言，并無前后不一，法庭開庭時除法律有特殊規定外，證人也必須出庭陳述其證言，經過控辯雙方詢問、質證和法庭查實后，才能取得真實和合法性，而作為定案的根據。

　　然而從新《刑事訴訟法》的實施過程來看，證人出庭率是非常低的，證人出庭難成為法院倍感困惑而又無可奈何的問題。尤其是那些判處死刑的案件，嚴重案件中的關鍵證人，以及某些疑難案件中被告不服指控，對證詞有爭議的案件中的證人不出庭，對于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司法公正是極為不利的。

　　證人不愿出庭作證的原因很多，包括文化方面的、心理方面的、經濟方面的、社會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現行立法及司法體制上也存在著不利于貫徹證人出庭作證的現實癥結，不解決這一問題，刑事庭審方式則有重回老路的趨勢。本文擬以此為切入點，闡述刑事訴訟中證人出庭制度及證人出庭作證的重要意義，分析證人出庭率過低的原因和危害，從如何保障證人的權益為出發點，使證人能夠自愿出庭作證，提出完善我國證人保護制度和完善出庭作證制度的構想，促使證人出庭作證問題逐步得到解決，實現法院“控辯式”審判方式改革的功效，實現司法公正。

　　一、證人出庭作證的必要性

　　(一)證人出庭作證的涵義

　　所謂刑事證人出庭作證，是指刑事證人在法院開庭審理案件過程中，出席法庭，當庭陳述和回答本人知道的案件事實。證人出庭作證一直是訴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公民的一項法律義務，是法庭查明案件的一種重要方式。法院開庭審判的目的就在于查清案件事實，而對案件事實的認定，主要是對證明事實的證據的認證，證據只有在法庭上經質證并查實后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因此，證據在法庭上出示質證，是整個庭審活動的中心，它是《刑事訴訟法》對庭審方式規定所要求的。

　　(二)證人不出庭形成的負面影響

　　證人出庭作證，是現代訴訟制度的基本要求。因為在現代訴訟制度，尤其是在控辯雙方向法庭舉證的訴訟情景中，證人出庭作證才能具備基本的訴訟條件。因為只有證人到庭，才能實現當事人對原始人證的詢問和反詢問，才能有效地對原始人證進行質證。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證人作證審查方式是交叉詢問為主與法官詢問為輔的制度，也就是說，證人應當出庭，接受以交叉詢問方式進行的質證，必要時還需要接受法官詢問，從而使法庭能夠直接審查證人的作證資格、證人的感知能力、記憶能力、表達能力以及主、客觀因素對證人作證的影響，以便辨別證言的真偽。證人不出庭作證，對審判的公正性帶來一系列不良的影響：

　　1、阻礙了庭審方式改革的推進。

　　這些改革進一步地體現了控審分離的精神，由此塑造了一種帶有當事人主義特征的新型訴訟模式--控辯式訴訟模式。“實現結果公正是通過程序公正來體現和保障的，沒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難說會有實體的公正。實現結果公正的程序路徑應是：承認控辯雙方的不同利益，給予控辯雙方充分展示矛盾，闡述觀點、意見和要求的機會，裁判者在兼聽的基礎上作出裁判。也就是說，裁判結果的公正有賴于控辯雙方的程序性對抗，且對抗越充分，就越有利于公正的實現。”[1]如果公訴人能夠在法庭上明確地提出自己的意見，辯方與公訴人意見不同的話，就可以有針對性地反駁公訴人的建議，這樣就可以與公訴人展開辯論，訴訟環節即體現出了明顯的對抗性，使刑事審判的抗辯性得到了加強。

　　在辯論中，辯方能夠有機會在法庭上將支持自己意見的理由和證人證言得以充分展示，這種辯論為辯方拓展出一個新的辯護空間。如果訴訟各方在每一個法律適用過程中都能對證人證言進行對質并證明自己的主張，真相就更可能產生，法律也可得到正確的適用，從而使程序產生公正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