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中部地區農民工輸出重鎮湖北省、江西省、安徽省農民工就業現狀調查數據為依托，采取多元回歸Logistic模型，分析農民工人力資本與農民工職業選擇問題。研究表明，年齡、文化程度、性別、培訓、經驗和健康等變量與外出農民工職業選擇總體顯著相關，但各變量對各行業的影響程度和方向存在差異，導致農民工職業流向和選擇差異。政府應加強農民工職業教育提升農民工人力資本，實現農民工從體能型向技能型轉變;進一步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保障農民工勞動健康;城鄉、產業融合促進農民工回流創業就業破解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關鍵詞：職業選擇;供給側改革;農民工;人力資本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經濟新常態下推動經濟轉型，實現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重大舉措。經濟增長速度顯著下降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突出表征之一。2015年和201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分別只有6.9%，6.7%，大大低于改革開放后9.66%的年均增長率。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同時，產業結構也在逐漸發生變化，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逐漸下降，而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則不斷上升。截至2016年第3季度，第二產業產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下降到39.73%，較2012年第二季度下降了5.7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產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12年第二季度的45.38%上升到52.3%，上升了6.92個百分點[1]。不同于之前宏觀調控采用的需求管理，其通過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達到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增強經濟增長動力的目的[2]。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在城市用工需求和農村勞動力過剩的推拉作用下，大批農民工未經技能培訓學習直接被吸引到城市中低端崗位就業，他們不計成本的辛勤勞作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和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經濟轉型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深入，為農民工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的傳統產業面臨著資源整合、淘汰落后產能的挑戰[3]，與此同時，新經濟新業態不斷衍生并迅速發展，包括互聯網+在內的新興業態，充分發揮新常態下新舊產業發展轉換功能，取得迅猛發展，吸納大量勞動就業人員[4]，但新崗位需要有文化、懂技術的高技能人才來勝任。供給側改革，大眾創業熱情充分釋放，從密集型企業流出的人才可能進行自主創業，根據自己原有的資源和渠道打出一片天地，資本總體加速向三產集聚，第三產業增長貢獻較為突出。新型現代化農業，不再單純需要過去僅依靠經驗進行生產的傳統農民，而是需要一大批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道德水準和思想覺悟，對農業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資源利用、食品安全負有一定責任感和使命感，能夠掌握現代科技，熟練運用現代生產要素進行生產，更有甚者，還需要具備一定的農業產業化經營能力和管理能力的綜合素質較高的職業農民[5]。供給側改革在傳統產業行業被整合、被淘汰的同時，創造出許多新行業、新職業、新崗位。供給側改革必將改變農民工傳統就業結構，面對供給側結構改革，農民工期望朝智能高端技能產業方向轉型，但許多農民工文化基礎單薄、技能更新緩慢，難于滿足智能企業的用工需求。人職匹配理論認為，不同勞動者有不同的個體特征，每種職業對勞動者能力、知識、技能等也有不同要求。勞動者依據自己的能力特征，選擇合適的行業才能獲得效用最大化[6]。如何提高供給側改革中農民工的職業選擇能力，實現充分就業、理想就業、最大效用就業是新時代解決農村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關鍵和難點。

　　本文從職業選擇視角出發，以中部地區農民工輸出重鎮湖北省、江西省、安徽省農民工就業現狀調查數據為依托，采取多元回歸 Logistic 模型，分析農民工人力資本因素與職業選擇的關聯性，以其幫助供給側改革中的農民工實現充分就業和理想就業、改善農民工的經濟待遇與社會地位、破解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提供一些參考性的建議與對策。1 數據與變量說明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對長江經濟帶中游地區的湖北省、江西省和安徽省農民工的供給側改革、產業轉型升級就業現狀調查，調查對象為20～60歲農民工，此次調查共發問卷400份，剔除相關缺失值和不符合要求的樣本，收回有效問卷342份。調查范圍比較廣，主要涉及現代制造業(機械工業、食品工業、紡織工業、電子工業等)、建筑業(房屋和土木工程建筑、建筑安裝、建筑維修等)、數字經濟服務業(現代物流、快遞、外買、市場營銷等)、住宿餐飲服務業(住宿餐飲、現代家政、清潔、保安等)、交通運輸業(網約車、物流運輸、工程運輸等)、現代農業(綠色農業、健康農業、觀光農業等)等領域，樣本案例分布詳見表1。

　　人力資本是由人力投資形成的存在于個人體內的知識、技能、健康等能夠增值的具有資本特性的因素之和。根據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7]，農民工之所以面臨不同的職業選擇，原因在于個體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職業匹配。教育和培訓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形式，文化程度代表農民工接受教育的程度，文化程度越高、年齡較輕越容易接受新知識和新技能，越有機會擁有和從事較高技能的職業和具有較高的工資收入[8];培訓就是培養+訓練，是給有經驗或無經驗的受訓者傳授某種行為必需的思維認知、基本知識和技能的過程，是農民工接受新知識、提升個人能力、工作能力實現高質量的就業有效途徑。外出打工年限和城市工作經歷可衡量農民工外出打工經驗，也是人力資本的組成部分。健康的體魄是做好任何工作的前提。因此，本文選取人力資本作為自變量(解釋變量)，并把年齡、文化程度、性別、培訓、經驗和健康狀況作為影響因子;將行業作為因變量(被解釋變量)，并且依據農民工現行就業行業現狀，把行業分為六大類：現代制造業、建筑業、數字經濟服務業、住宿餐飲服務業、交通運輸業和現代農業。采用SPSS 22.0多元回歸 Logistic 模型，對農民工職業選擇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2 建模與實證分析

　　為了說明人力資本各因素對農民工職業選擇概率的影響，本文選擇現代農業作為參考類別，便于農民工從熟悉的視角發現其他行業職業特點和要求，便于增加行業間的可比性，便于農民工做出最后職業選擇。

　　回歸結果表明，相對于選擇現代農業的返鄉農民工，年齡、文化程度、性別、培訓、經驗和健康等變量與外出農民工職業選擇總體顯著相關(P<0.05)，說明是影響農民工職業選擇的因素。但各變量對各行業的影響程度和方向存在差異，最終導致了農民工職業流向和選擇差異及職業的多樣性。總體來說，年齡對現代制造業、建筑業、數字經濟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影響顯著并呈負相關，說明這些行業要求年輕從業者，而住宿餐飲服務業則主要吸納年齡偏大的農民工;文化程度對現代制造業影響顯著，說明智能制造給員工提出了較高要求;現代制造業和交通運輸業對培訓和經驗要求顯著，說明這些行業職業技能要求復雜并不斷更新，員工完成的不僅是簡單勞動;而幾乎所有行業都要求從業人員身體健康，說明身體是工作的本錢;性別僅在數字經濟服務業、住宿餐飲服務業影響顯著，大多數行業職業性別差異不大。

　　2.1 現代制造業職業選擇與分析

　　中國是制造業大國，傳統制造業以手工生產為主，技術含量不高，對勞動力的學歷、年齡要求不高，吸引大量農民工就業并為中國制造做出不小貢獻。本回歸結果表明現代制造業(智能制造企業)對文化程度顯著相關(B=1.235，P=0.003)，從業人員主要是高中或大專及以上學歷農民工，同時與培訓和經驗也顯著相關(B=1.630，P=0.036和B=2.720，P=0.003)，說明供給側改革我國現代制造業開始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能密集型轉化，智能制造需要高素質、高技能勞動者支撐。年齡負相關顯著、健康正相關顯著，說明年齡偏大、技能水平難于更新和身體條件不能滿足知識技能更新的農民工難于從事現代制造業。現代制造業吸收電子通信、計算機等方面的高新技術成果，同時呈現出制造業與服務業既分工又融合的特點，對員工要求較高，農民工穩定現代制造業就業留城愿望更易實現。因此，很多受教育程度較高年輕農民工也開始選擇現代制造業，這無疑有利于我國現代制造業的良性發展，有利于“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

　　2.2 建筑業職業選擇與分析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顯示，2017年末，我國建筑業從業人員達到26 432萬人，占總人口139 008萬人的19%，占就業總人口77 640萬人的34%[9]，是農民工從業人數第二多的行業。建筑業在吸納農村轉移人口就業，推進工業化、城鎮化建設和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顯著作用。從回歸結果看，建筑業從業人員在文化程度、性別、經驗等方面都沒有顯著影響，培訓呈顯著負相關(B=-1.645，P=0.020)，屬于勞動密集行業，從業準入門檻低，工種類別繁多，與我國農民工特別是第一代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特征相匹配，所以，許多農民工選擇建筑業就業。當前工地建筑行業的勞動強度非常高，每周工作時間在60 h及以上，工地的高勞動強度是“趕工游戲”下的結果，即根據工作量和工程進度給付工資，工人因此自我逐利，不斷超額甚至超負荷完成工作量，以盡可能爭取更高工資[10]。所以，建筑業農民工賺取的是地地道道辛苦錢，而且工作場地流動、工地噪聲繁雜，要求從業人員身體健康、年輕，這與回歸結果建筑業與年齡負相關顯著、健康正相關顯著相一致(B=-0.809，P=0.029和B=1.163，P=0.036)。

　　2.3 數字經濟服務業職業選擇與分析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數字化革命帶來的服務業升級成為今年中國經濟的一大亮點。我國快遞業年均新增就業崗位約20萬個，就業總人數大約有600余萬人[11];外賣平臺送餐員75%來自農村[12]。從回歸結果看，數字經濟服務業與年齡呈顯著負相關(B=-3.041，P=0.000)、與培訓呈顯著負相關(B=-3.621，P=0.002)，適合年輕沒有專業技能或年輕沒有工作經驗的農民工就業，大批沒有智能制造技能的農民工被吸引分流過來。據統計美團騎手工資高于傳統制造業收入，而且時間上也相對自由。因此，數字經濟服務業非常適合剛就業、沒有工作經驗、渴望高收入和相對自由的年輕人。由于數字經濟服務業的快速發展，服務業已成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產業，2019年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53.9%。而且只有很小一部分完成了數字化轉型，80%的服務業還處于傳統模式[9]。因此，數字經濟服務業將是我國經濟重要的增長點，也將是未來農民工就業的主戰場之一。但是，從回歸結果看，數字經濟服務業與文化程度、培訓和經驗都負相關(B分別為-0.093，-3.621，-1.379)，說明農民工所從事的數字經濟服務業仍然是簡單體力勞動、屬于低層次就業。數字經濟服務業并非僅有簡單體力勞動工種，年輕的農民工只有不斷積累人力資本，職業上才有進一步上游的空間和可能。