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由于光盤技術及萬維網(WWW)的廣泛應用，電子超文本正在迅速深入我們的生活。它既是一種新技術，又代表了一種新理念。這種理念與后結構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對此，超文本理論家公開予以承認。蘭道便指出：超文本與晚近文本及批評理論頗多共同之處。

　　關鍵詞：互文性,電子超文本,網絡

　　超文本重新提出了巴特和德里達關于作者、讀者及他們所閱讀的文本的早已有之的假設;為超文本提供了標志性特點之一的電子鏈接，也將朱麗亞·克里絲蒂娃關于互文性的觀念具體化了。超文本的觀念成型與后結構主義的發展幾乎同時，但它們的會聚并非僅屬偶然，因為二者都源于對印刷書籍和層系思想這類相關現象的不滿。[1]波斯特也認為：“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價值在于，它非常適合于分析被電子媒介的獨特語言特質所浸透的文化。”[2]這種理論價值的重要體現之一，便是關于“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譯“文本間性”)的主張與實踐。

　　一 “互文性”的背景

　　“互文性”一詞源于拉丁文intertexto，意為在編織時加以混合。在文學理論中，“互文性”是一個專門的術語，意指通過歸因發現某一文本(或意義)是從其它文本(或意義)中析取或據以建構的。它著眼于特定文本(或意義)與其它文本(或意義)的聯系。互文性是廣泛存在的。兼綜諸說的教材或旁征博引的史書固然頗富互文性，即使是號稱“獨創”的文學作品，同樣依靠互文性來建構與展示自己的內涵，用典就是訴諸互文性的常見手法之一。當然，互文性并非單指文本之間的關系而言，歷史的、社會的條件同樣是改變與影響文學實踐的重要因素，讀者先前的閱讀經歷、知識儲備和在文化環境所處的地位也形成至關緊要的互文性。互文性雖然廣泛存在，但學術界公認它作為術語是20世紀60年代后期由克里絲蒂娃發明的。

　　朱麗亞·克里絲蒂娃(Julia Kristeva，1941-)是法國精神分析學家、語言學教授、符號學家、小說家與修辭學家，歐美學術界知名的學者。她于1964年從保加利亞來到巴黎攻讀博士學位，自此定居于法國。1968年，她加入了左翼學生運動。1973年獲得博士學位，學位論文于1984年以《詩歌語言中的革命》為題出版。1974年起，她在巴黎大學擔任語言學教師，并不時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開課。她的學術生涯是從語言學開始的。其后，她吸收了弗洛依德與拉康的演說，變成了精神分析學家，但又將這些先驅者的學說與后現代語境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出版的著作涉及符號學、文學批評、心理分析、哲學、政治學、神學，以至于半自傳體的小說。克里絲蒂娃曾以其學術貢獻獲法國政府獎勵。

　　在《詞語，對話與小說》等論文中，克里絲蒂娃試圖打破關于文本系由作者所規定的傳統觀念，主張一切能指系統都是由它們對先前能指系統的變形方式所界定的。文本并不單純是某一作者的產品，而是它對其它文本、對語言結構本身的聯系的產品。根據她的看法，“任何文本都是作為引文的馬賽克被建構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熔鑄與變形”，[3]任何文本都受讀者已經閱讀的其它文本及讀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影響。在博士論文《詩歌語言中的革命》里，克里絲蒂娃進一步發展了互文性的概念。弗洛依德曾經區分出在無意識中起作用的四種過程，即壓縮(condensation)、移置(displacement)、視象(visual images)與潤飾(secondary elaboration)。[4]克里絲蒂娃加上了另一種過程，即從一種符號系統向另一種符號系統的變換(transposition)。在上述過程中，舊的系統被解構，新的系統得以產生。新的系統可能運用同樣的或不同的能指材料，變化多端的諸多意義彼此交迭，這就是互文性的由來。“互文性”這一范疇表明：每個文本都存在于與其它文本的關系之中。事實上，與文本及其生產者的關系相比，文本之間的相互關系重要得多。既有的文本為其它文本的創造與闡釋提供上下文。從文體學的觀點來看，正是將特定文本定位于某種文體，才能對它進行恰當的說明。不過，互文性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文體學概念。因為它反映了文本邊界的流動性，同時也表現了文體功能的某些混合。寫實小說(faction)可以為例，它是“事實”(fact)與“虛構”(fiction)的融合。

　　克里絲蒂娃提出“互文性”的概念，所針對的是將文本視為自足的封閉實體的傳統。她宣稱任何文本都是對其它文本的吸收與變形。這一范疇獲得了其它后結構主義者的首肯。巴特探討了在文學背景中的互文性，得出了任何文本都是過去的引文的新織物的看法。德里達則將互文性確認為文學研究的唯一方式，將文本理解為自我參照的系統。不僅如此，“互文性”是相當寬泛的，不只適用于文本之間、書本與作者之間的關系，而且適用于文本與前在的能指系統的關系。所謂“能指系統”，可能包括社會話語的“文本”或主體身分。它因此可以理解為一種不求助于傳統作者觀念的解釋文學與非文學的材料的作用的方式。自足的、密封的、置前景的能指系統被轉換成為有所待的、開放的、置后景的能指系統，編寫也成了反復再反復、重寫再重寫的過程。

　　二 互文性與解構

　　德里達以對西方從柏拉圖以來重語音輕文字的傳統的批判樹起了迥異于索緒爾所代表的結構主義的旗幟。他不僅著力避免在賦予“所謂時間上的語音實體”以特權的同時排斥“空間上的書寫實體”，而且將賦意過程看成一種差異的形式游戲。他說：“差異游戲必須先假定綜合和參照，它們在任何時刻或任何意義上，都禁止這樣一種單一的要素(自身在場并且僅僅指涉自身)。無論在口頭話語還是在文字話語的體系中，每個要素作為符號起作用，就必須具備指涉另一個自身并非簡單在場的要素。這一交織的結果就導致了每一個‘要素’(語音素或文字素)，都建立在符號鏈上或系統的其他要素的蹤跡上。這一交織和織品僅僅是在另一個文本的變化中產生出來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統中，不存在任何簡單在場或不在場的東西。只有差異和蹤跡、蹤跡之蹤跡遍布四處。”[5]德里達作為前提加以肯定的綜合和參照，并非發生于文本內部，而是發生于文本之間。作為閱讀對象的特定文本是在場的，但它的意義不能由自身的指涉獲得，而只能在與不在場的其它要素的聯系中賦予。因此，他的理論與克里絲蒂娃關于互文性的主張是同氣相求同，同聲相應的。

　　德里達發明了“延異”(differance)這一新詞來概括文字以在場和不在場這一對立為基礎的運動。根據他的解說，延異是差異、差異之蹤跡的系統游戲，也是“間隔”的系統游戲，正是通過“間隔”，要素之間才相互聯系起來。這一解釋完全可以移用來說明電子超文本的特性。電子超文本的基本要素是一個個的文本單位，這些文本單位因為彼此之間存在間隔(不構成連續文本)，才得以組成超文本，就此而言，間隔是積極的，是聯想生成的空間。當然，間隔使得這些文本單位彼此之間存在差異，這些差異使得錨地的在場與否成為一種懸念，當我們點擊網頁上的鏈接、在經歷了需要耐心的等待之后迎來的是瀏覽器上“此頁不存在”的提示之后，完全可以體驗到間隔本身的消極性(這是閱讀連續文本時體驗不到的)。構成文本單位之聯系的鏈接因為這些單位之間的差異而得以延續(從一個頁面指向另一個頁面);反過來，鏈接本身又因為上述延續而產生變異(頁1與頁2的鏈接并非頁2與頁3的鏈接)。這種因異而延、因延而異的運動正是電子超文本所固有的。誠如德里達所言，“作為文字的間隔是主體退席的過程，是主體成為無意識的過程。”[6]因為有間隔，鏈接才成為必要;因為有鏈接，間隔才不是純然無物的空白，而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文字。間隔出現時，原有的閱讀或編寫中斷，主體從而退席;但是，這種退席與其說是撒手而去，還不如說是新的出席的準備。間隔也促成了用戶心理由意識向無意識的轉化，這種轉化不過是相反的心理運動的前導。在等待原有的文本退場、新的文本出場之際，電子超文本網絡的用戶盡可抓緊時間從事其它活動(打開另一個瀏覽器窗口，喝茶等)。因此，間隔增加了信息接受過程中的干擾。但是，這段時間亦可被用戶作為反思之用，有助于從新的內心視點審察先前瀏覽的文本，因此，間隔又增強了信息接受過程中的理性精神。這就是超文本的間隔所包含的辯證法。 德里達所鑄造的“延異”一詞，表明了后結構主義與自己的前身的差別。結構主義看重共時性而非歷時性，認為結構的各種要素是同時出現的。相比之下，德里達則注意到要素在時間上的差異。“延異”之延，正是時間性的;“延異”之異，才是空間性的。因此，“延異”恰好是時空的統一。理解“延異”這一概念對把握超文本的特性大有裨益。超文本的多種路徑可以通過地圖等形式在空間中展示出來，但是，對于這些路徑卻不能同時加以探尋。因此，超文本的結構本身就包含了時間與空間的矛盾。當用戶選中某一種路徑時，其它路徑在空間上便由在場轉化為不在場，對它們的探尋相應也就被延緩下來。當然，這種延緩并不是結構的破壞，而是超文本的結構魅力之所在：在每次探尋之外總是存在新的探尋的可能性，路外有路，山外有山，峰回路轉，奧妙無窮。德里達所謂“延異”實際上是將結構理解成為無限開放的“意指鏈”(a chain of signification)，而超文本則使這種意指鏈從觀念轉化為物理存在，從而創造了新的文本空間。

　　德里達還使用“播撒”來表達一切文字固有的能力，揭示意義的特性和文本的文本性。在德里達看來，意義就像播種時四處分撒的種子一樣，沒有任何中心，而且不斷變化;文本不再是自我完足的結構，而是曲徑通幽的解構世界。不存在所謂終極意義，那么，表意活動的游戲就擁有了無限的境地。這個隱喻同樣可以移用來概括編寫與閱讀電子超文本時意義的變化。如果說線性文本強調文本的內部關系、因而強調意義的會聚性(所謂“主題”正是這種會聚性的概括)的話，那么，超文本則更為重視文本的外部關系，因而使意義的發散性顯得相當重要。漫游于電子超文本網絡之中，我們從一個頁面進入另一個頁面，也就是從一個語境進入另一個語境，這種運動是隨著我們的興趣而延續的，通過閱讀所把握的意義隨著上述運動而“播撒”，無所謂中心，也無所謂終極。即使上網時心存中心(例如搜尋特定主題的資料)，這種中心也為電子超文本網絡的特性所消解;即使上網作為一種活動存在為用戶的時間和支付能力所決定的間斷，但這種間斷并不是發展的螺旋式上升，亦非對終極意義的領悟，不過是新的漫游的準備。 我國古代治學傳統中，早就有“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的分別。德里達眼里的讀者，同樣有著重主觀與重客觀的分野。重主觀的讀者自以為有權力隨便增添什么東西，重客觀的讀者則拘謹得不敢投入任何自己的東西。德里達認為這兩類人都不懂得閱讀，要求超出二者之外而進行解構閱讀。解構閱讀是文本自身解構而造成的意義播撒(dissemination of meaning)，依賴于文本而又不為文本所囿。它不追求思想和表達的連貫性，也不追求傳統意義上的闡釋或說明。它強調互文性，企圖抹去學科界線，這在精神上與超文本相通。

　　德里達認為解構是“編寫和提出另一個文本的一種方式”。[7]超文本的閱讀同時也是編寫。網上一位知名作者指出：“眾所周知，解構閱讀和傳統閱讀的最大區別在于‘可寫’和‘可讀’，傳統閱讀是重復性的可讀，解構閱讀是批判性的可寫。……網絡上面的聯手小說，正是這么一種解構閱讀產生的怪胎：沒有刻意安排好的故事線索，沒有什么主旨、主旋律之類的群眾倫理訴求。每個續寫者都只是他對于原來的文章進行解構閱讀后的主觀觀察和本體理解，他沒有也不肯去猜想故事是否有著在公認價值體系下的統一所指，在網絡聯手的過程中，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聯手者來自各種不同的社會價值環境。”作者參預發起的網絡聯手小說《守門》(http://eway.963.net)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用一個虛構的角色參加進去。“角色扮演類型的《守門》讓每個人保留的獨自的視覺，任何場景和事件都是個體的感受，與他人所知無關，這是一種最為自由的個人精神的張揚。在這樣的網絡聯手小說中，道德、價值觀念、文筆、風格都成為了段落性的個別東西，整個情節發展只有能指，沒有所指。重復的只是某一個具體生命由于其經歷和所思所感在一次敘述中的表露，那不是歷史道德的積累，也不需要反映狹隘區域利益的法規。在傳統媒體社會中，個體生命感覺的文化表達總是很難擁有最大傳播范圍的可能，而網絡角色扮演小說讓這種個人自由敘事倫理得到一個最廣闊的相容空間，網絡社會環境確實是解構主義的一個最大最好的舞臺。”[8]

　　三 互文性與本文

　　后現代主義強調能指與所指的分裂，巴特就是如此。巴特原來是個結構主義者，在1968年“五月風暴”失敗之后倒戈，對結構主義的美學理論和批評方法加以批判，從而轉向后結構主義。巴特反對結構主義試圖從一個故事中抽取模型、從模型中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敘事結構、再將這一結構應用于其它故事的做法，主張將“本文”與“作品”加以區別。根據他的看法，“作品”的概念是相對于結構主義而言的。作品中的能指與所指相互統一，存在固定的、對應的象征意義，存在作為最終探索目標的所指或意義的結構。閱讀的意義就在于探尋這種結構。“本文”的概念則是巴特新創的。本文是能指的天地。能指與所指相分裂，彼此之間發生了自由的、無目的的意指，這是一種無窮無盡的象征活動，由此而產生的任何意義都是隨時生滅的，沒有中心、沒有連貫。對“作品”的閱讀僅僅是一種理解、一種文化消費，而對本文的閱讀則是一種創造，這種創造實際上是一種游戲。巴特的《S/Z》一書，既為后結構主義樹立了閱讀范例，又為超文本閱讀開了先河。這本書將巴爾扎克的短篇小說《薩拉辛》切成561個閱讀單元，逐一進行討論，然后以令人驚訝的錯綜復雜的方式將這些討論組織成交叉參考，在這一過程中生產出篇幅遠過于原作的文本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